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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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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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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经济分析方法  

2014-03-09 10:29:20|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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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经济分析方法
http://www.eeo.com.cn/2014/0228/256815.shtml
2014-02-28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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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经济分析方法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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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苏小和

经济史或者经济学思想史,一直都是一门费力不讨好的学问。理由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才正式开始,这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晚近的科学,是一门学科历史比较短暂的思想谱系。但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作为经济的历史,一直都是存在的,甚至一直都是有据可查的。因此,如何在绵长的经济史和比较短期的经济学思想史之间,找到一种学术方法的均衡感,就成为经济史写作的一个难题。

首先要提到的经典著作,当然是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

按照我的阅读趣味,我必须直接说出我的感受。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多少有点让我失望。老人家为了守住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惜上来就设定中西不兼容的思维方式,不顾经济分析的普遍性,也没有言明分析框架。比如钱先生批评西方人过多地沿用了唯物史观,认为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史观大抵来自他们的唯物史观,这大概是不完备的界定。从斯密对经济史的分析框架,到米塞斯沿用人的行为范式来统合经济史,再到弗里德曼的通过货币的专业特征来分析经济史,这些经济史的大部头著作,通常都是从人的意义出发,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遵守了唯物史观的分析路径,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在整个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方面,只是一个分支而已。是不是钱穆先生不太了解这些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的细节,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钱先生的趣味,他坚定地认为,“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仔细分析这句话,再去通读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想来这本重要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把思考的疆域限定在中国经济这个自闭的系统里。

比如谈到唐朝的租庸调制,钱先生历数了这种土地制度的优势,并认为唐朝经济辉煌几百年,主要与这种土地制度的界定有关。唐代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钱先生看好这样的观点,认为唐朝的土地制度有田有身有家,因而租庸调制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制度,并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的政策上,使得“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而且,钱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这种制度“不以田为主,而以人为主,可算是自由经济”。

抓住钱先生的这一与土地制度有关的经济史分析,或许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从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思想史的分析框架来看,唐朝租庸调制是一种由政府官僚体制界定的短期的土地制度,这带来两个方向的问题,第一,短期的租庸调制,背离了孟子所言说的恒产恒心的一般原则,第二,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一种先验的权利关系,而是由政府设计的交换关系,政府成为土地制度的主导者,官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仔细审视唐朝的土地制度,发现与今天中国流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大概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临时性策略,是对中央集权经济制度的一种强化。

还比如钱先生谈到了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漕运”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南粮北运问题。如果按照科斯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的分析方法,一些问题就应该提出,为什么中国朝廷一直都大兴漕运,谁在支持并操作漕运?钱先生陈述了相关的数据,是朝廷以及与朝廷官僚有关的商人在操作漕运,是朝廷将南粮北运问题提高到了朝廷的重要政治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事务。这些问题的提出逼着后人们思考,中国的漕运现象,可能是最不考虑社会成本的经济现象,而几千年以来的统制文化和统制经济,又为这种不计成本的经济方式提供了政治理由。

当然,问题推进到这一步,一个事关经济史的方法论问题,就必须讨论。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用“温情恭敬”的态度和“科学的归纳法”去呈现经济史的真实一面,尽量不加入后来的分析与判断。这当然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坚守的方法论,尊重史料,不带入情绪,更不带入后学的分析框架,力图以客观和真实再现历史,也就是说,讲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学最大的方法论。

所以,阅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就必须直面更加重要的方法论命题,到底钱穆先生倡导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分析中国经济史应该有的方法?我们需要提出很多可以商榷的观点。

第一,同为台湾的经济史大家,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完全立足于他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常识建构起来的分析模型,即政治意义上的集权统合与多元竞争,构成了经济史意义上的市场垄断与自由交换。侯家驹先生的经济史分析带有明显的前置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是钱穆先生使用的“科学的归纳法”这样笼统的方法论。杨小凯教授在写作《百年中国经济史》时,或许是意识到了分析框架的重要性,或许是他深厚的经济学训练让他意识到了人对历史观察的有限性,他上来就提出,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按照这样的经济史方法论,有两种历史学的文本是值得警惕的,一种是以客观、科学为名,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事实上历史已经过去,所有试图还原历史的历史学努力,都是人的理性的自负。另外一种则是事先不言明历史的分析框架,试图以一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视角,否定其它历史分析方法的历史学文本,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我们每个人都背诵过的历史教科书。

第二,仅仅就经济史而言,鉴于经济学理论是晚近的科学,因此经济史的呈现和分析,是不是必须要借助经济学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经济体系的提出,是指工业革命诞生的新技术引起的新的市场分工体系。新技术的出现,才是经济史最大的变量。按照斯密的分析,新技术兴起之前的经济态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之前则是重农主义。最近读钱穆的中国经济史,他显然不了解这个分析框架,按照斯密的分析,中国经济史一直到晚清1820年的被动开放时期,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重农主义经济时代。正是在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史面对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秩序,掉进了一种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简单的对抗里。这是一种经济史分析的遗憾。经济分析具有普适性,即人性在经济事务层面的行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长期处在重农主义阶段,如果不是晚清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商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构建则无法展开。窃以为,以钱穆先生身处的时代,他的问题意识,应该是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按照斯密的分析框架,又必须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兴起近现代科学技术。这是李约瑟中国问题,即使是钱穆先生,也是无法回避的。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钱穆先生不关注经济史变迁过程中的新技术变量?晚清经济史出现新的秩序,尤其是晚清市场的被动开放,是从新技术开始的,即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史事实。没有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能开始。在已经形成的经济史分析思想中,我们看到,如果不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很可能就会掉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之中。有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已经出现,如果不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一定会变成成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台湾的大历史学家刘广京、钱穆的学生余英时,都写过文章反驳。这意味着新技术变量对经济史的巨大影响力,即使是当下的社会,中国有限度融入国际市场,一些普遍的价值观成为一种可能性,也是互联网的技术要素引起的。而不是朝廷的恩赐。

我们看到,陈志武教授组织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从关注新技术的变量开始,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经济史的一个转型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一直都是稀缺的,贫乏的,人均财富占有率是非常低微的,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财富高速成长,遂有今天丰富的现代生活。按照这样的分析,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穆先生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钱穆在当时当地,到底在信息和知识结构的层面,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分布状态。这是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史分析逻辑,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谱系,应该去观察和分析他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构成。我想说出的观点是,或许钱穆先生在讲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并没有在经济学方面过多涉猎,他是在用一种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史。在方法论上,钱穆先生是传统的,他缺少一些经济史的专业性和现代性。

当然,钱穆先生乃一代鸿儒,思想磅礴,学术深厚,我等小子实在是没有任何资格对钱先生的文本挑三拣四。只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经济史,沿着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斗胆说出一些冒昧的言辞。事实上钱穆先生也说过了,“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门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正是遵循先生这样的教导,我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上书粗浅的言辞,借此就教于各路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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