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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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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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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为学 力行恒久——记历史学家茅海建  

2014-04-14 20:32:07|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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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为学 力行恒久——记历史学家茅海建

作者:记者 朱桂英 文章来源:新京报 点击数: 21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12日

http://jds.cass.cn/Item/25310.aspx

茅海建是严谨的学者,平日的生活刻意保持简单与清索,规避喧嚣人事而勤耕史料之海。很多文史学者借着历史以评析当下社会,或从当下社会所残缺与希冀之处出发,怀着现实关怀重新诠释近代史,渐成公共领域内活跃的知识分子,茅海建仍然将自己关在学术象牙塔之内,执著地把历史真实作为学术研究中不灭的梦境,拒绝以言论介入现实的诱惑,拒绝媒体的采访邀请,拒绝被“公知化”。

 

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史学论文与专著面世,新潮理论轮番更迭,相关结论随之更妆换颜,而其茁长的根基,却是经不起考证的史实,一场场热闹的推导、演绎、归纳,实为海市蜃楼,别人看着兴奋甚至颇为入戏,茅海建却有些许悲凉,反复强调,现今史学之重,为“史料重建”。

 

平和 学术不需要枕中秘笈

 

有人感慨,有些文史学者(或写者?),发现一个新史料,就能敷衍成一本书,把历史讲得曲折动人,书与人皆出风头。而茅海建以《天朝的崩溃》出名,之后的书,越写越老实艰涩,比如《近代的尺度》、《戊戌变法史事考》,书中尽是用史料来说明的历史细节,对于习惯从历史著作的阅读中获取如听书般畅快感的读者而言,茅海建的书是繁琐沉闷的,没有宏观的历史叙事,没有精湛的理论演绎,有时连细节都是不确定的,在列举辨析一堆史料之后,茅海建会毫不留情地说,至于事实,仍然缺乏可信的证据。

 

关于学术的意义,茅海建自称去了日本才渐明了。那是1999年,茅海建在日本呆了两个多月,京都学派的细密细心让他心向往之,比如,此派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因为不太了解清朝的制度与奏折术语,便自己动手编写辞典,一点点积累起相关知识。日本访学之旅,只有两个月,但茅海建自以为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明晰了学术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是平淡的、平常、平和的,没有太多华丽色彩,也无需那些枕中秘笈;有一颗平实、平静的学术之真心,力行恒久,也就自然地除了平淡、平常、平和,而会成为不朽。

 

茅海建对自己的老师陈旭麓有极深的感情,在他为自己著作写的序中,或是论文注解中,常于意料之外蔓逸出对陈先生的思念与敬意,其中深情,自然是在文字之外。2008年陈旭麓逝世二十周年,茅海建在纪念会上回忆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只用了两个词概括:平常,自然。那是淡然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没有终身受用的警句誓言可以长刻心中,却有各种细节长久回味,“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曾经茅海建指导学年论文的学生谈及茅老师,多有敬畏。因茅海建自己极为勤奋刻苦,对学生们形成了潜在的约束,爬梳史料,绝不敢偷懒。茅师对学术的自律与对学识的赏识,却是相近的坦然真挚,“平日里不苟言笑,若写出让他中意的文章,则有激昂的喜悦”,“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呆上一小会儿,他的气场就足以影响你一生。”

 

散淡 羡慕做完很多事后再离世

 

茅海建的文字里,亦很难找到旁逸斜出的意趣,似有意少写较随意或论旨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在今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的前言里,茅海建反思了自己作为学者的毛病,长期居于学术规范之中,写东西太有腔有调有规范,而无平静闲心去欣赏江河的潮汐、夕阳西下,或是枝上新萌的绿芽,天上灿烂流星……尽管给自己的书起了如此诗意的名字,但书中篇什,除了少数篇忆旧怀人之文,可称得上随笔,其余的文章,大多是考据色彩浓郁的半学术论文。他自嘲说:“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候都‘毁’人不倦。”

 

而细看他那为数极少的忆旧怀人文,字里行间有一种不受侵扰的平静,抒情表意极为简洁,即便是悼念对那些在他生活与学术生涯中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也是哀而不伤,沉痛或是感激,被他的克制解散成丝丝缕缕状,妥帖地安置于琐碎的私人交往中,很是淡然,反复读之,才能感觉文字之外的深情厚谊。

 

比如他写朱维铮意气张扬之外有细腻体贴,“我当时因《天朝的崩溃》稍受小累,他也知道此事,却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善解人意地不提此事,而多次言及他对陈先生的回忆,让我感到温暖。”而写自己对朱维铮的关切,也就一个细节,那是2010年9月,茅海建去探望刚做完手术的朱维铮,当面并没有多谈,离开朱家后,“我到附近书店去看书,却静不下心来,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坐了很久……”

 

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是茅海建极敬佩的学者,他也曾多次在自己的书中向黄彰健致敬。原因为两个,其一,黄彰健在1974年就发现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其二,他很早就提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又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两项发现历数十年光芒不灭,对茅海建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

 

而2005年茅海建去台湾见到了这位令自己心生敬意已久的学者,听他谈戊戌变法,“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之后当黄寄给他关于“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的稿件时,“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2009年,黄彰健去世,茅海建写了文章悼念,至文末才表露同情的理解:“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与人交往,散淡至此,似乎也是一种境界。

 

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治学一例】

 

83万字鉴注2.5万字

 

关于史料之重建的实践,最常为人称道的,是茅海建对《我史》的鉴注。十多年前,茅海建初涉戊戌变法研究,面对康有为的《我史》,心情很是复杂。《我史》叙述了康有为从出生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这四十年间(1858-1898)的个人历史。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康有为,其本人的记录,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但已有学者如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在研究中发现,康有为此书中作伪。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何处去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很多学人面对这样的困局,选择的是与之和平相处,能绕则绕。而茅海建选择的,是迎面而上:既然《我史》中有伪,作伪也有作伪的理由,本身就值得研究。他决定给《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便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

 

2006年10月,茅海建在国家博物馆读到《我史》的手稿本(共计四万字),便着手开始鉴注工作,主要针对《我史》中从甲午到戊戌的五年(原稿字数约25000字)。康有为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的后五年,被茅海建花了五年的时间以档案文献严格核对,形成83万余字的鉴注本,相当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了重建。史料乃史学之公器,茅海建的核对厘正工作,对后续研究者而言其价值不可估量。

 

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

 

【茅海建论历史写作与研究】

 

“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

 

——摘录于《近代的尺度》,2009年

 

关于历史学家,有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由此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此说曾让刚入历史本科学习的茅海建产生困惑:对于一个愿意研究历史的人而言,在自己的学术早期,应该做些什么?

 

几年后茅海建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师从陈旭麓先生,陈先生也是主张学生尽早进入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来学习历史。于是跟随陈旭麓学习的两年,茅海建大约写了十多万字,“几乎不停地写,也在懵懵懂懂之中进入了史学。”

 

【茅海建主要著作年表】

 

1995 《天朝的崩溃》、《苦命天子》

 

1998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2005 《戊戌变法史事考》

 

2009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2011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2014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另面》

 

冷板凳 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

 

硕士毕业之后七年,茅海建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茅海建的文章中极少涉笔那段生活,大概从一个细节中略能得知些许境况,1988年,得知导师陈旭麓去世,“我当即向领导请假,要求回上海奔丧,谁知竟不批准。我那时还是军人,三次要求之后,只能在北京夜晚寒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新写的文章依旧请他看——忆陈师旭麓先生》,1999年,刊于《书城》)。

 

时间流转至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与充满激情与想象的80年代相比,严肃的公共讨论呈退场姿态,严肃的思考也随之在大部分私人生活中缺席,市场社会急剧崛起,知识分子边缘化,市场与资本更具吸引力。1993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是基于此种背景。

 

茅海建在学术上发力,却刚好就在市场经济于中国掀起狂飙的1992年,已经在社科院近史所任职的他,决意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要把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付诸一本专著。1980年茅海建师从陈旭麓进入鸦片战争研究领域,颇得导师鼓励,但十多年间因工作无暇动笔,而陈旭麓也于1988年离世。这部书的写作,对于茅海建而言,仿如必须偿还的债。他花了十多年收集史料思考问题,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扉页上写的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天朝的崩溃》一书出版后,海内震动,好评如潮。书中有浓郁的民族国家情怀,“天朝”与“泰西”在近代化上存在的差距,仍在当下社会中发出哀怒之声,“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障”,此种论调,既有对社会的反思又含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日益开放且急于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

 

但茅海建自己很少谈及此书引起的阅读热潮,倒是在一篇写于1999年谈拒绝捧场应景式书评的文章中,他有这样的话:“绝大多数书评只是一味地说好话,而且好话也是同一个套路,无非发掘了新的材料(一般不提新材料对该项研究有何突破性价值),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中(其实做到这一点极难,但从目前书评来看似乎很容易做到),文字生动流畅(史学著作文字艰涩实已大大阻碍了读者,影响其销路)云云。此书评与彼书评雷同……”

 

畅销书 失败的尝试

 

1994年春节,茅海建回上海省亲,与友人朱金元先生谈论学术著作的市场前景问题,朱金元是一位资深编辑,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认为一定存在一种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好书应该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又能获得普通读者喜爱的。考虑当时的文化环境,茅海建对“写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充满兴趣。

 

茅海建花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写成《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是他所有著作中气质最独特的,笔调轻松,发论有着精心安排的随意,而且毫不掩饰对笔下人物的感情,“我只是可怜他(指奕詝)。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这样入情佻达的文字,在茅海建之后的著作中很难再见到。

 

有意思的是《苦命天子》与《天朝的崩溃》两书的命运。1994年《天朝的崩溃》书稿交给出版社时,学术著作已经很不景气,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没仔细看书稿就否定其出版价值,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出版,和《苦命天子》在同一年面世。《天》市场反响是出乎意料得好,《苦》既无销售上的成功,也没有读书界的反响。此后,茅海建对“以学术为题目以取悦读者为方向”的写作保持了绝对的距离。

 

去旁骛 将学问进行到底

 

学术研究有理论与考证之别,前者自成一家存一说,可存议容疑问;后者的目标是唯此一说,很难引起讨论,茅海建走的是实证之路,一条需下苦力且孤寂的路。1998年,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茅海建结束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开始转向戊戌变法。之后去日本的短暂访学,似乎成为茅海建学术生涯中如洗礼般的仪式。他反复强调自己去了日本才明晰学术的意义。

 

1999年在一篇写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的文章中,他一边期待“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的胸襟”,一边致敬日本学者,多少蕴藉着对自己的期求:“在茫茫的日本人群中,他们的研究兴趣几乎是无人理解的,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很难有实用的功能,他们是孤寂的一群。当学术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术而非功利的场合,激起学术的冲动,抚慰自己不甘孤寂的心。”

 

回国后,茅海建进入北大历史系执教,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他往返于中国第一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远东与中东研究院等,域外客舍的宁静使茅海建得以摆脱各种杂务,多年潜心研究戊戌变法,系统运用案馆,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进行核定并作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在史学之外的读者看来,茅海建的研究结果,并无令人激动或是别开生面的戏剧性转折,而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由于习惯了进步式叙述,其学科发展轨迹是主题先行,不缺乏结论,但相关史实面目不清,每一个历史细节的考证,都是夯实历史结论的重要手笔。茅海建的研究成果,即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及其续集、《康有为我史鉴注》,要了解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新进展,只看茅海建的史事考就可知,实在令人叹之敬之。

 

茅海建将学问进行到底,将其作为自己抵达学术彼岸的唯一路径,他的孤注一掷,为他带来的是宽阔的学术大道。这些注释密集而行文艰涩的书籍,并没有如我们所猜想的那样无人问津,它们在学术界获得敬意,在市场虽非热捧的宠儿但为长销之作,究其原因,恰恰就是茅海建的期待——学术为天下之公器,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者撰写畅销书的历史写者,都需要将其备在案头。

 

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序言中,作者茅海建感叹阅读这份史料有“惊心动魄”之感,他所感受到的惊心动魄,普通读者可能难以感同身受,需要对历史细节之更细微之处,有敏锐体察的历史观察者,方能获得此种感受。不过,正如茅海建所说,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因张之洞档案,关于戊戌变法,确实让人有新鲜的感觉,获得更为恰当的认知。本版拟略择书中一二新鲜的认知,以飨读者。

 

戊戌变法另面之一

 

康有为的眼光与自我感觉

 

张之洞档案中,最让茅海建怦然心动的,是《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其中有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内容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同办强学会期间,张权开始与康有为交往,他在书信中透露出对康有为的不信任,其中一个理由是,康有为与皇室弟子溥侗结交,溥侗为乾隆第十一子曾孙的儿子,彼时二十一岁,封镇国将军,极富艺术细胞,在政治上无可赞赏之处,康有为却称其天资高有见识志向,为王贝之中的人才。外臣与皇室结交为政治大忌,张权从传统政治原则出发,认为康有为叵测卑鄙,不敢近之。

 

康有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总理大臣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时吾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而张权密信透露的消息是,廖本人不敢不与之递,颇无奈。另外,光绪帝有意设立待诏所以安置康梁,很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传说,无实际根据,所谓待诏所只是一个上书收转机构,无实际政治权力。

 

(详见P76-118,《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张之洞档案

 

溥侗资质平平,且康有为结交皇室犯忌;光绪帝安置康有为的“待诏所”并无实权。

 

张之洞档案

 

张之洞与杨锐关系密切、戊戌政变后曾极力营救,剖白其并非“康党”。

 

张之洞档案

 

康有为对外媒轻言慈禧与光绪帝关系,给光绪带来被废黜的危险。

 

戊戌变法另面之二

 

康圣人诬指张之洞“请杀六君子”

 

维新派领袖唐才常于1900年领导自立军起义被杀后,康有为悲愤而作《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文中有一句称:“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谭嗣同)、杨(杨锐)等六人,以求避党祸,其忍于杀帝党久矣”。而张之洞档案中由张亲笔所写的原件,所透露的却是张、杨之间有着深厚情感,杨锐为张之洞幕僚,由后者保障其物质生活无忧,而杨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京中向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大量电报,交办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电报,张之洞告诉杨锐:“康长素(即康有为)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切祷。”而杨锐曾与人密谋,“请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为平衡朝内政治力量,慈禧太后批准了这个请求,只是后来因突发事件,张之洞没有成功入京。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听到杨锐被捕,张之洞知道消息后,很是焦虑不安,连续发电给张权,先是询问:“叔峤(杨锐字)奇灾骇绝,究因何故?尚有复文否,念甚。”后又担心杨锐受康有为牵累:“叔峤并非康党,何以四章京同罪,焦急亟念。岂康曾保四人耶?能知受累之故否?”之后又发电给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称杨锐品行端洁,文学雅通,平日议论极恶康学,确非康党,可见张之洞有意护杨,并展开营救,最后无果。1902年,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为了纪念杨锐,造了“豁蒙楼”,取名于当年杨锐所颂“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

 

(详见P133-174,《张之洞与杨锐》)

 

戊戌变法另面之三

 

不识时务的政治幼稚者

 

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香港当时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采访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慈禧只是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她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自己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还称光绪帝已经给他密诏(实为康有为自己改窜或自拟的密诏),要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采访文章在《中国邮报》和上海的《字林西报》刊出。

 

彼时慈禧正有废帝之心,而朝中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竭尽心力。康有为的一面之词,简直是火上加油,慈禧据此可以认为光绪帝通过康有为与外国人勾结。这个采访,对正被羁押北京的光绪帝极为不利。张之洞看到采访后,大为震怒,发电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此报流传,为害甚烈。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假设康有为有自知之明,清晰明智的启蒙与政治改革的推进,当区别对待,前者自己来践行,后者让张之洞等政治实力派去开拓,双线互动,也许结局会两样。

 

当然,如茅海建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导言》中所感慨: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假设。

 

(详见P503-514,《戊戌前后诸政事》)

 

康有为记述:

 

皇室弟子溥侗“天资高有见识志向”;自己受光绪帝殊遇,可直递奏折。

 

康有为观点:

 

张之洞本为新党,维新失败,为自保,主张杀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

 

康有为记述:

 

流亡香港后康有为对英文媒体“爆料”,称光绪帝有密诏,命他去英国求救,推翻慈禧。

 

撰文:新京报记者朱桂英

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

2014-04-12 02:30:07  新京报
平淡为学 力行恒久——记历史学家茅海建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平淡为学 力行恒久——记历史学家茅海建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茅海建论历史写作与研究】

  “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

  ——摘录于《近代的尺度》,2009年

  关于历史学家,有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由此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此说曾让刚入历史本科学习的茅海建产生困惑:对于一个愿意研究历史的人而言,在自己的学术早期,应该做些什么?

  几年后茅海建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师从陈旭麓先生,陈先生也是主张学生尽早进入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来学习历史。于是跟随陈旭麓学习的两年,茅海建大约写了十多万字,“几乎不停地写,也在懵懵懂懂之中进入了史学。”

  【茅海建主要著作年表】

  1995 《天朝的崩溃》、《苦命天子》

  1998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2005 《戊戌变法史事考》

  2009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2011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2014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另面》

  冷板凳 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

  硕士毕业之后七年,茅海建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茅海建的文章中极少涉笔那段生活,大概从一个细节中略能得知些许境况,1988年,得知导师陈旭麓去世,“我当即向领导请假,要求回上海奔丧,谁知竟不批准。我那时还是军人,三次要求之后,只能在北京夜晚寒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新写的文章依旧请他看——忆陈师旭麓先生》,1999年,刊于《书城》)。

  时间流转至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与充满激情与想象的80年代相比,严肃的公共讨论呈退场姿态,严肃的思考也随之在大部分私人生活中缺席,市场社会急剧崛起,知识分子边缘化,市场与资本更具吸引力。1993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是基于此种背景。

  茅海建在学术上发力,却刚好就在市场经济于中国掀起狂飙的1992年,已经在社科院近史所任职的他,决意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要把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付诸一本专著。1980年茅海建师从陈旭麓进入鸦片战争研究领域,颇得导师鼓励,但十多年间因工作无暇动笔,而陈旭麓也于1988年离世。这部书的写作,对于茅海建而言,仿如必须偿还的债。他花了十多年收集史料思考问题,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扉页上写的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天朝的崩溃》一书出版后,海内震动,好评如潮。书中有浓郁的民族国家情怀,“天朝”与“泰西”在近代化上存在的差距,仍在当下社会中发出哀怒之声,“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障”,此种论调,既有对社会的反思又含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日益开放且急于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

  但茅海建自己很少谈及此书引起的阅读热潮,倒是在一篇写于1999年谈拒绝捧场应景式书评的文章中,他有这样的话:“绝大多数书评只是一味地说好话,而且好话也是同一个套路,无非发掘了新的材料(一般不提新材料对该项研究有何突破性价值),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中(其实做到这一点极难,但从目前书评来看似乎很容易做到),文字生动流畅(史学著作文字艰涩实已大大阻碍了读者,影响其销路)云云。此书评与彼书评雷同……”

  畅销书 失败的尝试

  1994年春节,茅海建回上海省亲,与友人朱金元先生谈论学术著作的市场前景问题,朱金元是一位资深编辑,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认为一定存在一种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好书应该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又能获得普通读者喜爱的。考虑当时的文化环境,茅海建对“写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充满兴趣。

  茅海建花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写成《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是他所有著作中气质最独特的,笔调轻松,发论有着精心安排的随意,而且毫不掩饰对笔下人物的感情,“我只是可怜他(指奕詝)。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这样入情佻达的文字,在茅海建之后的著作中很难再见到。

  有意思的是《苦命天子》与《天朝的崩溃》两书的命运。1994年《天朝的崩溃》书稿交给出版社时,学术著作已经很不景气,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没仔细看书稿就否定其出版价值,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出版,和《苦命天子》在同一年面世。《天》市场反响是出乎意料得好,《苦》既无销售上的成功,也没有读书界的反响。此后,茅海建对“以学术为题目以取悦读者为方向”的写作保持了绝对的距离。

  去旁骛 将学问进行到底

  学术研究有理论与考证之别,前者自成一家存一说,可存议容疑问;后者的目标是唯此一说,很难引起讨论,茅海建走的是实证之路,一条需下苦力且孤寂的路。1998年,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茅海建结束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开始转向戊戌变法。之后去日本的短暂访学,似乎成为茅海建学术生涯中如洗礼般的仪式。他反复强调自己去了日本才明晰学术的意义。

  1999年在一篇写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的文章中,他一边期待“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的胸襟”,一边致敬日本学者,多少蕴藉着对自己的期求:“在茫茫的日本人群中,他们的研究兴趣几乎是无人理解的,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很难有实用的功能,他们是孤寂的一群。当学术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术而非功利的场合,激起学术的冲动,抚慰自己不甘孤寂的心。”

  回国后,茅海建进入北大历史系执教,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他往返于中国第一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远东与中东研究院等,域外客舍的宁静使茅海建得以摆脱各种杂务,多年潜心研究戊戌变法,系统运用案馆,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进行核定并作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在史学之外的读者看来,茅海建的研究结果,并无令人激动或是别开生面的戏剧性转折,而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由于习惯了进步式叙述,其学科发展轨迹是主题先行,不缺乏结论,但相关史实面目不清,每一个历史细节的考证,都是夯实历史结论的重要手笔。茅海建的研究成果,即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及其续集、《康有为我史鉴注》,要了解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新进展,只看茅海建的史事考就可知,实在令人叹之敬之。

  茅海建将学问进行到底,将其作为自己抵达学术彼岸的唯一路径,他的孤注一掷,为他带来的是宽阔的学术大道。这些注释密集而行文艰涩的书籍,并没有如我们所猜想的那样无人问津,它们在学术界获得敬意,在市场虽非热捧的宠儿但为长销之作,究其原因,恰恰就是茅海建的期待——学术为天下之公器,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者撰写畅销书的历史写者,都需要将其备在案头。

  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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