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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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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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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爱读书的老式人  

2014-12-18 07:53:10|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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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爱读书的老式人 


单纯爱读书的老式人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傅月庵   发表于2014-12-14 10:54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12/14/1215284.shtml
中国私家藏书源远流长。宋朝时便常见记载,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民国之后,渐趋衰颓,1949年之后,这一传统几乎消失无踪了。

  《书之美》非虚构,翻读一过,却让人有着《棋王》重现眼前的感受,想到了王一生,想到了韦力,看到了八个字,仿佛又有了一些乐观的期待:中华雅道,毕竟不颓!

  中国私家藏书源远流长。宋朝时便常见记载,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民国之后,渐趋衰颓,1949年之后,这一传统几乎消失无踪了。

  明清私家藏书之所以如此普遍,固然与时代较近、文献史料保存相对完整、梳理汇整容易有关,但也与当时人口稳定成长,造成科举制度“僧多粥少”困境,士绅阶级、官僚地主为求家族衍殖而逐渐形成的“科举策略”,以及当时热络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

  公元1368年,明代开国以后,除了“靖难之变”期间,发生过短暂南北内战之外,大体而言,四海升平,尤其南方,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稳定成长。明朝初年为数仅三万到六万名的生员(即秀才,有资格参加国家任官资格考试,可以继续往举人、进士一路考上去的),到十六世纪时,已骤增为三十余万人,明末更高达五十万名。反观之,科举名额增加却极其有限,这一结构变化,遂使得乡试(考举人)的录取率,由早年的五十分之一,一下子降到三百至四百分之一。换句话说,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秀才,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这一严峻事实,乡绅士族、官僚地主等主要科举应考阶层,遂琢磨发展出了一套策略:有钱的家族,往往循“纳贡”或“例监”之途,也就是花钱买功名,让子弟获得“监生”(太学生)资格,以便直接参加乡试,闪避竞争激烈的生员行列;另一办法,则是内部竞争,家族子弟若非资质特别颖悟,几年考试落榜后,往往被要求改行经商,以其所得庇护、栽培秀异的晚辈。所谓“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指的就是这一种社会阶层流通状况:原本“士农工商”森严分明的中国社会,明代中叶以后,“士商”界线渐渐模糊,形成了所谓的“儒贾”(学文不成的商人)。千百年以来,“耕读传家”这一主流,竟有了分庭抗衡的力量了。

  这一改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过就是社会力的变迁转移。然而不然,“儒贾”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由于其教育背景,不但为商品经济注入活力,各种经营手法也推陈出新,因而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更由于其文化素养、关怀所在,一旦经商致富,有钱又有闲了,很快便引领风骚,创造出了各种生活美学。举凡今日我们所见的传统风雅之事,如饮馔、品茶、花艺、盆栽、园林、戏曲、养生、旅游、小说、文人画、清供玩赏等,无一不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一种“文人理想生活模式”,一花一木一石一物,都可玩出花样来。整体论述则可从万历文士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及清初李渔《闲情偶寄》等书中窥见端倪。美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接受记者访问:最想生活在中国哪一个朝代?史答以“明代晚期”,或与此一“文人理想生活模式”有关。

  “贾而好儒”、“士商异术而同志”可以说是明清阶层流动的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最好体现,则是“藏书”这一件事。

  中国雕版印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到宋朝便很发达,宋版书“纸好如玉,字大如钱,墨光似漆”,对古书稍有涉猎者即知。这门技艺愈见普及,愈发商品化,则是明代尤其晚明之后的事。如前所述,五十万生员的基本消费人口,加上官僚、士绅,所需图书及笔墨纸砚等文具,足以形成市场,再经新兴商人提倡深化(其中又以徽州商人贡献最大),十六、十七世纪之时,中国南方逐渐形成了藏书文化场域。此一场域,大致沿着大运河与长江这一十字轴线,书坊、雕版印刷作坊,私塾、官学、私家藏书楼星点散布。来回穿梭其间,形成网络的,则是晚清藏书家缪荃孙在《云自在龛随笔》中记载的“书船”:

  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篇帙。旧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之家往往资其搜访。今则旧本日稀,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

  晚明以来,此一场域中书籍流通情况大致如此。“书客”搭乘“书船”,沿着水路,四处贩卖“秘册”(色情书刊),同时也受收藏家请托,查访搜罗各种“奇僻之书”。有供给有需要,市场宛然,其中有小额买卖,也有大笔生意。晚明笔记小说《五杂组》便记载了大藏书家胡应麟(字元瑞)的聚书手段: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以小木为桥,夜则去之,标其名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噉以重金,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及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

  这段话里能看到书籍买卖的商业策略,也能看到书籍聚散的流通过程。有聚有散,流水不腐。明清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江南藏书楼此起彼落,文人商贾、世家大族多以“藏书”为身份标榜,甚至视为积功德、有福报之事。所谓“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在在说明由于市场流通所带来的传播效益,社会对“书籍”这一知识载体的普遍关怀与敬意。

  这一关怀与敬意的深化,让传统“目录学”与“校勘学”获得长足进展,成为乾嘉考据学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影响了明清生活美学,爱书求书抄书读书校书补书晒书刻书,成了士人风雅之事,得与琴棋书画并列,其中自有一种悠闲,或说“自尘世中短暂逃离”的赏玩清趣;一种使命,或说“与古人相晤面”的心印传承。关于这一点,1593年,在吴县当县令的袁宏道写给他舅舅的一封信里,曾经提到了人生的五种“真乐”,其中之一即是:

  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无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而这,也就是当时“文人理想生活模式”部分内容了。

  这一理想生活模式,在明清易代之际,受战火波及,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等到清朝统治稳固,社会平静,便又重新恢复。翻看乾嘉时最有名的藏书家黄丕烈的年谱,实在是“为了书籍的一生”,其“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善”的生平本色,既是晚明以来藏书文化的缩影,也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巅峰标志:藏书家未必是学者,未必是显宦,更不一定是富豪,却仅仅因为爱书、藏书、流通书籍、刊刻善本,而拥有了一方宽广的天地,为世所重,为后人所景仰。

  晚清到民国,西风东渐,西洋船坚炮利威胁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日俱颓,传统私家藏书也渐见衰微。“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对这一传统的一大打击。“把线装书通通丢到茅坑里去!”吴稚晖这句话后面,虽还补了一句“六十年后捞起来再看不迟”,江南藏书楼多少宋椠元刊却已注定花果飘零,甚至漂洋过海,沦落异乡。甚且由于国事蜩螗,战乱连年,“乱世重黄金”,晚明以来藏书文化,至此风雨飘摇,斯文一脉,不绝如缕。

  1949年,内战结束。“太平宝旧书”,照理私家藏书传统恢复可期,谁知1956年针对“民族资本家、私营个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又兴。说是“公私合营”,也是“化私为公”。在此政策下,江南藏书文化场域里的书客、书船、书友多半被风吹雨打去,供应网络濒临瓦解,私家藏书供给由线化为点,顿形困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四海沸腾,神州大地天翻地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一遭到铲除,份属“四旧”的古籍善本,宛如烫手山芋,没收的没收,毁弃的毁弃,更多的是被打成纸浆,造成还魂纸。影响更深远的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的绝对实践之下,奠基于私人“闲”“趣”空间的私家藏书文化传统,至此毫无立足之地,算是被连根拔起了。

  2011年,北京《大方》(O-pen)文学杂志出版,声势惊人。日后改名“庆山”的主编安妮宝贝,企划亲访各个领域杰出人物,初始便以此前一向低调行事的藏书家韦力为对象,几次访谈后,文章陆续刊登,内容深入浅出,一新世人耳目,各方赞赏备至。以此为基础,有了2013年新星出版社的简体版《古书之美》的出版。2014年,台湾“新经典”将此书引进台湾,扩大篇幅,重新编排,是为繁体版《书之美——一个藏书者的视界》。

  此书简体版问世后,评论者多矣,惟多从藏书价值、收书种种着眼,而少及其他。然则,人是历史的产物,文化积累的体现,谈论《书之美》,探看韦力其人,倘若不能将之摆放到上述历史脉络、藏书传统,薄薄不过数篇文章的这本书,与区区一位“古籍爱好者”,或者都要被看轻看扁了。

  韦力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恰当“文革”之时,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文人雅士一概扫入“二流堂”。因为年纪小,浩劫冲击相对有限,这是他的幸!改革开放之后,因缘际会,得列商贾之列,奋身拼搏,贸易赚了钱,却无“大腕”习气,恂恂然一君子,这是他的奇!而后,一头栽进收藏世界里,先是粮票,然后是古籍。无论哪一种,让人惊讶的是,其凝神致志的精神,竟然与明末祁承烨《澹生堂藏书约》若合符节:

  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

  夫藏书之要在识鉴,而识鉴所用者在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如此而已。

  而这,当也就是他所称:

  收藏的一大误区是作为一种消遣。我对此并不反对,但若想收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或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必须对所藏之物有所了解。古人讲究“不破不立”,“破”的前提是要通读,否则,你沾沾自得的发现,岂不知是古人早已嚼烂的东西。读书的广与博是收藏古书的基点。

  如此认知,在明清大藏书家中或属平常,放在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浪潮掩袭,商品经济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收藏”被当作投资手段、古籍善本与书画文物同被视为炒作标的物的中国拍卖市场里,则如空谷足音,杳然少闻了。“我收藏的书,从不卖出。”“如果你不能将收藏升华,只停留在聚物的层面,就没有太大意义,只是一个仓库管理员而已。”“我想做的,就是通过貌似精英示范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值得追崇的,什么才是真正的优雅。”韦力斩然而言,隐隐却有一种与世道背离的孤高。

  甚至,当我们更深入去了解这位收藏古籍善本超过三十万卷,宋椠元刊多有,中国当代最受推崇的“古籍爱好者”(韦力习惯以此自称),或将发现他对于古籍的爱好,实已接近宗教情怀的虔诚,他不抽烟、不喝酒,极少应酬;很少吃肉或海鲜,家中饭桌上超过两样菜,便觉得过剩。太太说他无趣,他也觉得自己不合时宜,原因是他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几乎全数交给古书了——求书读书校书补书整书刻书制纸——内心里则是“一个单纯爱读书的老式人。有一些意兴阑珊,但始终一意孤行”。

  于韦力,古书或者不仅是书,而是一种人间修行了。读完《书之美》的人,想必心有戚戚焉。

  从历史脉络来看,相对于解放之前便已极其活跃的郑振铎、阿英、黄裳、唐弢、周叔弢……这些老一辈藏书家,韦力堪称中共建国之后,真正第一代的私人藏书家。出现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后,亦自有其时代意义。而其个人特质,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之厚实与希望:

  半晌,老者咳嗽一下,底气很足,十分洪亮,在屋里荡来荡去。王一生忽然目光短了,发觉了众人,轻轻地挣了一下,却动不了。老者推开搀的人,向前迈了几步,立定,双手合在腹前摩挲了一下,朗声叫道:“后生,老朽身有不便,不能亲赴沙场。命人传棋,实出无奈。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棋道,我看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古今儒将,不过如此。老朽有幸与你接手,感触不少,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愿与你做个忘年之交。老朽这盘棋下到这里,权做赏玩,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给老朽一点面子?”

  这是阿城小说《棋王》片段。1984年,此篇甫出,轰动一时,海内外纷纷传诵,所讲的,是一个象棋爱好者,生死以之的故事。翻览细读,让人感觉仿佛在百废待举、一片荒凉的土地里,看到了脚下新萌的绿芽,暗夜天空里的一道曙光。

  三十年过去,“荒凉”像个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徘徊。《书之美》非虚构,翻读一过,却让人有着《棋王》重现眼前的感受,想到了王一生,想到了韦力,看到了八个字,仿佛又有了一些乐观的期待:

  中华雅道,毕竟不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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