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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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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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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明代被颠覆  

2014-06-13 05:27:18|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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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明代被颠覆 


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明代被颠覆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俞子非   发表于2014-06-12 06:46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4/6/12/1159122.shtml
“你可能看过《万历十五年》,对万历皇帝印象不佳。但是,你看那个时代,无论是学者、艺术家,都是大师。”

■ 复旦大学举办明朝系列学术活动

■ 不同专业学者全景式描摹明代社会

 

  此前,中国人从来没看到过世界地图,也不知道世界的真正面貌。看到地图才知道,中国在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的最东面。利玛窦为了照顾中国士大夫的面子,将地图挪移了170度,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中间。但无论老外怎么给面子,人们的世界观还是被颠覆了。

署名“钱谦益”的书法,因有“新主嗣位”四字,被认为是柳如是的墨迹。

 

 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颠覆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

 

 何国庆收藏的徐霞客书法。

 

  “你可能看过《万历十五年》,对万历皇帝印象不佳。但是,你看那个时代,无论是学者、艺术家,都是大师。”

  台湾收藏家何国庆着一身粗布中装,说话不徐不疾。老先生近期携52幅明代书画来沪办展。参加开幕式、办讲座,所述不限于书画,而是书画背后的“大时代”、华光璀璨的“晚明人”。

  “晚明人”是怎么样的?复旦大学近日举办明朝系列学术讲座,邀请5名学者,从文、史、哲、文博学等多个角度,描摹一个时代的全景式“生态图”——西方知识的介入,震慑了“天朝为大”的中国人。此后,中国不再位于地图的中央,士大夫们躬身奉师西洋传教士;他们的知识结构中,儒家端居首位,但也能博取众长;“天下”的观念渗入血脉……

 

明朝的世界:中国不再是中心

  1583年,利玛窦登上大陆,在广东肇庆绘出了《山海域地图》。《山海域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今人无法见其真面目。如今世间流传的中国首个世界地图绘本,是传为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除了直到18世纪才被完全知悉的澳大利亚,它与如今的世界地图几无差别。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在其“明朝人的海洋观”的演讲中说,明代人的海洋意识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包括郑和下西洋在内的航海实践,二是由西方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传入者就是利玛窦。利玛窦第一次为明朝人带来了世界地图。“这意义非常重要,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在此次之前,无论是宋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还是之后的《大明混一图》,中国人的思维长期固定:中国就是天下。

  “中国人接受多元性的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基础,正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带来的。你只有接受了地球的概念,你才有可能接受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等等。”邹振环说,利玛窦通过“五大洲”、“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这些跟海洋有关的关键词,将海外世界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此前,中国人从来没看到过世界地图,也不知道世界的真正面貌。看到地图才知道,中国在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的最东面。利玛窦为了照顾中国士大夫的面子,将地图挪移了170度,将中国放在世界地图的中间。但无论老外怎么给面子,人们的世界观还是被颠覆了。

  有一点“无为”的晚明政治 “明代名士笔下的中华传统文化”开展首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来复旦大学客串导览。此次来沪的52件书画展品都出自晚明文人之手。这些文人墨客之名,常见于中文教科书。比如顾炎武、黄宗羲、李渔、徐光启、李时珍、八大山人……将他们聚集作展,一时间,顿有“璨若群星”之感。郑培凯研究古人大半辈子。有些人,还是头一回见到真迹。此番滋味,好似“人从字纸中,活生生地跳了出来”。

  活生生的字画作品,颠覆了人们印象中的明朝。对于“想象中的明朝”,郑培凯概括为两类:一种是“传统观”,如钱穆的《国学大纲》所述,明朝是最黑暗的时代。中国的专制体制从秦代开始发展,直到明朝达到顶端。另一种解释则是“荒淫误国”观:明代皇帝不思进取,流于淫乐,整日花天酒地,耽于朝政。清朝帝王则多雄才大略,加之国库充裕,于是开疆拓土,太平盛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使清朝成为中国帝制时期版图最大的朝代。“大多数说法,都是从体制上来阐述的。但明朝不应该被概括地理解。比起制度,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活?”郑培凯认为,晚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能用“黑暗”一言蔽之。

  晚明的文人有结社的风气,他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晚明最有名的文社有三个:应社、几社和复社,都在南方,也就是今天所言的“长三角”。当年的长三角,经济繁荣,文化昌平,人才辈出。

  崇祯六年,晚明著名的文人集会“复社”举行了第三次大会。会议地点在苏州虎丘。明代著名文学家张溥事先发出通知,邀请各地的文社都派人参加复社大会。几千人从陕西、江西、湖广、福建、浙江等地蜂拥而来。本来会场在虎丘庙里的大雄宝殿,几千人坐不下,于是延伸到殿外的广场上。

  虎丘大会是复社的顶峰。对于此番盛况,清初的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发表过了一通感慨,直言“三百年未有”。樊树志的感慨更甚:岂是三百年未有,简直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在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搞文字狱,更不可能有这种“盛况”出现。

  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对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科学文化高度赞赏,并写入了他的文章。他在《物理小识》等著作里提及欧洲科学文化的成就,而方以智的三个儿子都拜著名耶稣会士汤若望为师。

  晚明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在他的讲座《复社名士的才情与抱负》中,提到了“对文人态度宽容”的崇祯皇帝。复社一度卷入政治风云,崇祯皇帝下圣旨说:“书生之事,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治无问。”后来有一些官员为复社辩护,他又下了一个圣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樊树志提到崇祯皇帝,再度感慨道:此前的皇帝没有这样的眼光,后来的皇帝也没有这样的眼光。

  即使是今人眼里心胸狭隘的万历皇帝,在郑培凯看来,他的性格只是“有一点点放任,有一点点无为而治”。万历皇帝是主要的决策者,但不管小事。知识分子有谈文论道的空间,培养个人的情趣,寻找精神寄托。

  “文化活动很活跃,政府基本上不太管这些。这时,我们会发现,晚明的开放性就在这里出现了——明代中叶,特别是万历以后,它的开放性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它有经济的支撑,它还有文化的开放,它还有与世界的全面接触。”

  江南文化艺术尤其繁盛。郑培凯告诉记者,明朝是两都治,在北京有六部,有中央政府;南京是陪都,也有一个名义上的六部。当时,大多数对文化艺术有兴趣,而无意求仕者聚集在江南,由此形成良好的氛围。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文化是主体,但承认“主体”,并不意味着死守教条做事。“儒家主体,再加上佛道思想,基督教东渐,共同刺激大家思考——这个时代,一定是非常多元的。”

  不过,晚明读书人勤于撰文,并非都出于“游山玩水,独善其身”的目的,也源于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在时局动荡、山河欲破之际,文化危机感起头。比如《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早年整天风花雪月,等到国破家亡,他回首前程,决定要做“正事”——“他追忆当年的繁华,觉得丧失掉可惜。于是记下来,保留历史。”郑培凯补充道,“他追忆的繁华,不是个人的繁华,而是文明的繁华。”

  

读书人的“天下”观

  一般传统的观点,明朝政治是“专制黑暗”的。那么,如此个性多元的知识分子,如何从黑暗年代里“冒”出来的呢?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过书画展后,对黄宗羲所书《致郑梁信札》印象极深,“一下就改变了之前的印象。”黄宗羲作为前明的遗老,自然不服清政府统治,他曾在书中表达“饰巾待尽”。所谓“饰巾”,是一种两端捎带布条的帽子。清军入关之后,强行剃发,明人“生从死不从”:生前无奈剃发随清人,但必须以“明朝人”的身份死去。即使如此,清朝初年,他跟清政府之间也有交往,相互间并不剑拔弩张。

  黄宗羲信札写道,他请人向昆山徐氏借书。徐氏是顾炎武的外孙,但他在康熙朝廷中当宰相。黄宗羲对他的家底心知肚明,自己不出面,请别人去借阅。“黄宗羲和清廷的交往是有策略的,而不是世人想象的‘极端对立’。”

  明朝人流落到清朝,本属“遗民”,内心自然是反抗清朝的。但是,他们又与清朝官员巧妙周旋,这又是何故?“朝代完了,他们(反抗)无济于事,但文化一定要传承。”郑培凯解释,为“文化传承”,王夫之也隐居湖南山中。“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整个民族。再说大一点,人类文化最重要的是:人类文明到底追求什么?”“古代中国人很少突出民族,而始终强调‘天下’。‘天下’是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是一种理想的秩序,一个比‘国’还要高的价值体,是人类秩序的一个依据。”复旦哲学学院教授徐洪兴在讲座“明代名士们的爱国情怀”中说道,“古人认为,保卫一个小朝廷,一个小国家,那是当权者思考的问题。但对于‘保天下’,人人有责。 ‘天下’不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的兴亡,而是指我们中国人生存的这块土地、民族文化的延续。”

  正由于“天下观”的支持,晚明的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表达出宽容态度。“中国人讲‘礼失之而求诸野,近其所学而学之’。所以,中国人吸收外来的东西相对容易——只要比他们好的都学。我们科学技术落后了,就向西方学习技术。我们对生命存在的问题思考不多,就学习他们的科学民主。”徐洪兴教授说。

早报特约记者 俞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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