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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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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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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公题赠“读书是福”(图)  

2014-04-21 17:59:37|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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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公题赠“读书是福”(图)
作者:罗文华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tjrb/2014-04/21/content_7075973.htm
2014-04-21     天津网-数字报刊
来公题赠“读书是福”(图)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3月31日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滨江道逛街,到一家餐厅吃冰激凌。我太太从小有个嗜好,就是不论春夏秋冬都喜欢吃冰激凌,我也习惯了陪她吃。手机忽然响了,山东作家阿滢先生来电说,刚刚从朋友的微博中得知,来新夏先生今天下午去世了。我吃冰激凌从不嫌凉,但这一刻我的心都凉了。

  多次听来新夏先生念叨,人活过90岁,就是活一会儿算一会儿了。《清稗类钞·丧祭类》载:“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如今来先生以92岁高龄仙逝,福寿全归,足可谓“老喜丧”了,但我却总是不愿接受这一现实。后来听来先生的老友、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先生说,就在几周前,受校友委托,由宁先生牵线,组织南开人文学科80岁以上的“十老”在天津电台做视屏讲座,来公因年岁最高而一马当先,竟一周连讲三次。兴奋之余还在电话中对宁先生讲,咱们这些人真是“吃这碗饭的”,是教书的“料儿”,一讲课就收煞不住。就在人们感叹生命之神奇、敬佩和叹服来公敬业之精神时,不料竟传来他的噩耗。

  来新夏先生是《天津日报》副刊几十年的老作者,与报社几代编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来先生与报社的老编辑朱其华老师、刘书申老师、张仲老师等交往甚多。他们当时都是五六十岁,刚刚从受压抑、受迫害的时代被解放出来,青春焕发,干劲十足,对文化事业贡献很大。正是这些老先生的全力奉献,为后来天津文化的繁荣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来先生晚年,在发表的文章中,在与我的谈话中,经常提到报社这些老编辑、老朋友,还多次勉励我一定要把《天津日报》副刊的优秀传统坚持好,弘扬好。

  2003年7月,报社举办“孙犁与天津”研讨会,以纪念孙犁逝世一周年,我给来新夏先生打电话,邀请他出席。当时已年逾八旬的来先生毫不迟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天津日报》的事,我哪能不去!”在会上,来先生做了精彩的发言,他指出,孙犁晚年的散文,无论是从文学意义上讲,还是从学术意义上讲,都是独一无二的;孙犁文章中的传统底蕴,他的文采,均达到了一个高峰。会后不久,来先生便将他的发言撰成《重读孙犁〈耕堂读书记〉》一文,在《天津日报·满庭芳》刊发。该文末尾对孙犁随笔总结道:“他的这些学术随笔用情之深、底蕴之厚、涉及之广、延伸之远、见解之新,不是一般随笔所能并论的,它以情、厚、广、深、新几大特色,为学术随笔树立了良好的典型,把自己铸造成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其实,反观来先生几十年来发表的随笔,也完全具备这些特色。来先生感情丰盈,文心常秉,他的随笔的影响力远远超迈学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说他是一位“作家型的学者”。

  2012年6月,有关单位在津隆重举办来新夏先生九秩诞辰庆祝活动,并编辑出版贺寿文集,我应约写了一篇文章,深情回顾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与来先生的密切交往,高度评价了来先生广博卓巨的学术成就,真诚表达了我对来先生俊逸风采和超众才华的仰慕。拙文题为《来新夏先生之人格与风格》,是摹用了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先生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名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书名。后来很多朋友都对我说,这个标题用意深,起得好。

  2013年9月28日下午,来新夏先生应天津问津书院之邀到该院作“袁世凯在津推行北洋新政”讲座。来先生精神十足,连续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讲堂座无虚席,听众掌声热烈。我特意带着在南开大学读研的儿子到场聆听讲座,来先生见了十分高兴,讲座结束后还与我们父子俩在问津书院庭院中聊天、合影。

  2013年11月14日下午,苏州学者王稼句先生来津拜访来先生,当晚,我和天津作家、学者谢大光、王振良、由国庆先生与来先生夫妇、王稼句先生等在南开大学餐叙。来先生谈道,最近读了我发表的关于钱币的系列文章,感觉角度新颖,历史细节运用得当。来先生夫人焦静宜老师也说,尤其是写外国钱币,要掌握那么多知识,更不容易。

  此后的几个月,虽然与来先生没再见面,但他老人家时常给我打电话、写信,赐稿的频率也很高,明显超过前些年。其中有两篇是他为朋友的书写的序,本来根据报社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在图书正式出版后才能在报纸上刊发序跋,但我和同事们考虑到来先生毕竟年事已高,充分理解他希望尽快看到自己文章面世的心情,便将这两篇书序稍作改动,变通为读书札记,经来先生同意,都及时地刊出了。来先生与《天津日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在我们这一代编辑手里,以高调的乐章鸣奏了圆满的尾声。

  2014年元旦前夕,来新夏先生用毛笔题赠“读书是福”给我。这体现了在将近三十年的交往中他对我的了解与关爱,也寄予了他对包括我在内的晚辈学子的永久的期望与祝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我认为,来新夏先生就符合这些标准,他是完全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在送别来先生的时候,请允许我重写一遍我在《来新夏先生之人格与风格》中曾经写过的一句话:“来新夏先生当之无愧地居于当代最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之列,南开大学为有这样的杰出教授而骄傲,天津学界为有这样的学术大家而荣耀。”

  (作者为天津日报文化专副刊中心文艺副刊主编,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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