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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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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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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治史三书》论严耕望的治史特征  

2014-12-23 10:41:19|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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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治史三书》论严耕望的治史特征
2014年12月22日 16: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2日总第683期 作者:魏俊杰字号
http://chis.cssn.cn/zgs/zgs_pl/201412/t20141222_1452249.shtml

  随着历史研究“单位”的缩小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当今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和社会科学化日益加深,历史研究逐渐脱离了“求真”、“求用”和“求善”的主旨。如何避免历史研究的细碎而缺乏整体关怀,如何克服史学研究成为既定理论的奴役,重读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颇能矫正当今史学界的弊病。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严耕望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长于中古历史地理和中古制度史研究。严耕望治史往往从大处着眼,做具体而微的述证,在宏观的通识理念下做精密的考证,故其著作都体大思精,为学术界称道。严先生善于择人治学之长,能将不同学者的治学门道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才性,成其治史特色。

  严耕望认为,冯溶生、李则纲和钱穆三位老师对其治学影响深远。冯师的影响使他初步具有了深入细致的作风,李师的培养使他开始具备了宏观通识的理念。严耕望是钱穆最得意的门生之一,钱师的教导对严耕望的治学取向影响是极大的。钱先生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终身从事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研究。钱穆治学能把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如其早年考证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在宏观的通识下写成的,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在钱穆先生的言传身教下,严耕望逐渐掌握了治史的门径,将宏观的通识与精密的考证相结合,并力争做一流的史学大家。

  严耕望除直接受教于钱穆,还从研读其他史学大师的著作中取其治学之长。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严氏特别推崇钱穆、陈寅恪、陈垣和吕思勉四位先生,称他们是现代史学“四大家”。余英时认为严耕望兼收并揽四大家的优点,“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严耕望取法乎上,吸收众家之长,从而具备优秀史家的治史素养,故能作出令人称羡的一流的学术著作。

  归田自言,“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此主要是指其在考证上的精密。史学研究需要以考证为基础,但要做到考证的确凿可信,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证据。严耕望治史往往考证精密、材料丰赡、证据确凿,精密的考证是严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精密的考证,要以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为前提,严耕望搜罗史料具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严耕望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文繁两百万”,对于该书对史料的搜罗,他自称“陈援庵先生所谓‘竭泽而渔’,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在此基础上,严耕望再做精密的考证,“详征史料,悉心比勘,精辨细析,指证详明”。由此,《唐代交通图考》成为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

  严耕望认为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地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由于严氏著作以述证为主,故以材料丰赡、论断精确见长。如其《唐人习业山林之风尚》一文,为论述士子读书习业于嵩山、少室,一并举出了19条史料作为例证。对于严作考证之精密,周一良读《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后评说:“严书则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余英时谈及此书则言:“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收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至于如何做到考证之精密,严先生把其概括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八字,这既是其治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其治史特色的体现。

  严耕望治史考证精密、细致入微,但考证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是在宏观通识下的考证,旨在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严氏治史所具有的宏观通识,在其史学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治史经验谈》中“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不少内容是谈治史者如何具备宏观的通识。他首先谈到治史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要“专精”也要相当的“博通”,但着重讲“博通”。对如何读史书,他特别强调要读正史,“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对于研究历史,他提出“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这都是他宏观通识的理念体现。

  严耕望有关宏观通识的经验之谈,既是对钱穆等先生治学的继承,也是其自身治史的心得体会。严氏的皇皇巨制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都是在宏观的通识下建构而成的,无不体现他的史学取向。对于严耕望宏观的通识,余英时认为:“他的历史宏观竟与法国年鉴派大师FernandBraudel颇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观点,即后者研究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点也在长期性的结构,而不在变幻的人事。这自然是受到社会科学的暗示而然,不过未加理论化而已。”严耕望治史取向与布罗代尔颇有暗合,但并没有先入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他认为,盲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会使史学研究走上“空疏浮虚”、“游谈无根”之途。

  当然,要做到精密考证与宏观通识的结合是不容易的,许倬云指出严氏之学“既要有棉花针的考证,又要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需要有耐力”。严耕望也自称,“盖余为学,即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严耕望学术成就的取得,在于其兼顾深入与广面,并终身锲而不舍地为之努力。

  严耕望在其师长的影响下,在治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征。严耕望治史重视细节而不失宏观主旨,精细而能见其大,故能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富有新意的立论基于丰赡的史料,而没有先入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故不会成为理论的奴役。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是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应遵循的准则。

 

    (作者系衢州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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