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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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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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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剥洋葱”般靠近历史真实  

2014-04-24 04:44:40|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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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剥洋葱”般靠近历史真实
2014年04月23日 08: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张哲http://gn.cssn.cn/hqxx/bwych/201404/t20140423_1080130.shtml

  4月9—10日,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举办了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信息的流转:近代早期的文献记载”(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Record Keeping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探讨了1500—1800年间文献记载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史料记载本身是否中立、客观?历史文献如何影响今人对于历史的认知?历史工作者如何判断、利用文献?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国内外相关学者。

  文献记载、保存或销毁有政治意图

  1500—1800年,文献记载在西方世界得到极大发展。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近代早期历史讲师菲利波·德维沃(Filippo DE VIVO)对本报记者表示,“文献在诞生之初并非作为史学家的‘资料库’,它们多为政治、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衍生品,是行政机构夯实权力,尤其是国家树立权威的实用工具。”

  4月7日,英国剑桥大学针对此次会议发表了专题文章《问与答:文献资料如何塑造历史》(Q&A: How Archives Make History),其中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杰西·斯普恩霍兹(Jesse Spohnholz)表示,自中世纪起,文献主要由政治和宗教机构记录、管理。英国剑桥大学默里·爱德华兹学院研究员凯特·彼得斯(Kate Peters)表示,大多数文献的保存都是出于行政目的,大多数被记录在案的事务也多为夯实权力、行使权能,文献的撰写和保存对于映射和维系政治权力至关重要。

  以英国内战期间的文献记录为例,1642—1651年,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斯图亚特王朝的权威日衰,从力量对比来看,议会方面始终占有优势。国家文献办公室(State Paper Office)管理者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竭力掩饰这一局面,凡是载有对国王不利内容的记录都被销毁和封锁。与保皇派一样,议会派也是通过文献记载确定、夯实其权力。文献记载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政治行为,具有深刻政治含义:哪些被保留,哪些被销毁,背后是社会对于合理性的认知和判断,以及人类的政治参与痕迹。

  历史文献少有边缘群体声音

  斯普恩霍兹表示,自19世纪初期,文献开始备受历史学家重视,被视为了解过去最为直观的窗口。历史文献如何影响今人的历史认知?德维沃表示,文献中经常掩盖了不愿公之于众的事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献的保密性格外受重视。

  德维沃表示,认识到文献记载并非中立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文献记载中鲜有女性、贫困人口、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例如,一些人口史相关研究文献通常来自教区教堂的记录,其中记录有教区每个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信息。然而,不少天主教堂记录这些信息的初衷并非为了人口历史学家的检索,而是确定天主教徒执行圣礼的情况:洗礼、婚姻、临终祈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非天主教徒的信息都被排除在外。

  “文献记载不仅是权力的工具,还是冲突的对象。我为第一部专著在威尼斯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记录的文献资料除供研究外,还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成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收集重要信息的有力辅助工具;二是不少文员受贿后将文献泄露出去。”德维沃说。

  史学任务在于缩小史料和历史真实的距离

  正如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英国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亚历山德拉·沃尔沙姆(Alexandra Walsham)所言:“当代学者往往是在图书馆、资料室,甚至互联网上检索、查阅历史文献,将这些资料从环境、语境中抽离,孤立地看文献本身。然而,环境和语境恰恰是重要的,因为任何文献的产生、组织、保存、破坏都不是中立、客观的,它们的存在本身足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最根本的关切。”

  “但凡历史文献,即便是政府档案,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记录,都有人的主观意志在里面,都或多或少受到利益、意识形态、宗教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文献的失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史料和历史的真实是有距离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维曾在德国和奥地利从事档案调研8年之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史学的意义和任务也正在于此,即缩小这种距离感,努力恢复历史原貌。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发现、揭示、剥离那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就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地剥离人为干扰,一步步地靠近历史真实,这是一个永无休止地追求真理的过程。我所接触到的国内外严肃的史学家大都有这方面的共识。当然,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既然史料都受到主观意志的浸染,那么历史也就无所谓真实性可言。史学的本质就是根据所处时代的精神,对已知的史实和有限的史料进行演绎、附会,浓墨重彩地涂抹主观认识。但这只是极少部分人的看法。需要强调的是,但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从事实证研究工作的经历。”

  脱离史料 史学研究就会迷失方向

  虽然史料脱离不了记录者、保存者主观意识的干扰,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李维对记者表示,严肃的史学工作者不会否认史料的重要性。使用可靠、可信的原始文献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史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实证性,即用原始材料来进行分析证明,而不是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演绎。好的理论可以辅助甚至指导研究,但却不能代替实证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讲,未经证明的理论仍属假设。如果历史学向推理演绎的方向发展,就会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

  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史料这一问题,李维表示,要本着“宜早”、“宜多”、“宜新”三原则。何谓“宜早”?比如在纳粹德国史研究中,使用纳粹分子在战后的供词时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些人为了获得宽大处理,经常提供虚假口供。使用这类材料时,一定要比对战前档案,才能看清历史真相。

  其次,要本着“宜多”的原则。研究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只用某一部门的材料是不行的,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关照到。只有在多条线索的交叉确定下,才能相对准确地恢复历史原貌。

  最后,要本着“宜新”的原则。“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旧材料都是前人使用甚至裁剪过的。这就像是别人的衣服,穿不到自己身上去。要解决新问题,必须发现使用大量新材料,形成新的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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