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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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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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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地理考据得失论 ——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2014-05-20 07:04:17|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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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地理考据得失论 ——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2014年05月14日 07:43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4期 作者:华林甫 字号
http://www.cssn.cn/lsx/201405/t20140513_1157784_3.shtml

内容摘要:作者提出研究清代地理考据的理念,是应深入到清儒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一一检验其考证之是或非,从而得出实实在在的结论。本文以《日知录》为主,探讨了顾炎武在政区沿革、地名用字、地名读音、异地同名、地理方位、地名定位、地理辨误等方面的学术贡献,认为他在沿革地理领域的独立见解颇具学术价值,而顾炎武指出十处《明一统志》之误在客观上开启了批评《明一统志》之风。同时,作者也考辨了顾炎武两类失误,一是唐代领县过十之州,顾炎武认为只有八个,却遗漏了六个;顾炎武关于府制的议论,居然发生四处错误,从而认为评价顾炎武既不可过于苛求,但也不可拔高。

关键词:评论;顾炎武;地理考据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作者提出研究清代地理考据的理念,是应深入到清儒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一一检验其考证之是或非,从而得出实实在在的结论。本文以《日知录》为主,探讨了顾炎武在政区沿革、地名用字、地名读音、异地同名、地理方位、地名定位、地理辨误等方面的学术贡献,认为他在沿革地理领域的独立见解颇具学术价值,而顾炎武指出十处《明一统志》之误在客观上开启了批评《明一统志》之风。同时,作者也考辨了顾炎武两类失误,一是唐代领县过十之州,顾炎武认为只有八个,却遗漏了六个;顾炎武关于府制的议论,居然发生四处错误,从而认为评价顾炎武既不可过于苛求,但也不可拔高。

  关 键 词:评论 顾炎武 地理考据

  作者简介:华林甫(1965-),男,浙江余杭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

 

  顾炎武(1613-1682年)系清朝的“开国儒宗”①,被称作清代考据学派的“不祧祖先”,其“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了有清一代很多学者。清代学者认为:“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②,“炎武娴于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③。有关地理考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日知录》。他的代表性地理著作还有《历代宅京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营平二州地名记》、《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六种。《历代宅京记》为古都学的开创性著作,“前为总论二卷,后十八卷则各按时代详载始末,征引赅洽,考据亦颇精审”④,时代截至元朝,内容限于历代都城、且上古传说时代的都城占了很大篇幅,著作形式为系统地辑录历代史料,寓建都思想于叙事中,而实际上地理考据无多⑤。《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两书为未定稿,《营平二州地名记》“全文当是随笔杂钞,失于删削,不但非其完书,并为未定之稿本”⑥,即使较为成熟的《山东肇域记》亦为完整的明代地理志书式样,均鲜有考证,故地理考据反而罕见。至于《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两书,内容多与《日知录》重复⑦。所以,要评价顾炎武的地理考据,当首推《日知录》⑧。

  一 地理考据的学术贡献

  顾炎武尝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⑨。后人有云:“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⑩。该书在作者生前仅刊刻过8卷,作者去世13年之后,弟子潘耒始刻32卷足本于福建。该书卷三十一的51条札记全属地理内容,卷三“韩城”、卷四“地名”、卷八“属县”与“府”、卷二十“史书郡县同名”与“郡国改名”、卷二十二“四海”、“九州”、“郡县”、“图”等条目也都涉及舆地。

  顾炎武在沿革地理各个方面均有他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如:卷二十二解释了历代疆域中的“四海”、“九州”概念,卷八“属县”与“府”、卷二十二“郡县”等笔记研究了政区制度沿革。

  中国疆域范围,古籍往往以“四海”为言。顾炎武认为,“四海”并非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所谓四海者,亦概万国而言之尔”,“四海犹四方也,则海非真水之名”,一下子就点透了;即使是大海,他认同洪迈的观点,也认为只是一个,因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曰北海,南至于交、广则曰南海,东渐吴越则曰东海,无繇有所谓西海者”。顾炎武也探讨了九州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还停留在相信经书的阶段。

  政区制度体现在地名上,就是政区通名问题。他总结了“府”作为政区通名的历程,探讨了“郡县”、“都邑”、“图”等通名之始。《日知录》卷八“府”条谓:“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至宋而大郡多升为府……沿至于今,无郡不府,而狭小之处犹以州名”,从而造成了“体统乖而名实淆”的局面,因此他建议:“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都乃称府焉,岂不划一而易遵乎?”这一主张以唐代为标准,虽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但提出政区通名应该划一的见解是很有价值的。郡、县是最常用的政区通名,《日知录》卷二十二“郡县”条云:“《汉书·地理志》言秦‘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他列举了《左传》、《说苑》、《战国策》中晋、楚、韩、蔡、齐、秦、吴等国置县的大量事实,又列举了《史记》所载楚、秦、赵、燕、魏等国12个郡名后,说道:“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安得谓至始皇而始罢侯置守邪?”将郡、县通名始于秦始皇之说驳得体无完肤。“都邑”、“图”是古代基层政区的通用名称,《日知录》卷四“筑郿”条引《左传》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卷二十二“都”条:“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卷二十二“图”条云:“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省作‘啚’。”

  舆地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地名要素的辨析,顾炎武贡献颇巨,例如:

  (1)地名用字方面,他论述了“胥门”、“潍水”、“涂水”、“劳山”等地名的用字。苏州古称姑苏,如《史记》:“越伐吴,败之姑苏”,但《淮南子》云:“勾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日知录》卷三十一“胥门”条谓:“古‘胥’、‘苏’二字多通用”(11)。今山东半岛有条河流叫“潍河”,《日知录》卷三十一“潍水”条云:“其字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或又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胡三省注:‘惟’当作‘潍’。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后人误读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与此相似,《三国志》、《晋书》中恒有“涂塘”、“涂水”、“涂中”等地名,顾氏判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潍’省作‘淮’正同。韻书并不收此二字。”(12)崂山乃一方名胜,《日知录》卷三十一“劳山”条云:“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按:指丘处机)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

  (2)地名读音方面,他详细注明了“徐州”、“东昬”的读音。《史记·鲁世家》:“顷公十年,楚伐我,取徐州。”《日知录》卷三十一“徐州”条原注:“《索隐》曰: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非九州之徐”,并且说:“《说文》:‘余阝,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余阝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汉陈留郡有东昬县(治今河南兰考县北),而山阳郡有东缗县(治今山东金乡县),“昬”、“缗”二字形近易混,《日知录》卷三十一“东昬”条特别注明:“属陈留者,音昬;属山阳者,音旻。”并且指出:“《水经注》引《王诲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昬司马登’,是以‘缗’为‘昬’,误矣。”(13)

  (3)异地同名方面,他也有创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古代曾经有不少异地同名现象,《日知录》卷四“地名”条指出:先秦时有两个鄢陵、两个棫林、两个重丘、两个姑篾、两个州国、三个丘舆、五个盂,卷三十一“石门”条指出营州、蓟州各有一石门,“瑕”条指出仅晋国即有两处地方名“瑕”,“楚丘”条指出有两个“楚丘”,而“昌黎”条指出昌黎多至五处。对于如何区分异地同名,《日知录》卷二十“史书郡县同名”条总结了一条规律:“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今顺天府保定县称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小太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4)方位地名方面,《日知录》卷三十一考证了许多方位地名、特别是省名的来历,如陕西、山东、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陕州有陕陌,以东称陕东,以西称陕西,“陕西”条谓史书所载陕西“皆谓今陕州之西,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古人的“山东”是什么概念?“山东河内”条云:“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而非今之但以齐鲁为山东也。”以上二省均在北方,南方各省也多系方位地名。“江西广东广西”条云:“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该条又云“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南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四川省今已析为四川省、重庆直辖市两个省级政区,四川盆地分属不同的大政区早有先例,顾氏指出:“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14)

  (5)具体地名定位方面,顾氏考证了向、韩城、四海、九州、南武城、夏谦泽、绵上、箕、唐等古地名的含义和位置。例如《春秋》隐公二年“莒人入相”,杜预注:“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杜预注:“向,莒邑,东海氶县东南有向城。”《日知录》卷三十一“向”条写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莒,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氶县今在峄。”(15)顾氏先辨“向”之名,然后考“向”之实,考证了“向”地名的来龙去脉。又如夏谦泽,见于《晋书·载记》及《通鉴》卷一○九,《日知录》卷三十一“夏谦泽”条云:“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迳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16),旧有驿,鲍丘水迳其下,而泃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者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在这里,地名方位的考证还结合了顾氏在京东实地考察的体会。再如绵上、箕、唐的位置,传统认为分别在山西介休、阳邑、晋阳,《日知录》卷三十一“晋国”、“绵上”、“箕”、“唐”诸条从晋国疆域逐渐扩展而作出论证,“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认为绵上、箕“必在近国都之地(17)”、“必其近国之地也”,“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18)”。这些合乎逻辑的推理,不失为一家之言。

  (6)地名辨误方面,顾氏对史籍记载地名讹误的辨证不遗余力,花费了大量精力。《日知录》卷三十一既力辨《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之误,又告诫《汉书》“邹平台”二县易发生句读错误,还指正了《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他认为,汉时薛县既不属齐国,也不属菑川国,菑川故地在临淄之东,而薛县故城实在滕县南40余里处。“邹平台二县”条写道:“《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曰邹平,三曰台,四曰梁邹……后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谓‘汉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顾氏中年时旅居山东十一年,所以对齐鲁地形了如指掌,他说:齐地东环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或作盛)二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正义》:“荣成山即成山也”,顾氏论证道:“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19)

  另外,《日知录》所附《谲觚十事》,顾炎武尝考辨孟尝君封邑、太公封营丘、“潍水”用字、孔子吴门、齐景公墓、临朐逢山、劳山、泰山无字碑、以丈人为泰山等十事,多为关于山东的地理考据,亦颇有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括了顾炎武《日知录》的舆地考据之成就。顾氏学问博大精深,于清人学风影响甚巨,在舆地学方面的模范作用也不例外,正如梁启超所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左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20)

    二 批评《明一统志》之风

  《明一统志》编纂有欠严谨,明代学者即已指出。如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东山李白》条指出,杜甫诗有“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的赞美,“东山李白”是李白自称,杜甫只不过是借用了而已,而俗本妄改为“山东李白”;可是,“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21)因而杨慎感叹:“噫,寡陋一至此哉”。(22)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于卷三十二指正《明一统志》一误。明末张天复撰《皇舆考》“其大意在规《明一统志》之失”(23),王世懋撰《读史订疑》也是要“纠《明一统志》疎漏”(24),王世贞撰《弇山堂别集》提及《明一统志》之误八处。徐霞客并非人文学者,却以实地考察证明《明一统志》某些记载之误,例如他认为永宁州的“安笼”写法正确、但普安卫下的“安笼”应正作“安隆”(25),对广西府治东二里广福寺位置载为“弥勒州东九十里”也提出疑问(26)。

  顾祖禹虽主要生活在清初,却以遗民自居,对《明一统志》颇有微词,云:“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27)。

  顾炎武重点指出了10处《明一统志》之误(28):

  《一统志》:“三河,本汉临泃县地。”(29)顾氏则云:“今考两《汉书》,并无临泃县”;在弄清了临泃、三河两县沿革后,他才指出:“先分为临泃,后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30)

  顾氏认为:“《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因为据《晋书·石季龙载记》,在密云山是段辽与燕(慕容皝)合谋而败赵(石季龙)之众,《明一统志》于密云山下则云:“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31)顾氏因而嘲笑道:“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明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祀宋杨业。”(32)顾氏查考了杨业一生行迹,结论是:“是(杨)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杨)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指《宋史·杨业传》)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

  《明一统志》:“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33)顾氏认为:“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

  《明一统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西大房山东北。”(34)顾氏遍考金代诸陵,总结性地写道:“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被弑者一帝……追谥者二帝……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又跻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

  汉乐浪郡有朝鲜县,箕子所封,故地在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顾氏云:“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35),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36),但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37)。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之太息。”

  《明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封东牟侯,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祀不绝。”(38)顾氏考证了刘兴居事迹,结论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尚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安石《虔州学记》有云:“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分别以“旷”、“谷”、“阻”字后为一句,文理甚明。顾氏论到:“今《一统志》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其二语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为千载笑端矣。”(39)

  顾氏云:“《一统志》采辑诸书,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废县,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于土产则云:‘人参、麝香、豹尾,俱废柳城县出’。今府西二十里,乃滦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按《唐书》:营州柳城郡,贡人参、麝香、豹尾、皮出。志本引之,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废柳城县之误也。”(40)

  顾氏又云:“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何以谬欤?”(41)

  因顾炎武的提倡,四库馆臣、胡渭、阎若璩、《大清一统志》作者等群起而响应,于是形成了一股批评《明一统志》之风。

  四库馆臣评价《明一统志》时所举六例舛误,均为顾炎武上述列举的:“其时纂修诸臣旣不出一手,舛错、抵牾、疎谬尤甚,如以唐临泃为汉县,辽无章宗而以为陵在三河,金宣宗葬大梁而以为陵在房山,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以箕子所封之朝鲜为在永平境内,俱乖互不合,极为顾炎武《日知录》所讥;至摘王安石《虔州学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之语,则并句读而不通矣”(42)。可见,顾炎武的学术影响之大。

  胡渭《禹贡锥指》指出《明一统志》之误颇多。例如《明一统志》卷二十二济南府《山川》记载:“漯河在章丘县东北七里,源出长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43)。胡渭指出:“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于章丘县北入小清河”(44)。又如,《明一统志》卷十三淮安府《山川》记载:“羽山在赣榆县西北八十里,即舜殛鲧处”(45)。胡渭详细考证了羽山位置,认为“此山在沂州之东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东北,实一山跨四州县之境也”,指出:“《明一统志》云在贛榆县西北八十里,则误矣”(46)。胡渭指正《明一统志》之误,至少还有三处(47)。

  关于南直隶如皋县的沿革,《明一统志》卷十二扬州府载:“本汉广陵郡地,晋分广陵五县置山阳郡时,已有如皋县,莫知为县之始。隋初省入宁海县,属江都郡;唐析海陵地置如皋镇,南唐复升镇为县,属泰州”(48)。阎若璩觉得“莫知为县之始”之语非常奇怪,虽然《晋书》记载不细,但《宋书》记载得明明白白:海陵太守“晋安帝分广陵立,《永初郡国》属徐州,领县六”。这六个县是:建陵,晋安帝立;临江,晋安帝立;如皋,晋安帝立;宁海,晋安帝立;蒲涛,晋安帝立;临泽,明帝泰豫元年立(49);紧接着海陵后面的山阳郡,“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领县四,曰山阳、曰盐城、曰东城、曰左乡,无如皋属山阳之文”。因此,阎若璩写道:“沈约明云‘如皋,晋安帝立’,安得云‘莫知为县之始’”!进而阎若璩批评“天顺朝臣”,缺乏“披寻全史地志之理”。(50)

  北宋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元丰时,知州杨希元因其祖于淳化中为舒州知州,其父于天圣中为舒州通判,三代为官于此,故建“三至堂”。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舒州升为安庆府;端平三年(1236年),府治迁往一百四十里开外的江边,那么三至堂就不再位于府治了。可是,《明一统志》仍曰:“三至堂在府治东”(51)。因此,《大清一统志》作者指出,《明一统志》错了(52)。又,广西灵山县北一百里的西灵山,一名丰子岭。《元和郡县志》有丰子岭、峰子岭的不同记载,《九域志》灵山县下作丰子岭,《舆地纪胜》记载峰子岭为县主山、又曰西灵山。据考,实为同一处山。《明一统志》卷八十二廉州府山川:“西灵山,在灵山县西百余里”;“峰子岭,在灵山县东北二十五里,县之主山也”(53)。《大清一统志》作者指出,《明一统志》误将一山分作两山(54)。

  正因为《明一统志》错误多多,成为清人纂修全国总志和地方志的鉴戒,以至于清代地方志书也时时纠正其失(55),从反面来促进了地理考据的进步。

  受顾炎武影响,道光二十八年沧州叶圭绶所著《续山东考古录》之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分别是专门针对《大清一统志》初修本山东沿革、山东古迹的辨误,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56)。

  三 顾氏之失

  千虑一失,顾炎武也有不足之处,学者们已指正不少(57),今另举两例。

  《日知录》卷八“属县”条云:“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无过十县者。”今按:此说不尽然。据《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河南府“天宝领县二十六”,河中府“天宝领县八”,太原府“天宝领县十三”,魏州“天宝领县十”,广州“天宝领县十三”,镇州“天宝领县九”,桂州只领十县。除太原府与广州外,各府州领县数均与顾氏异。并且,《旧唐书·地理志》豫、兖、相、沧四州下俱云“天宝领县十一”,定州实际领县也是11个,而幽州则领有12县,此六州所领均已超过10县之数,却为顾氏所脱(详见表1)。顾炎武仅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数字为据,故差失如此。

  又,《日知录》卷八“府”条叙唐代府制云:“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今按:这段叙述,有四处疏误:

  (1)京兆、河南二府始置于玄宗开元元年十二月庚寅(公元712年12月22日),时距李渊建国已近百年,不得谓为“唐初”;并且,此二府与河中府、成都府同为玄宗所置而又分书,误置于武后之前。

  (2)太原府始置于开元十一年,见于典籍记载(见表2)。

  可见,《通典》、《元和郡县志》、两《唐书·本纪》及《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均无异辞。顾氏以为太原府为武后所置是错的,其错误来源于误信《唐会要》卷六十八太原尹之记载:“长寿元年九月,置北都,改为太原府,都督为长史,以崔神庆为之”。此条《唐会要》为孤证,实际上武后时只置北都、未改太原府,且《旧唐书》卷七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九崔神庆本传未见太原尹之说。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接任崔神庆而主政太原者是韦安石,而《旧唐书》卷九十二韦安石本传则载其约于证圣元年前后“拜并州刺史”,并非太原尹,《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本传未及之,故《唐会要》此条记载不可信。

  (3)顾氏“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一语亦不甚确切。据《元和郡县志》卷二、《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三○载,天宝元年改岐州为扶风郡,至德元年改郡名为凤翔,至德二年年末十二月(或作乾元元年)改凤翔郡为凤翔府,《唐会要》卷六十八《凤翔府尹》条的记载最为完整:“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风郡为岐州;天宝元年正月,改为扶风郡,刺史为太守;至德元年七月,改为凤翔郡;二年十二月,改为凤翔府,称西京,李晔为尹;元年建卯月,改为西都;上元二年九月,停西都之号”。可见,岐州于天宝元年改名扶风郡,至德元年改名凤翔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始改凤翔郡为凤翔府,非若顾氏所云直接改岐州为凤翔府也。

  (4)唐末,乾宁四年升华州为兴德府、天祐元年升陕州为兴唐府,均见于《旧唐书·本纪》、《新唐书·地理志》及《资治通鉴》著录,俱为皇帝出狩而置,顾氏失书。

  上文辨析了顾炎武“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之言有误,其实在《日知录》卷八《府》条内,“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也属语焉不详。唐代置河中府,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先是,玄宗开元初置,当年即罢;肃宗乾元三年复置,直至唐亡。关于前一次设置河中府的时间,顾炎武既没说清楚,学术界也一直没引起重视,对此笔者已有考证(58)。



  

  四 结语

  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要特征,地理考据蔚为大宗。本来,“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59),然而意想不到竟然会发生上述那些并不高深的失误。由此想到,今天如何评价清儒考据的地理成就?愚以为,应该深入到他们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一一检验其考证之是或非,从而得出可信的实在结论,以免浮在表面。清代地理学家群星璀璨,治沿革地理者除了顾炎武之外,还有顾祖禹、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梁份、赵绍祖、吴卓信、徐松、张穆、何秋涛、沈垚、李兆洛、焦循、沈钦韩、汪士铎、阮惟和、施世杰、丁谦、杨守敬等,还有一些虽非专门、但也兼治沿革地理的学者如刘献廷、齐召南、王昶、江永、戴震、赵翼、洪颐煊、刘文淇、陈澧、李慈铭、俞正燮、曹廷杰等。与此同时,清代还有一批专门从事地理典籍辑佚、校勘、诠注的学者群,如王谟、孙星衍、张澍、陈运溶、黄奭、马国翰、缪荃孙、王锡祺等。因此,清代地理考据的研究,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学术界十分推崇顾炎武,研究顾氏论著丰富,年谱、传记、著作很多(60),论文也不少(61),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评价非常的高,鲜有指陈其谬误者(62)。笔者认为,顾炎武在地理考据方面的贡献在于开创风气,试图扭转明末“游根无谈”的习气,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主流。但不容否认的是,他对于具体地理考据不是很深入,有些地方还发生了错误,因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他的示范意义大于实际成就。作为今人,评价既不可过于苛求,但也不可拔高。

  今年是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谨撰此文,以志纪念。

  注释: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浙东学术篇”。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67《〈昌平山水记〉提要》。(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68《〈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⑤顾炎武著,于杰点校:《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70《〈营平二州地名记〉提要》。

  ⑦《四库全书总目》卷77《〈京东考古录〉提要》:“旧本题国朝顾炎武撰,载吴震方《说铃》中,其文皆见炎武所撰《日知录》及《昌平山水记》,殆震方剿取别行,伪立此名也”。朱莎莎:《顾亭林〈山东考古录〉考释》,《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⑧《日知录之余》4卷,没有地理考据的内容。

  ⑨《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门人书》(四部备要本)。

  ⑩《四库全书总目》卷119《〈日知录〉提要》。

  (11)此说颇得全祖望肯定,见其《奉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帖》《鲒埼亭集外编》卷45,收入《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日知录》卷31“潍水”条。所据《日知录》为陈垣校注本,见《陈垣全集》第14~16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其中,《陈垣全集》第14册为《日知录校注》卷1—9,《陈垣全集》第15册为《日知录校注》卷10—22,《陈垣全集》第16册为《日知录校注》卷23—32。下同。

  (13)王先谦:《水经注》合校本,卷7《济水注》已正作“山阳东缗司马登”,并云:“官本曰:案缗,近刻讹作昬。案:朱讹,赵改”。赵一清所改系据《日知录》此条,见其《水经注笺刊误卷三》。王氏合校本从之。《水经注》合校本,系巴蜀书社于1985年据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刊本影印。

  (14)《日知录》卷31“四川”条。

  (15)向,故地在今山东苍山县西的向城镇。今地以2012年底的政区为准。

  (16)按:今为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北夏垫镇。

  (17)指故绛,在今山西襄汾县西南。

  (18)今山西翼城县。

  (19)《日知录》卷31“劳山”条。

  (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清代经学之建设”。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21)查《大明一统志》原文,只是在卷22济南府下将李白列入了“流寓”而已,并注明“李白,蜀人”。《大明一统志》版本为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3月影印。又,清编四库全书时去掉了“大”字,故本文中的《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是指同一部书。

  (22)对此,王世贞有异议,认为:“此山东乃关东,非今之山东也。《一统志》固已俗,然用修亦所谓得其一、未得其二者也”。说见其撰《弇州四部稿》卷163《说部·宛委余编八》。《四库全书总目》也有异议。

  (23)《四库全书总目》卷72《〈皇舆考〉提要》。

  (24)《四库全书总目》卷126《〈读史订疑〉提要》。

  (25)[明]徐弘祖等著:《徐霞客游记》卷4下《黔游日记》,象鼻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永宁州安笼菁山,见《大明一统志》卷88,(西安)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原刊本于1990年3月影印,下册,第1358页上。普安卫安笼守御千户所,见《大明一统志》卷88,三秦出版社影印本下册,第1357页下。

  (26)[明]徐弘祖等著:《徐霞客游记》卷5上、第690页,滇游日记。广福寺,见《大明一统志》卷87,下册、1328页下。

  (27)[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8)下文前八处见《日知录》卷31“《大明一统志》”条,后两处分别见同卷“柳城”、“石城”二条。

  (29)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3页下。

  (30)《辽史·地理志》:“三河县,本汉临泃县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指出:“临泃,唐县,非汉县明矣。《明一统志》又承《辽志》”。厉鹗指出《明一统志》之误,亦沿袭《辽史》耳,说见《辽史拾遗》卷14“三河”,可供参考。

  (31)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5—6页。

  (32)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3)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4)见《大明一统志》卷1,上册、第14页上。

  (35)今辽宁义县北。

  (36)今河北迁安市东北。

  (37)按: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县。查《明一统志》卷5永平府,原话为:朝鲜城“在府境内,相传箕子受封之地。后魏置县,属北平郡,北齐省入新昌县”见上册、第97页下。

  (38)见《大明一统志》卷25,上册、第416页上。

  (39)原文见《大明一统志》卷58,上册、第886页上。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7早已指出,此误实始于南宋王象之,见《舆地纪胜》卷32《赣州》;祝穆因之,见《方舆胜览》卷20《赣州》。

  (40)《大明一统志》废柳城县引文见卷5永平府“土产”、“古迹”,上册、第97页下。《唐书》引文见《新唐书·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第1023页。

  (41)《大明一统志》此处引文见卷5永平府“古迹”,上册、第97页下。辽之石城县,始置于武则天时,治所在今河北滦县西北榛子镇,元初废。汉石城县,则在今安徽贵池市西南;即使是后燕所置之石城县,治所也在今辽宁建昌县西,其余十多个石城县与此无关。

  (42)《四库全书总目》卷68《明一统志》。

  (43)《大明一统志》上册、第354页下。

  (44)[清]胡渭著,邹逸麟编:《禹贡锥指》卷3“浮于济漯达于河”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6页。按:《明一统志》原文作“章丘县东北”,胡渭引作“章丘县北”。

  (45)《大明一统志》上册、第209页上。

  (46)[清]胡渭著,邹逸麟编:《禹贡锥指》卷5“蒙羽其艺”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47)即把蔡山指实为在雅州东五里,以漳县西北西倾山当《禹贡》之西倾,将无考之太史河臆说在南皮县北。

  (48)《大明一统志》卷12,上册,第194页下。

  (49)《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5页。

  (50)阎若璩:《潜邱札记》卷6《与刘颂眉书》第4。

  (51)见《大明一统志》卷14安庆府宫室,上册,第231页上。

  (52)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9安庆府古迹“三至堂”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册6、页4743。

  (53)见《大明一统志》卷82,下册,第1250页下。

  (54)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0廉州府山川“西灵山”条。册29、页23033~23034。

  (55)雍正《畿辅通志》卷40“山海关”条,雍正《广西通志》卷44《古迹》“汉丁郎墓”,雍正《浙江通志》卷6武义县“九里潭”条,乾隆《江南通志》卷200《杂类志(辨讹》“相人入下相辨”,叶圭绶撰《续山东考古录》卷32“《一统志》山东古迹辨误东昌府平恩故城”等。

  (56)叶圭绶所引的《一统志》,究竟是哪一部?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之标点本《续山东考古录》第847页第1条注释认为是乾隆时所编的《大清一统志》。今按:乾隆初年编成了《大清一统志》初修本,乾隆四十八年编成了《大清一统志》续修本,故所指不明。《大明一统志》尚无“统部”一说,沿革亦无如此细致的分目,可以排除。今查阅叶圭绶所引《一统志》,于山东省级有《统部沿革表》,于各府均有沿革表,各府沿革表与《大清一统志》续修本、重修本有出入,反而与初修本吻合(中国人民大学庋藏乾隆九年武英殿刊初修本之东昌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青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刘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泰安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曹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登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后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莱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武定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沂州府表,列目有两汉、魏晋、宋、魏、齐周、隋、唐、五代宋、金、元、明),证明叶圭绶所引为《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本。初修始于康熙年间,成书于乾隆初年。

  (57)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0《跋金石文字记》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6述及古北口杨业祠一事,谓炎武“必执后代传闻以驳当年之目见,亦过泥史传之失也”。又,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指出顾氏“河东、山西,一地也”之说也不确切。

  (58)《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9)《四库全书总目》卷86《〈历代帝王宅京记〉提要》。

  (60)赵俪生著:《顾亭林与王山史》,(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赵俪生著《顾炎武新传》,收入《赵俪生文集》第3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可真撰:《顾炎武年谱》,(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祖武等著:《旷世大儒——顾炎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许苏民著《顾炎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外,陈祖武著:《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5章还专门研究了顾炎武《日知录》。

  (61)赵俪生:《顾炎武〈日知录〉研究——为纪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而作》,载《兰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施丁:《顾炎武的史学成就》,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郝润华:《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载《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董平:《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载《学海》2010年第2期;赵旸:《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吴长庚:《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载《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2)笔者孤陋寡闻,仅见一篇,即陈智超:《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载《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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