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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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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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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勋:建筑考古学是建筑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2014-06-17 17:39:14|  分类: 书评与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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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勋:建筑考古学是建筑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赵静荣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6月11日   07 版)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6/11/nw.D110000zhdsb_20140611_2-07.htm?div=-1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是建筑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杨鸿勋,1931年12月生,河北蟸县人。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主攻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中国古典园林;创立建筑考古学,破解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诸多难题。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是建筑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与梁思成先生结缘,决定一生的专业方向

    读书报:您是怎么想到要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后又怎么有缘做梁思成先生的助手,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

    杨鸿勋:我上学太早了,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抗战胜利以后,我该上高一了,哥哥在师大学教育,跟我说:“打基础最重要,你这么小,从初一重新上,在班上都不是年龄最大的,要把基础打好”,于是我又从初一开始念。本来我应该是1951年大学毕业,这样,我1951年才上大学。我在中学时,数、理、化都好,不爱说话,人缘好。当时这样的就是好学生,在班上“有威信”。刚解放,全班一致选举我做“班事委员会主席”,就是后来的班长。我也喜欢语文、历史之类的文科,还业余办过半月刊。我受到那时中学生里流传的顺口溜的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学理、工科,好找职业,所以上大学要报考理、工科,但是又不想舍弃文科。报考大学时到最后一天了,我还没想好报考志愿。当天的《光明日报》来了,我看到占满一版的一篇介绍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文章,作者署名“梁思成”。我一见这三个字,就莫名其妙地肃然起敬。赶紧把文章看完,知道清华营建学系是既有技术科学、又有社会科学,立刻决定第一志愿报考清华营建系。我和梁先生这第一次结缘,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

    我确实和梁先生有缘分,因为他,我才上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大一时,又成为引起他注意的一个新生。这里有一段故事:

    当时苏联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谢甫科夫教授到清华建筑系上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陪他先视察系馆,把一至四年级学生的作业全都贴在走廊两面,请阿谢甫科夫看,了解学生水平。梁先生陪专家走在前面,后边依次跟着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然后是四年级至一年级学生,我们大一学生走在走廊最后。专家一边走一边看,走着走着突然站住了,指着一张“建筑初步”渲染图,说:“请这位同学过来”,梁先生走近细看名字,然后转头叫:“杨鸿勋”。老师们重复着叫,学生也往后传呼,我听到叫我,就挤到前面去,站在专家和梁先生面前。专家表扬我画得非常好,问我是怎么考虑的等等;梁先生也赞扬说好。事后,莫宗江教授说:“走廊两边全是图,好东西自己会跳出来,吸引阿谢甫科夫站住”。梁先生从此记住了我这个大一的小学生。

    梁先生兼职很多,很忙,不是经常到系里来。我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每次来都是直奔我们做公共建筑设计的教室。我们只有四个人,梁先生一进来,我们就站起来,梁先生总是坐在我的位子上,我站在他旁边听他谈指导意见,看他给我改图。别的教室有的同学知道梁先生来了,也都跑到我们教室旁听。

    后来我毕业,“向科学进军”的时候分配我做梁先生助手,也是经过梁先生认可的。

    我毕业分配做梁先生助手工作之前,还有一段曲折。教学改革前,按照美国课程表的四年制,我们班应该是1955年毕业。由于院系调整,取消美帝办的燕京大学,成立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建校委员会,三校土木、建筑两系师、生全体参加建校工作,时间达一个学期。我们毕业前要弥补耽误的这一个学期课程,所以毕业分配推迟到1956年初。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宣布我们毕业分配,宣布别人的分配单位和报到地点都很清楚,说到我的分配单位时,只说“军委”二字,我和大家都觉得很神秘。散会后,我去校长办公室问,才知道报到地点是前门外某某旅社几零几房间。校领导也觉得似乎是保密的工作。后来知道,原来我的工作,是国务院统一分配前由军委先选定的。

    解放初期,军队建设是第一位的,优先军队,剩下的由国务院统一分配。我们毕业时,军队要最好大学——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建筑系的,结果就把我挑上了。要我去了干什么工作也不说。当时正在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周总理说:“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学以致用”,国务院下达文件:大学毕业生分配要由校方了解用人单位符合学生专业,才放人去报到。我的分配,最后了解到军委要我去是做防原子工事。这是土木工程学系结构学专业的事,他们完全要错了专业。学校拒绝让我去报到,答应在下一届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学专业毕业生中,让军委挑三个学生,此事就这样解决了。

    可巧,这时国务院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学院成为优先选拔学生的单位,国家给国际著名科学家配备助手,我被分配到中科院,担任“梁思成助手”。我作为“梁思成助手”,也就跟着他确定了我“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工作方向。

    创立建筑考古学

    读书报:《大明宫》序言中提到,您对大明宫的研究,从1973年开始至《大明宫》出版,整40年,可谓“四十年磨一剑”。您为何如此重视《大明宫》课题,又是如何着手,如何完成的?

    杨鸿勋:大明宫是中国封建社会颠峰时期——唐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群,是一座划时代的园林化的皇宫;对它的研究是《建筑史》的重要缺失。大明宫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对象,不像北京紫禁城,有实物可以考察。大明宫只有地下埋藏的遗址,要研究大明宫必须首先对这些遗址进行复原考证,这就要等待田野考古勘探与发掘的先行了。所以说,大明宫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史学的研究课题,而是一个“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建筑考古学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而田野考古则需要多年的连续工作,室内研究也就只有等待遗址材料取得后才能开展。

    1973年我应夏鼐所长之邀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条件直接接触大明宫遗址的考古材料,于是开始对大明宫已取得的考古材料进行查询、研究。当时夏鼐先生批评有些复原成果不符合遗址实际,认为是“学建筑学的人在做设计”,不是探求其历史原状的考证;遂嘱我重新作出科学复原。这样,我陆续发表了已有遗址材料的麟德殿、含元殿、清思殿、三清殿等的复原考证论文。这仅是大明宫研究的极少数片断,还有待继续研究成果的积累。直到2012年,在两岸同行们迫切希望早日见到大明宫研究成果出版,而督促我的情况下,我才决定不再等待继续发掘的遗址材料,汇总大明宫太液池等整体考古材料的研究积累一起,而就此成书。

    写建筑史,必须掌握时代标志性建筑。欧洲宗教至上,国王都得教皇加冕。宗教势力最大,所以欧洲的时代标志性建筑,体现在教堂上。对于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来说,标志性建筑就是帝王占有的宫殿。当时最好的工程技术、最先进的建筑艺术成就、最先进的建筑材料,都表现在宫殿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重视大明宫研究课题的原因。我1973年一到考古所,就开始着手这个课题,到2013年书的出版,整整40年,也还只能说是个阶段性成果吧。所谓40年才出成果,也不是专干这一件事,中间还做别的事情。

    读书报:请问什么是“建筑考古学”?为什么要创立“建筑考古学”? 

    杨鸿勋:要想知道什么是“建筑考古学”,需要首先知道什么是“考古学”。

    有人由于缺乏考古学知识,错误使用“考古学“一词,把研究古建筑的形制、断代之类叫做“建筑考古学”。其实这种对古建的考察,略相当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属于历史学范畴,也就是建筑史学范畴。

    考古学是以田野遗址、遗迹、遗物为对象的科学,大约百年前形成于欧洲。发展到上个世纪中叶,现代考古学开始分化为两大方面。《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总论介绍:现代考古学由传统的“普通考古学”(General Archaeology)和“特殊考古学”(Special Archaeology)共同组成。所谓“特殊考古学”就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考古学,诸如:陶瓷考古学、青铜器考古学、建筑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等。

    考古学弥补以文献为对象的历史学之不足,也是为了认知历史原状,可以说是复原历史的事、物,因此建筑考古学的关键是遗址的复原考证。普通考古学也是要做复原的,例如新石器考古,对于出土的碎陶片,首先是尽量对接起来,只要从器物的口沿、肩、腹,到底部,大体上能对上,一旋转就出来了这个东西的原状。虽然只有几块是真的,剩下都是白石膏补的,不过大家都相信这是原来的样子。有了器物的复原,才谈得到器物类型的排比研究。所以不能非议建筑考古学复原研究工作。只是建筑遗址的复原要比陶器复原复杂得多。

    创立“建筑考古学”,不是出于个人的志趣,而是考古学、也是建筑史学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从考古学来讲:

    田野考古经常遇到古聚落、古城址、古建筑遗址,而当时主持田野考古工作的是大学考古学系或训练班培养的,其主要任务是田野工作;核心知识是文化地层学和文化类型学。由于缺乏建筑学专业知识,所以在田野工作中,对建筑遗迹现象容易漏掉和误判;室内研究就更谈不到了。由于缺乏建筑学知识,在建筑遗址的发掘中,往往容易造成遗址的破坏。夏鼐先生鉴于这种情况,遂决定要我到考古所从事建筑考古学的创建工作。

    从建筑史学研究方面来说:

    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两位是建筑史学的先驱。他们年轻时,在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古建筑的研究,是从调查现存古建筑开始的。这是建筑史学的奠基工作。而这些古建实物史料,最早的木构也只是晚唐佛光寺大殿,石结构也只是隋朝的赵州大石桥。中国建筑历史源远流长,早期木构建筑都已无存,只靠这些现存古建是解决不了建筑史研究问题的。

    建筑史是建筑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中国建筑上万年的发展,靠现存的这点建筑物,怎么能说明问题呢!屋顶怎么变弯的?斗栱是怎么出现的?四合院是怎么形成的?砖、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等等,都是建筑史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都是现有《建筑史》书中找不到答案的。建筑史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现已无存的建筑遗址的复原研究,在掌握了足够的实物史料后,才能开展建筑发展演变,即所谓“建筑史”的研究。这就是说,“建筑考古学”是建筑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要开展建筑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建筑考古学”这个基础。

    读书报:杨老,听说您在写作《建筑考古学》和巨著《中国建筑史》,能否给我们讲讲这两部书的情况? 

    杨鸿勋:我写的《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在2001年国家文物局机关报《中国文物报》发起的“20世纪最佳文博考古图书”全国公投评选中获得论著类第一名,表明学术界对“建筑考古学”的认可,但论文集还不能说明什么是建筑考古学。我想应当全面阐述这个特殊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还得写一本《建筑考古学》。这部书的初稿已经完成,只待全面润色文字和配置插图,就可以交付出版了。

    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编写,我一直认为有必要改变现有史料汇编式的《建筑史》编写方法,这就要提出一部具体表明我编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建筑史》。我编写的书名是《中国建筑史(上古至清朝)》。这部书在11年前就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约定了。我为了整体思想统一,而本人独自编写全书,而且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需要较长的时间。估计明年大概可以出版了。(本报特约记者 赵静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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