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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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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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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  

2014-05-12 06:08:03|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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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 


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郑诗亮 张明扬   发表于2014-05-11 09:12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5/11/1151136.shtml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立场似乎一直在改变,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讳言。

李媛 绘

  梁启超研究近年来已成国内显学,但一般读者对梁启超的认知,多停留在其早年参与变法维新的阶段,对民国创立后梁启超在政坛的活动以及晚年的著书立说,则不甚了了。事实上,就像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终其一生,梁启超都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立场似乎一直在改变,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讳言,戊戌变法时,他自然是改良派,变法失败之后,他一度似乎支持革命,但1903年《苏报》案后,又转而保皇,凡此种种,您怎么看待梁启超的这种“善变”?

  夏晓虹:就外在的政治表现而言,梁启超确实一直在变化。并且,和一般人贬斥“多变”是首鼠两端的恶德不同,梁启超一直肯定甚至赞赏“善变”。其实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梁启超就写过《善变之豪杰》一则短文,强调变的只是“方法”,“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而方法的改变有其必要性,或“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总之,“善变”是因应时势的需要以及个人思想的进步而发生。这也预言了梁启超此后的政治选择。

  就你提到的戊戌变法以后的表现看,梁启超本来对维新运动抱有极高的期待,一旦落空,而且六君子、包括挚友谭嗣同人头落地,自己被迫流亡海外,不知归期,这些自然会让他情绪激愤,容易和革命派靠拢。也就是说,在慈禧等顽固派已经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梁启超认为改良的道路已走不通,因此必须采取激进的革命手段。这才有了他和孙中山谈合作之事。但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的观感,使他的思想又发生了转变。所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似乎一下子又从他所向往的民主共和退回到专制独裁的体制。其实,除了身临其境,对美国的认识更深入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梁启超发现,尽管华人到了最先进的共和国家,各种不文明的积习依然存在。所以,问题仍然回到“新民”,即需要开通民智以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众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而单凭革命并不能达成这个目标。

  以此为例,梁启超每次的转向或改变,都有其内在理路,需要具体的分析。不过,从大致的轨迹看,梁启超的“善变”还是显示出他能够并且愿意与时俱进。我觉得郑振铎的说法最精彩:“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梁任公先生》)

  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冲突不断,您怎么看待两人的分歧与冲突?

  夏晓虹: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上述梁启超的性格也有关系。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曾总结两人的区别为,“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因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保皇立场一以贯之,而梁启超则有动摇,直至放弃。就政治分歧看,最早的冲突正是梁启超赴日后的倾向革命。尽管这次的回头根本上还是内力的作用,即梁启超游美后的自我反省,但康有为此前的一再责难与警告,特别是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南海先生辨革命书》,对梁启超诸人的革命言论大加批驳,并以“大病危在旦夕”相要挟,也给梁启超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得不表示悔改。

  当然,康、梁最严重的一次分裂是1917年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两人彻底站在了敌对阵营。而且,在梁启超反对复辟的通电中,斥责“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把老师康有为一并骂到。从个人道德说,康有为的执守不变有值得尊敬之处;不过,如果上升到国家前途的层面考量,梁启超的抉择无疑更应该肯定。

  而我还想说的是,虽然有这么多冲突,但像章太炎那样的《谢本师》式决裂书还是不会在梁启超笔下出现。梁启超到底还有尊师的一面,在康有为七十岁生日时,师生已经和解,梁启超送上了亲笔书写的巨幅祝寿文《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并且,此后不到一月,康有为即遽尔去世,这对师生关系的结局总算圆满。

  1904年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和革命党在《民报》上大打笔仗,一时间俨然是保皇党的言论领袖,您怎么看待梁启超和革命党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冲突?

  夏晓虹:梁启超1906到1907年与《民报》的论战,很长时间一直被看作是他的政治污点。1936年《饮冰室合集》出版时,还特意删除了论争中的两篇重要文章《杂答某报》和《中国不亡论》,应该有“为逝者讳”的意思。这个论战后来被简化为“保皇”与“革命”之争,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即使要概括,讲“立宪”与“革命”之争还更准确些。

  从梁启超的思想脉络考虑,他在论争开始时提出的“开明专制论”,本是继续了游美归来的思考。既然国民程度不够,不能实行立宪,于是需要“开明专制”来开启民智,提升国民政治能力。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梁启超这里,“开明专制”只是“立宪制”的预备阶段,并非终点。当然,论战一旦开始,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泛,双方在辩论中都会有卓见与偏失。这些还需要学界仔细清理。不过,以前那种一面倒的对革命派论说的肯定已不复存在。起码,革命派主张的排满只是一时的策略,不足以成为长远的政治目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梁启超对于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革命”的坚持,则使他随后将讨论付诸行动,立宪运动也实实在在地由日本到国内铺展开来,并最终左右了时局的发展。

  慈禧死后,梁启超在政治上相对活跃起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作为保皇党人的态度和应对是怎样的?

  夏晓虹:辛亥革命是由武昌起义引发,过去只看到它和革命派的关联,现在的研究已越来越明确了立宪派在后续阶段的作用。各省的纷起响应,大多是由于立宪党人对清廷的失望而转向革命,满清王朝才因此失去了天下。而从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政府派遣的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代拟奏折(事件的相关考证与代拟奏折见本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起,即深度介入朝野的立宪活动,和各省的不少立宪派领袖也结下很深交谊。辛亥革命后,他的立场和选择与国内的立宪人物一致,正不足为奇。而1912年10月梁启超的最终回国,也和这些人的招邀大有关系。

  另外,从主张君主立宪到赞成共和,貌似巨大转变,在梁启超那里仍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这就是他归国后一再说明的立宪党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归根结底,对梁启超来说,他始终关注的只是立宪政体的建立与实行。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高调介入了政党政治,还作为进步党的领袖成为了国民党的对手,您怎么看待梁启超这一段在国会政治中的表现?那一段国会政治的混乱状况对他的思想造成了什么冲击吗?

  夏晓虹:梁启超回国,自然希望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影响,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推进新国家的体制建设。因此,他很快参加进步党,并进入政权内部,两度与当权者合作,先后担任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与币制局总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不过,大体说来,梁启超这一阶段的政党政治活动并不成功。首先是进入权力中心,也就丧失了批评的自由。而且,进步党没有兵权,在军阀当政的时代很难有作为。何况,维持现有国体也是梁启超一贯的立场,只是,一再的妥协并未能换来政体改革的尺寸之进。梁启超两次的短暂出任和迅速辞职,都表明了他的失望。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17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主导发布了对德奥宣战书。此举当时遭到了国会的抵制,也受到了国民党及其他政界名流的一致痛责,后来却证明了梁启超的正确与远见,否则中国也不能成为战胜国,获得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当然,这个会议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另一回事。

  对大多数人来说,梁启超最出彩的政治表现应当是在袁世凯称帝后,先是他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后又是他的弟子蔡锷在云南的起兵。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关系如何?有一种疑问是,梁启超长期是立宪派,为何不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呢?

  夏晓虹:袁世凯一向被认作是出卖康、梁等人,使得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的罪魁,改良派对他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但民初的政局乱象,梁启超又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因此,归国后,一度与袁氏合作,才有了上述并不成功的从政经历。而一旦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龙袍加身,从梁启超“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的立场看,既然破坏现有国体必定造成社会动荡,那么,如同在晚清君主制下反对共和一样,他对这一次的国体变更自然也持反对态度。特别是,由君主立宪到共和虽然躐等,毕竟还是顺应世界潮流;而由共和制退回到君主制,则是历史的倒退,在所有方面都突破了梁启超关于国体问题的底线。更何况,袁世凯的称帝也预示着专制时代的到来,严重危及梁启超最关心的立宪政体,因此,他必然起而反对。

  1917年年底,梁启超退出政坛,并且将其政治生涯反思为“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是什么导致了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心灰意冷从而彻底告别政坛?

  夏晓虹:梁启超1917年的辞去财政总长,其实是和内阁总理段祺瑞共进退,类似内阁总辞,本来也很正常。只是,梁启超已是两度出入官场。在内阁如走马灯一样变换的北洋时代,他希望推进的政体改革自然无从着手。原本就在“学问”与“政治”两种兴趣间挣扎的梁启超,又由他的从政实践中发现,他更适合做“理论的政谭家”,而不适应“实行的政务家”角色。这一次的辞职,于是正好可以作为梁启超退出政坛的契机。当然,这不意味着他此后不再就政治问题发言。

  1920年,梁启超出版了《欧游心影录》,政治观点似乎又发生一次大的转变?怎么看待此次转变?

  夏晓虹:梁启超1918年底的欧游,正好赶上巴黎和会召开。他以私人身份,进行民间外交,及时向国内通报和会的进展及中国利益被牺牲的细节,引发了“五四运动”,梁启超也由此开始转向对国民运动的重视。不过,这还不是《欧游心影录》所要记述的内容。

  欧游对于梁启超最大的启示与影响是在文化观的转变。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梁启超从前期的尽力输入西方文化,转向后期以发挥中国固有文化为重心。故1920年3月归来,梁启超最初发表的欧游感言即强调:“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何况欧洲已出现病态,中国更应该独立探求,进而以中国文化救世界。不过,梁启超的归去来并非简单的复旧,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已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与其他文化包括西学化合,生成一个新文化系统。

  就像您的新书标题说的,梁启超一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有一种说法是,梁启超是在政治上失意,才转而投身学术的。但还有一种说法是,正是因为梁启超告别了政治,才成为了我们现在更为熟悉的梁启超,也就是那个清华四大导师的梁启超,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梁启超。

  夏晓虹:前面已经说明,梁启超内心一直存在治学与从政的矛盾冲突。尽管对两者都有兴趣,但如果细加区分,梁启超的介入政治,可以说是“不忍”之心的表现,救国始终是他自觉的责任;而他的研究学术,则纯粹出于不可遏制的冲动,是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因此,不能说梁启超是因为政途失败才转向学问,也不能说由于放弃了政治活动,才成就了他的学者形象。就最终的结果看,政治与学术,对于梁启超来说,其作用恰好是相反相成。没有政治关怀,梁启超无法写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批贯穿“新民”思想的史学名著;而没有学术视野,梁启超只能成为众多政客中的一个,其百年前的政治言论也不会至今仍被人追怀,并越来越显示出持久的价值。

  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一提,即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常燕生曾经从此发论:“在整理国学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绩未必胜于王国维、陈垣诸人,然而在社会所得的效益和影响方面讲,梁先生的成绩却远非诸学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这里的“思想家”可以视为政治家与学者的合体。

  从您个人的感情来看,您是否认为梁启超在本质上更是一位书生,其实不适合参与政治?

  夏晓虹:我新出版的书里,有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伍庄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也是康有为的弟子。这个标题代表了我对梁启超从政的看法。书生并非不适合参与政治,只是其身份应该定位在政论家与政治活动家,以批评监督政府、提出理想的治国方略为职责。而如果变身为政务家,参与实际的政权运作,不但其政治理想必然打折扣,而且也根本失去了批评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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