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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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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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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甫帖》辨伪新证(上)  

2014-03-31 06:11:37|  分类: 文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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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甫帖》辨伪新证(上) 


《功甫帖》辨伪新证(上)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钟银兰 凌利中   发表于2014-03-26 07:23

http://www.dfdaily.com/html/8759/2014/3/26/1134190.shtml
从去年底开始,关于苏富比版《功甫帖》的真赝争论便成为了书画界、文物界与收藏界最受关注的焦点。

■ 翁方纲所见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非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

 

图一,翁方纲手稿完整描绘记录的安岐旧藏《功甫帖》鉴藏印,与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不符。

 

 

 

图二   《功甫帖》“禾”字用笔比较——《景苏园帖》(左一)、《安素轩石刻》(左二)、苏富比拍卖“墨迹本”《功甫帖》(左三)、苏轼真迹(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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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翁方纲手稿中以画代字描述其所见印上面一字似“■”(1),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3)上的不同,即与“墨迹本”上面没有一点的椭圆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迹本”竟将翁氏纯属猜测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与前者合拢,(2)貌似“图籍”,明显与翁氏所记不合。

 

 

图四 ▲   苏富比“墨迹本”《功甫帖》所缺的5枚古代鉴藏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左)、“梁清标印”(中上)、“蕉林秘玩”(中下)、“子京”(右上)、项叔子(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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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项元汴钤印习惯——   苏轼《行书渡海帖》(1)  蔡襄《澄心堂帖》(2)  米芾《向乱帖》(3)  米芾《小楷向太后挽词帖》(4)

 

  从去年底开始,关于苏富比版《功甫帖》的真赝争论便成为了书画界、文物界与收藏界最受关注的焦点。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从一开始便深度关注这一事件,一直力求多角度呈现理性学术的声音,在2013年12月30日推出专稿《东坡书风与功甫帖》后,经历了上博研究员2014年1月1日公开发表论文质疑《功甫帖》为假、苏富比发文声明《功甫帖》为真、刘益谦的朋友颜明公开声明称购买者刘益谦未说实话与“选择性耳聋”、刘益谦2月18日举办北京发布会以及这一发布会被多方面质疑等一系列事件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从本期开始将独家连载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钟银兰、凌利中对《功甫帖》辨伪的最新学术文章。本期刊出的《〈功甫帖〉辨伪新证(上)》通过首次公布剖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图一),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真相: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子京三印,梁清标二印亦不翼而飞,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规模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差异甚多,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针对《功甫帖》曾入藏上海博物馆的传言,上博还通过《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首次公布了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的证据。

 

  关于古书画真伪鉴定的方法,明代鉴赏家张应文(约1524-1585)《清秘藏》“论书法”中论述颇精,“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真率造作,真伪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而真伪无能逃吾鉴中矣。或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 ((见本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5版图二)(注1)诚然,目鉴与考证是历代书画鉴定家采用的两种主要途径。二者之关系,当以“鉴”为主,“考”为次,有时更无“考”之必要。换言之,“鉴”之结论若属准确,即便再考,其所“考”必与所“鉴”一致;反之,则相左。因此,两者虽主次分明,亦相辅相成。

  于苏富比《功甫帖》伪本之判断,传统目鉴已然足矣(注2)。不过,倘将晚清“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王端履)这一书史作伪现象作为美术史的研究课题,考证之必要就愈加突出,亦有助于印证上析方法论中“鉴”“考”之辩证关系。

  鉴此,本文将围绕安岐(1683-约1742)旧藏苏轼(1036-1101)《功甫帖》的研究而展开,重点对该帖鉴藏递传之史实真相,以及其摹本的衍生等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梳理与钩沉。希冀对是帖之探讨,为古代书画摹本中一稿多本的画史现象研究,补充新的依据与视角。

  翁方纲所见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非苏富比“墨迹本”

  有关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本幅之鉴藏印记,安氏《墨缘汇观》及鲍漱芳《安素轩石刻》中皆略有记录,比如安氏《墨缘汇观》内容虽较详,但亦非全文抄录(注3)。从目前资料看,堪称最详尽的,非翁方纲(1733-1818)莫属。

  2002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内收《功甫帖》翁氏题跋全文,却未将鉴藏印记信息囊括。事实上,翁氏《复初斋文集》手稿本【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共计一百零二卷,原稿为乾隆至嘉庆间翁氏手写,行草,魏锡曾(?-1882)手书题记,完颜景贤旧物,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第六十七卷中,不仅有《跋苏轼功甫帖》,且于笺纸上栏空处,以行草小字忠实地记录了该帖中所有的鉴藏讯息,为后世还原获知《功甫帖》递藏传承真相及其原貌,提供了最为详细的第一手原始文字与图像资料(注4)。如图所示(图一),释文如下:

  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

  前上一印:色极淡,其色略似《天际乌云》后“之书”、“至法”、“书印”。露后半二字,是红文。上“0”似是“囗”字内某字,下“耒”字,或“耤”。

  下一印白文:只露后半“世家”二字。

  后中间一印:红文。淡。只露前半二字,上似“■”,所露极眇,竟不可知是何字?

  后下角一印:白文。似极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義”字。

  此四印是旧印也。

  余则“张镠”二字白文印、“安仪周家珍藏”六字红文长方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红文方印、“子京”二字红文葫芦印、“项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八字红文长印。

  按,文中“安记”指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安岐的《墨缘汇观》;“天际乌云”即翁氏旧藏苏轼《天际乌云帖》,亦称《嵩阳帖》,民国六年(1917)二月商务印书馆有影印;“红文”即朱文印;“前”、“后”分别指帖之左、右。将翁记与苏富比“墨迹本”对照,有如下数处明显不同:

  1.“前上一印”,可对应“墨迹本”右上骑缝半印作比较。此朱文残印色极淡,属四字印后半二字,翁氏未识作“图籍”,而认为上字可能是“囗”字内某字,下字仅剩左半“耒”,右半全无,翁氏猜测为“耤”之“昔”。按,“耤”古通“藉”,意借也,与“图籍”之“籍”不通用。

  2.“后中间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面中间朱文残印。该印只露前半二字且为残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极少,翁氏竟不知是何字,故以画代述,“似‘■’”;下面一字,可能过于残泐,翁氏竟略去,亦并见到“昔”字。由此可见,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不同,即上面一字“■”与“墨迹本”上面没有一点的椭圆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迹本”竟将翁氏纯属猜测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与前者合拢,貌似“图籍”,明显与翁氏所记不合(图三)。

  3.“后下角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下角“義”字残印。翁氏指出,该白文印似是一枚“极大之印”,印残,只露右上角,“似‘義’字。”试将“墨迹本”中“義”字,按其大小模拟组成四字印,可见其尺寸大小与本幅中“世家”印并无区别,根本不是极大之印。另需指出的是,“墨迹本”中“義”字残印,与“世家”二字印一样,钤盖时与原纸边缘亦留有较大距离,分明是一枚尚不到原印四分之一大小的印章。

  4.介于“张镠”、“安仪周家珍藏”二印与项元汴三印之间,尚有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标的鉴藏印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朱文方印——这两枚尺寸不大的梁氏常用印,于苏富比“墨迹本”中却不见踪影。

  由上可知,翁氏所记“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其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规模大小等特征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差异甚多(安岐旧藏《功甫帖》旧印中也未必是“義”、“昔”,如果翁氏当年所见为“墨迹本”,凭其渊博深厚的金石古文字学修养,是毋需举棋不定的),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尤需强调的是,据上述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初梁清标(1620-1691)收藏递传之史实。翁记诸印按序而列,当录自苏书本幅,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未见项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飞(图四),这根本不符两人鉴藏习惯。首先,项氏获藏之际,帖上仅旧残印四枚,较之后代藏家,数其钤印空间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积空纸上盖印。再者,项氏向以好钤印著称于史,少则三四枚,多则二百余方,钤盖时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迹以传不朽,有时为加钤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将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迹之上。比如苏轼《行书渡海帖》(项氏本幅钤印达14枚,其中“神”“品”二印覆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行草书盛制帖》(本幅项氏钤印15枚,其中“平生真赏”“项氏子京”“神”“品”四印盖于“盛”“藏”“感”三字之上,故宫博物院藏)、张孝祥《行书临存帖》(本幅钤项印12枚,其中“槜李项氏士家宝玩”钤两次,一处直接盖于墨迹上,故宫博物院藏)、蔡襄《澄心堂帖》(项氏本幅钤21枚,其中两枚盖于字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图五)。此番情形于项氏而言,实在是不胜枚举(注5)。

  而作为安岐前辈暨《功甫帖》的拥藏者——梁清标不于本幅钤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则帖中仍有不小的钤印空间,再则身为梁氏书画掌眼、裱画师兼古董商的张镠(字黄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传世所见梁氏珍藏古书画如金李山《风雪松杉图》卷(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元卫九鼎《洛神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等甚夥,除钤盖己印外,多有张氏印记,这几乎成为了两人间的一种配印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张绍介获购之史实。

  因此,项、梁两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递藏该帖持续近百五十年,不可能同时避开苏字本幅空处而另行觅纸钤印。翁方纲获见《功甫帖》之际,帖中共计有11枚前人鉴藏印,而苏富比“墨迹本”仅有6枚,从其高清图诸印边缘看(注6),亦可完全排除流传过程中项、梁5印经重装裁挖之可能。

  更悉,目前明确可知苏轼《功甫帖》于明清时期的鉴藏、著录以及摹勒上石过程,有如下事实:项元汴→张镠→梁清标→安岐→江德量→鲍漱芳(鲍氏《安素轩石刻》中3件苏轼作品均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前后递藏逾250年;其中,据梁清标与张镠之亲密关系,帖中张氏所钤印记,或于梁氏从别处购得后,或将己藏转售梁前(注7)。帖经翁方纲寓目,《墨缘汇观》(1742)、《复初斋文集》(1790)分别著录;按,翁氏知悉鲍漱芳本人及其《安素轩石刻》摹刻情况,更与摹刻者党锡龄互为艺友、与入值军机处的鲍勋茂(鲍漱芳弟)系同僚。摹勒上石情形为:《安素轩石刻》首刻(1799,鲍刻中对鉴藏印有选择性)→《景苏园帖》[杨守敬(1839-1915据前者翻刻)](1892)等。

  综上可以判断: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携示翁方纲赏鉴的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定非苏富比“墨迹本”无疑。

  附:

  许汉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馆文物中均无《功甫帖》记录。2000年5月19日,许允恭先生签收《上海博物馆退还许允恭家庭寄存许汉卿旧藏文物清单》收据(见本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7版图六),共计9件,其中仅1件作品署苏轼之名,品名为《定惠院帖》。

  (1)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藏修堂丛书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2)钟银兰、凌利中《“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2014年1月1日;全文51张配图,可参见《文物天地》2014年1月18日网络版。

  (3)如不录梁清标鉴藏印有: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卷》、展子虔《游春图卷》、李昭道《江帆楼阁图》等;不录张镠鉴藏印的苏轼《覆盆子帖》、《职事帖》(现称《致主簿曹君帖》)等。清安岐《墨缘汇观》,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9月。

  (4)《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集部,全廿八册(九),页2330-2331,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8月影印。按,《复初斋文集》手稿二十卷,附录一卷,诗稿不分卷,笔记稿十五卷,札记稿不分卷,乾隆嘉庆间翁氏手稿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FB.64:97.131-158。

  (5)徐邦达先生论古代私人鉴藏家印记所钤部位:“手卷大都钤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挂轴、册页等也总钤在本幅左、右下角或兼及上角以至裱边。同时,各家钤印也各有自己的习惯,如项元汴的藏印,所见钤在一件书画上的有多至二百余方的,其中有一印重多次,印色亦不相同,应非一时钤上去的;钤得较少的一般也在三四方以上。”见《徐邦达集》(一)《古书画鉴定概论》页4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

  (6)2013年7月9日,笔者受邀于纽约苏富比总部办公室上手观摩时,已经注意到了该帖中诸印边缘之情形。

  (7)张镠与梁清标的关系,可见吴其贞(1607-1677后)康熙七年(1668)记载:“赵松雪《写生水草鸳鸯图》纸画一小幅……。此图观于扬州张黄美(镠)裱室。黄美善于裱褙,幼为王公通判装潢,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梁清标)见爱,便为佳士。时戊申季冬六日。”按,王公通判,即扬州通判王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富书画收藏,曾获藏黄公望《剩山图》卷(浙江省博物馆藏)等。张镠早前曾为王氏物色书画,如王氏所藏刘松年《秋江挂帆图》“观于扬州通判王公斋头。系近日使张黄美买于京口张则之手。时庚戌(1670)秋七月六日”,“《张子政柳燕图》绢画一小幅……。此图为通判王公得于扬州亲友詹用时手,时则观张黄美画日”。清吴其贞《书画记》,见《中国书画全书》(八)页103,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又,梁清标藏传李成《茂林远岫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钤有“邗上张镠黄美拜观”一印,米芾《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钤“黄美曾观”“张镠”二印,从印文内容看,表明物主为梁氏,作为助手的张镠留印或属于鉴定赏玩性质,另如叶梦得《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之情形亦然;如果有张氏印而无梁印,表明可能为张镠经手鉴定过的作品或张氏自己藏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苏轼《行书屏事帖》、苏洵《致提举监丞札》、王安石《行书过从帖》,故宫博物院藏蔡襄《楷书门屏帖》、王素《楷书德才帖》等。■

 

  (未完待续。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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