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日志

 
 
关于我

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网易考拉推荐

略论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学  

2014-06-28 18:14:33|  分类: 政治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略论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学
2014年06月27日 06:03 来源:《社会科学》2014年1期 作者:王善军字号
http://his.cssn.cn/lsx/slcz/201406/t20140626_1230206_4.shtml

  【内容提要】 宋代世家大族家学主要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伦理教化以及治学方法的传承和探讨。家学通过家教、父子兄弟相互影响、子弟自我注重学习内容以及家族学校教育等方式得以传承,这与科举制度、专制统治以及家族地位的维护密不可分,家学既有时代的总体特征,也有各家族的具体特点,是宋代学术文化向纵深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 键 词】家学 世家大族 宋代

  【作者简介】王善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学作为家族中世代延续的学问、家族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特色①,在中国历史上起源甚早。某些专门之学如天文学、史学之成为家学,当与世官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但家学与世家大族中的主流群体结合在一起,则是自东汉以后逐渐形成的。陈寅恪先生曾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又说:“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是也。”②

  宋代的学术中心当然已不再限于家族,但在教育发达、文化昌盛的社会条件下,在存续持久、地域辽阔的时空范围内,学术中心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一处。可以说,宋代的家族尤其是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范围内,仍是学术中心之一。因而,其家学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探讨。本文仅就若干方面略加论述,以见教于方家。

  一、宋代家学的主要内容

  宋代家学内容丰富,与自两汉以来的家学内涵并不完全一致。汉代将家学称为家法,也称家业,主要是指治学的方法和规矩,即使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师生之间,治学也要遵守家法。宋代家学虽然也可称为家法,但在此意义所使用的家法一词,往往更多地是指家族成员的治学方法和传统,而普通的师生关系,已很少再称家法。在治学的范围上,汉代以来许多家族往往世传一经,以解释经义为主要学问;而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学,虽然仍有少数世传一经的情况,但整体上看,范围十分宽泛,其核心主题则有两个:一是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描述;二是伦理教化。同时,在治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点的方法,也往往被视作家学的一个方面。

  (一)认识、描述社会和自然的知识,作为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既是普通家族知识传承的主要内容,无疑也是世家大族家学的一个主题。这类知识,在家族内的传承,往往会在某一方面有所侧重。而且,一个世家大族所侧重的方面,又往往能够获得较大的成就和社会影响。怀州武德县人李允及,其祖先“三世传春秋学”,至其父“始以明经取科第”,李允及“亦世其学,端拱二年及第”③。眉山王氏家族以经学和史学而知名,“自嘉祐迄嘉泰,百四十余年,世称为文章家”④。这一家族的学术人物主要是王当、王赏、王称和王立言等。浦城章氏家族的章友直,“善画龟虵,以篆画笔,亦有意。又能以篆笔画棋盘,笔笔相似”⑤。其女章媊,“善界画,颇有父风”⑥;又“工篆书,传其家学”⑦。由武转文的成纪张氏家族,至南宋中期以后逐渐以诗词而知名,其成员自觉继承家学内容的倾向亦十分明显。张镃善诗,“杨诚斋(杨万里)赏其诗”。其子张濡,“擩染家学,别出机杼,独自成家”。张濡之子张枢,“工长短句”⑧。张枢之子张炎,则是宋末元初著名的词人。邓牧为张炎词集作序时明确指出:“其父寄闲先生(张枢)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⑨邵武严氏家族同样以诗词闻名,严羽在《送主簿兄之德化任》一诗中曾自豪地吟道:“唐世诸严盛西蜀,郑公勋业开吾族。后来避地居南闽,几代诗名不乏人。叔孙伯子俱成集,我兄下笔追唐及。……”⑩

  在家族所擅长的方面,还往往形成家族成员学术观点的相同或相近。朱熹曾评论建宁胡氏家学说:“季随(胡宏季子)主其家学,说性不可以善言。……此文定之说,故其子孙皆主其说,而致堂(胡寅)、五峰(胡宏)以来,其说益差,遂成有两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恶相对者又是一性。他只说本然者是性,善恶相对者不是性,岂有此理!……季随至今守其家说。”(11)朱熹不以为然的学术观点,在胡氏家族中却能代代坚持。

  (二)注重伦理教化,是宋王朝建立后的时代要求,也是世家大族家学中的另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又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家族成员之间注重忠君等伦理观念的教育和修养,其二是家学内容上注重对伦理教化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在宋人的传记资料中,时常提到传主的伦理修养,这并不足为奇,因为高尚的道德修养在任何时代都是为人们所称道的。不过,有关世家大族成员的记载中,其忠君思想往往被描述为得自于家族传承,是家学的重要内容。新喻刘氏刘奉世自称其家族“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恃(应为‘怍’)”(12)。王十朋称吴越钱氏“家传忠孝,世袭簪缨”(13)。汪藻所撰写的李纲封赠制书中则说:“具官某,家传经术,世禀义方,教予以忠。”(14)方大琮所撰《方氏仕谱志》对族人的要求是:“学者何记诵多而已乎?词艺精而已乎?科第华其身而已乎?要必基以忠孝,充以器识。自其师友讲习,无非君民事业。则其出也,光明俊伟为国家闻人,而后不负所以学。后来勉乎哉!”(15)显然,宋人是把忠君等伦理观念的教育和修养看作世家大族家学不可缺少的内容。

  世家大族家学对伦理教化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则几乎可说是天水一朝的学术主流。“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橅,可以豫知矣。”(16)宋初最高统治者注重伦理教化,这种“好尚”,就已经预示了世家大族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张端义所说的“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17)——周惇颐、程颢、程颐、张栻、朱熹、吕祖谦、胡寅等人,恰恰正是理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人物。仕宦最为知名、家学又源远流长的东莱吕氏,一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18),学术难免庞杂,然其核心仍是对伦理教化的探讨。朱熹说:“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19)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20)。其子希哲,“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21)。希哲玄孙祖谦,其“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不但进一步发展了家学,而且影响巨大,“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22)。与二程道学并行的陆九渊心学,在这一问题上也是殊途同归。“象山先生家学有原,一门少长,协力同心,所以敬养其亲者,既已恪供子职。”(23)陆氏本身为义门,伦理教化为世所称。

  (三)世家大族在家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点的方法,往往能够成为一个家族治学的鲜明标志,也更容易引起后人的注意。《宋史》编修者总结新喻刘氏、南丰曾氏的家学说:“宋之中叶,文学法理,成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24)刘氏治学方法主要是“心悟理解”,“求其意义合于圣人者”(25)。刘敞“博学雄文,邻于邃古”,其弟攽“虽疏隽,文埒于敞”,其子奉世“克肖”,世称“三刘”(26)。曾氏的方法则主要是“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27)。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其弟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28)。泉州苏氏家族家学以“博学”知名,宋神宗曾问苏颂:“卿家必有异书,何故父子皆以博学知名?”他回答说:“臣家传朴学,惟知记诵而已。”神宗感叹说:“此尤难也。”(29)苏氏家族以记诵作为基本的治学方法,对家族成员来说,的确更需要勤奋和毅力。

  二、宋代家学传承的方式

  世家大族成员之能够获得家学滋润,做出成绩,为世人所称,并非生而知之、自然而然,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人为努力的结果。

  (一)长辈对晚辈的教育亦即家教作为传统社会中家学传承的主要方式,宋代亦然。世家大族成员中的长辈,有仕宦者,有赋闲者,也有致仕者。仕宦者在仕宦之余,多以教育子弟为要务。而赋闲者和致仕者,更以教育子弟作为自己的专职工作。因此,世家大族子弟得自于长辈的家庭教育,实为其所受教育的重要方式。泉州苏氏家族苏颂自注其“代家训”长诗中的“始时授章句,次第教篇韵”一句云:“我生五岁,先公口授《孝经》、古今诗赋,皆成诵。又令从诸父教学,不数年而诵五经,习《尔雅》,知声律。”(30)眉州苏氏家族的苏辙在其奏疏中说:“臣幼无它师,学于先臣洵,而臣兄轼与臣皆学。”(31)“自挟世学”的成都范氏家族范漼,“年少时欲起荣国(范百禄)、太史(范祖禹)之绝学,以上袭忠文(范镇),满口故家典型,而问学渊源,内有师友”(32)。真德秀为赵华文所撰墓志铭亦称:“公之学,得于家庭而成于师友,以不欺为立心之本,思过为进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33)正是基于这种教育的重要性,吕希哲甚至说:“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鲜矣。”(34)

  (二)父子兄弟相互酬唱、相互影响。在世家大族内部,“一门酬唱胜交游”(35),成员之间或朝夕相处,或频繁交往,学术影响十分明显。相州韩氏家族的韩琚,“父兄既没,抚养弟侄,极其恩意。间或文酒相忻,门庭之内,自为师友”(36)。端州李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大性与弟大异、大东并跻从列”(37)。泰州周氏“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38)。抚州陆氏“家学有原……伯叔之间,自为师友。梭山、复斋,皆为一时闻人,而先生(陆九渊)又杰出其中。”(39)井研牟氏家族在牟巘一辈正值宋元鼎革,但牟巘仍然是“父子自为师友,日以经学、道义相切磨”(40)。可见,在世家大族成员间相互酬唱、相互影响的学术环境中,成就了不少杰出人才。

  (三)子弟受家族传统和家族精神影响,自我注重学习内容。世家大族子弟在求学深造的过程中,往往以家族中的精英人物特别是先辈精英为榜样,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自觉向其靠拢。婺州人王柏,“大父崇政殿说书师愈,从杨时受《易》、《论语》,既又从朱熹、张栻、吕祖谦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兄弟皆及熹、祖谦之门。柏少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年逾三十,始知家学之原,捐去俗学,勇于求道”(41)。王柏的“勇于求道”,完全是其自觉向家学靠拢的结果。台州王氏则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同样的方式。王齐舆“晚归林泉,诗足以自适,其体亦盛时前辈作”,“其曾孙任,复自力于斯道,沨沨乎大篇,幽幽乎短章,信有其祖风焉”(42)。

  芮煇在为葛立方《归愚集》所作的序言中,对常州葛氏家族的发展情况评论如下:

  至于自祖及孙,奕世相望,愈出愈新,如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之家学者,亦鲜哉!葛氏自通议(密)起家,清孝(书思)继之,而官犹未达也。文康公(胜仲)始以文章大厥声,为天下近臣于铺张太平之时。至吏部,又以文章掌制于南渡中兴之后。吏部之子正言邲,今复以文接踵台阁,言论风旨,为时人闻。盖葛氏之学,通议、清孝培其本,文康发其华,吏部撷其英,而正言又将以润色而振耀之者也。(43)

  可以说,葛氏家族这种家学得以不断发扬光大的走势,与子弟在学习钻研过程中主动以自己家学的内容为对象是分不开的。

  (四)即使是家族的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也往往受家族传统的影响而有所侧重。家族或家庭开设学校,聘请塾师教育子弟,虽受塾师知识的限制,但一方面有不少塾师产生于本家族成员之中,如陆游诗中所云“诸孙入家塾,亲为授《三苍》”(44);另一方面,被聘请者往往是雇主的朋友,甚至“情甚骨肉”(45),在学术上也多为趣味相投的人。因此,家族子弟在这种教育环境下也能接收到不少的家学信息。

  三、宋代家学传承的动力

  在宋代官学教育甚为发达、民间教育也多种形式并举的社会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家学传承仍能异彩纷呈、引人注目,这显然是由各种动力促成的。

  (一)宋代诗书类世家大族(46)的家学延续,与科举制度下的仕宦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宋政府对科举入仕和进士身份的重视,使世家大族成员要想在仕宦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就首先考虑自己在文化竞争中是否占有优势。凭借先辈的积累,取得文化优势的便捷途径莫过于继承和发扬家学。在现实社会中,凡是家学得以继承和发扬的家族,基本上仕宦方面也异常顺畅;而家学后继无人的世家大族,其政治地位也往往随之衰落。叶梦得教育后人:“旦须先读书三五卷,正其用心处,然后可及他事,暮夜烛亦复然。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苟善于此,一生永不会向下作下等人。”(47)澶渊张氏家族,“父祖继以文章登儒馆,显名于世,斯立(张挺卿)与其兄都官员外郎晋卿传其家学,俱用是擢进士第”(48)。澶州晁氏家学源远流长,其家族政治地位也得以长期延续,其家族成员中进士而可考者即达25人之多(49)。“以文辞行谊起家”的新昌石氏家族,“宗属数十百人,絃诵洋洋,贡于乡,选于学,射策于廷,曾靡虚籍,以故为东南望族”(50)。成都范氏家族“世显以儒”,家学传承为世人所称道,而政治地位之维持亦相当成功。本师胡昭曦先生认为其“既是政治家族,又是学术家族”(51)。《氏族谱》记其科举和仕宦情况云:

  凡范氏父兄子弟,名位虽不尽皆通显,而施为率从厚,为部刺史,为郡守相,门第盖相望。三岁一举,中选者多,记不胜书。至以赏、以恩、以封、以赠,又略焉。它族什如其二三,号曰盛;至范氏,则人人以为当然。(52)

  兴盛实例不胜枚举,衰败实例亦俯拾即是。河南程氏家族在北宋时期曾产生了两位大学者程颢、程颐,但南宋时却家学不传,尽管朝廷屡次褒录赠官,却终究门户零替,家道衰落的状况无可挽回(53)。以三兄弟连中高科而知名的阆州陈氏家族,其家学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三陈子孙不思进取,多靠荫补入仕,而鲜有中进士者,家族的衰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54)。楼钥代范孝隆所作《上蒋参政书》,曾说襄阳范氏在范宗尹之后,“惟是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学取世科,委靡阘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绅之列”(55)。可见,科举入仕是诗书类世家大族维持政治地位的手段,也是家学传承的基本动力。

  在宋代崇文的社会环境下,个人或家族的学术影响和学术能力,往往亦能对仕宦产生一定的作用。经常有官员或处士因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而在政治上引起注意并受到朝廷的重用。换言之,学术影响的扩大,有可能带来仕途的飞黄腾达。因此,世家大族注重家学传承和家学影响,也是对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具有一定支撑作用的。楼钥在吕大麟知常德府的制词中就曾说道:“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献不坠,未有盛于吕氏者也。……起尔于家,以尔素守家法,好学不衰,宰郡有循良之称,在朝谨靖共之守。……能大其家,则为报国。”(56)而他颂扬陆梓“奕世承家学,诸公荐吏能”(57);称赞高似孙“夙有俊声,能传家学;词章敏赡,吏道通明”(58),更是直接将家学与吏能结合在一起了。张孝祥的与抚州陈知府启,亦云“家学之富,盖有本原;吏事之精,尤高盘错”(59),与楼钥所写赞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学以致用,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学术能力转变为政治能力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正如诗人所言:“好将平昔家传学,勉力登朝立世勋。”(60)

  (二)世家大族家学的传承,还与专制主义下的思想需要密切相关。专制君主需要巩固统治,巩固家业,即需要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和学说;而世家大族则需要仕宦,需要在政治利益的划分中时常能够分得一杯羹。这就需要世家大族的家学能够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能够为稳定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提供有用的东西。宋仁宗访孙瑜家世,并对他说:“卿,孙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辅朕。”(61)以“道”来辅佐最高统治者的统治,这是自上而下对世家大族的一个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稳定自身地位也同样需要伦理教化。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世家大族治家要讲究“忠厚雍睦”,而庄园农奴制下利用人身依附关系对家族成员和依附人口的控制,在契约租佃制兴起后要逐渐转化为用思想的道德的力量加以控制,所以强化伦理又是世家大族自身的基本要求。强化的结果之一,是要求成员讲究向自身反省,讲究一个“敬”字。能传家学的胡安国之子胡宏,就特别强调“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个‘敬’字”(62)。不过,仅仅讲究“敬”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只停留在个人思想修养的层面上。所以,还要进一步由“敬”及“义”,将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如程颐在回答他人提问时所阐述的一样:

  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为孝,不成只守著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所以侍奉当如何,温清当如何,然后能尽孝道也。”(63)

  只有这样,才能以家族的力量抗拒日益加剧的社会流动的冲击,才能使家族地位得以维持。如新喻刘氏的情况是:“惟刘氏自国朝开基,以至于极盛之际,世有显人,名在国史。忠厚雍睦之风,相传以至于今,世系益远,而家法不衰。君(刘靖之)之兄弟又能克笃其敬,相勉以道义,蔼如也。大家子孙能世守如此者,其亦鲜矣。”(64)上述两方面要求的交互作用,就是促成世家大族家学特点的根本原因。当然,世家大族所治家学,绝不仅仅是对其家族成员的要求,而是必定要推而广之,亦即对社会成员也就同样要求“敬”,同样要求“向内心反省”。刘靖之在任赣州教授时,对诸生“谆谆辨告,如教子弟。……其教大抵以读书穷理为先,持敬修身为主”(65)。胡安国在衡山设文定书堂讲学,其内容“大抵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66)。而对他人“主敬”的极端要求,必然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

  清代学者全祖望曾云:“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67)这虽是就当时的主要学派而作的概括,但以之观察一些著名世家大族的家学,也大体相宜。

  (三)世家大族家学的代代相传,不但有利于维持其政治地位,而且对其社会声望的长期维持,也是十分有利的。家学在传承的过程中,自然会不断有家族成员著书立说。而著书立说,亦即立言,则为古人所谓“三不朽”之一,它不但可以“扬名于后世”,而且也可以“以显父母”(68)。因而是有利于家族社会声望的维持和提高的。长期的家学相传,既可使家族的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又可使家族成员的文化、伦理素质得以提高并为社会所认可。苏颂称赞吴越钱氏家族“一门盛美时难及,家学于今令子传”(69)。晁公溯在《景迂先生论语讲义序》中说:“汉之诸儒则尚知尊信其所门,非嗣其家,承其师,则不得在学官……惟予家则尚仍汉儒之旧,文元公之学,其如源乎江汉而放为大川,四传而及予族伯父景迂先生,则既合于海矣。”(70)这无疑是对本家族家学发展的自信表述。楼钥也曾自述其家族情况说:

  吾门自高祖先生以儒学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传,学者以诗礼相勉,门内雍穆,虽总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为乡里师表,一时名士,咸出其门,儒风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鸣者相继。……诸父承家学之传,尽洗膏梁习气,至不使人见有子弟态。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生长以来不知人间辛苦劳役事,正以上世书种不绝,故得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从子,皆宜自勉于学,以无负尉曹咏归之意。(71)

  显然,像楼氏家族这类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世家大族,即可逐渐形成家学、科举与社会声望之间的相互促进,亦即形成家族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基本达到了士大夫治理家族的理想境界。具有这种家族背景的成员,只要“文章学业继家声”,即可“名誉压群英”(72)。

  四、宋代家学的时代特色

  宋代社会环境为家学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世家大族家学的时代特色。择其要者,至少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一)宋代世家大族在家学传承的过程中,往往具有阶段性的变化。陈傅良曾说:“盖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范仲淹)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欧阳修)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周惇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73)这是说的宋学发展的一般特点,与此类似,许多世家大族的家学发展也表现出所谓“变”的情况。四川地区的许多世家大族都曾表现出家学由经术、文史向理学的转变,如成都范氏、绵竹张氏、丹棱李氏等(74)。某些大儒的家学如有大的转变,会被人认为家学失传。朱熹曾评论周惇颐的后人说:“环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欤?元翁与苏黄游,学佛谈禅,盖失其家学之传已久。”(75)

  (二)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学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而不同地域间则显现出较大的差异。北宋时期,京师开封聚集了大量的世家大族,它们的权势和家学逐渐得到结合,家学特长成为科考的重点。职是之故,四方游学之士皆愿向京师靠拢。“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者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76)由此可见,北宋京师地区世家大族家学的特色主要是“善为赋诗论策”。苏轼曾论其家乡眉州的世家大族和学术情况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77) “通经学古”在一定时期内成为眉州世家大族家学的地域特色。元人虞集认为“盖犹有九品中正遗风、谱牒之旧法”(78)。另一元人苏天爵则对钱塘地区世家大族的家学总结说:“昔宋南渡,树都钱唐,浙东为股肱郡,衣冠大家接武于廷,名公硕士相继而起,汪洋博洽之学,辩论宏伟之文,人自为书,家有其说。呜呼,盛矣哉!至元中,海内为一。故国遗老,尚有存者。师友讲授,渊源不绝,大抵皆以殚见洽闻为主。”(79)“汪洋博洽之学,辩论宏伟之文”是南宋京师地区世家大族家学的地域特色,而鼎革易代之后,“殚见洽闻”又成为“故国遗老”家学的地域特色。

  (三)宋代世家大族家学往往对姻亲产生一定影响,有些在姻亲家族中得以传承甚至发扬光大。理学开山人物周惇颐,自15岁跟随母亲投奔舅父郑向。郑向以其“有远器,爱之如子”(80),甚至还使其与诸子联名“惇”字。郑向曾中进士甲科,著有《开皇纪》等著作,在学问上对周惇颐当具有重要影响。成都华阳人王仲符,“从学于舅氏端明殿学士蜀郡范公”(81),可见其学问主要来自于著名的华阳范氏家族。其子王任,“克承厥家,博学多闻”(82);另一子王价也同样“克勉家学”(83)。河南府河南县人曾几,“孔毅父(平仲)之甥也,早从学于毅父”,可谓“传经外氏”。他与王明清诗云:“吾宗择婿得羲之,令子传家又绝奇。甥舅从来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难为。”(84)该诗形象地透露出家学在姻亲中传承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宋代家学在姻亲间得以传承的社会状况,当与姻亲间交往的频繁特别是孤幼抚育具有密切的关系。

  结 语

  在世家大族尤其是诗书类世家大族内部,“家有师儒是学林”(85),学术事业薪火相传,累世不绝。有不少家族,甚至可以“家学相传几百年”(86)。可以说,世家大族的家学,成为宋代学术文化纵向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宋代世家大族的治学内容,已完全突破自汉代以来以解释经义为主的世传一经的限制,而呈现出包涵各类知识和伦理教化的相当宽泛的气象。这为家学适应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宋代专制主义制度加强,科举选官制度发达以及巩固自身社会地位的作用下,世家大族通过家教、成员之间相互影响、成员自我注重学习内容以及家族学校教育等方式,推动了家学的传承和发展。世家大族家学的发展,不但使其成员取得引人注目的文化成就,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声望,而且家学与仕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渐形成宦学相长的互动机制,从而达到其维护政治地位的目的。时人吟出的“乔木端由有世臣,传家事业饱经纶”(87)的诗句,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可见,世家大族家学的传承和发展,对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家学”一词,尚有家族学校之义。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二章清贫》记某乡校与“沈丞相该之家学相连”;《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记“访闻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均应指家族学校。关于宋代家族学校问题,可参阅王善军《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本文所论家学,不包括此种涵义。在现有关于宋代家学的学术成果中,李希运与马斗成《略论宋代眉山苏氏家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马纳与马斗成《宋代澶州晁氏家学试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王德毅《宋代的新喻刘氏家族世系和家学》(《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文,均将家族成员的主要治学内容视为家学。邹重华《家学传承与学术发展——以宋代四川士人家族为例》(《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版)一文则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进行的考察。不过,作者认为“宋人所谓家学,固然是指一家(或家族)之教育学术传统”。可以说,该文是迄今考察宋代家学最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并不完全局限于家庭教育。董建和与卢香霄《南宋浙东学派的“家学”源与流》(《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视家学为不同辈分成员间相互继承的教育现象,邢铁《唐宋科举制度下的家学传承——以史学和技艺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1期)谓“家学即家传的学问”,《家学传承与唐宋时期士族的更新》(《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又在家传经学基础上“适当放宽一些,把家传的文学、史学和技艺也归入家学的范畴”。这些成果,多为就家学中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进行的探讨,虽然在使用家学范畴时,其外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但仍嫌未足。

  ②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19页。

  ③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同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册,第7页。

  ④吴泳:《鹤林集》卷三四《王立言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338页。

  ⑤米芾:《画史》,《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编,第4册,第278页。

  ⑥王毓贤:《绘事备考》卷五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26册,第242页。

  ⑦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第742页。

  ⑧奚■:《秋崖津言》,转引自丁丙《山中白云词跋》,载张炎《山中白云词》,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76页。

  ⑨邓牧:《伯牙琴·张叔夏词集序》,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1页。

  ⑩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三一一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册,第37210页。

  (11)《朱子语类》卷一○一《程子门人·胡康侯》,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第2585—2586页。

  (12)《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附子奉世传》,第10390页。

  (13)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二二《答会稽钱知县》,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1册,第11页。

  (14)汪藻:《浮溪集》卷七《李纲封赠制·祖赓赠少傅》,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0—81页。

  (15)方大琮:《铁庵集》卷三二《方氏仕谱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8册,第307页。

  (16)《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第12997页。

  (17)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9页。

  (18)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九《范吕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789页。

  (19)《朱熹集》卷七二《吕氏大学解》,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第3790页。

  (20)《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第10776页。

  (2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三《荥阳学案》,第902页。

  (22)《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吕祖谦传》,第12872、12874页。

  (23)《陆九渊集》卷三六附录《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第524页。

  (24)(26)(28)《宋史》卷三一九“论曰”,第10396页。

  (25)刘攽:《彭城集》卷三五《集贤院学士刘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6册,第339、352页。

  (27)《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附肇传》,第10395页。

  (29)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三《家学、家训、行己》,《苏魏公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135页。

  (30)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代家训》,第51页。

  (31)苏辙:《栾城集》卷四七《辞尚书右丞劄子四首》,载《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校点本,第831页。

  (32)李石:《方舟集》卷一五《范叔源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第700页。

  (33)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赵华文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1册,第12页。

  (34)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一《崇政殿说书荥阳吕公》,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册,第49页。

  (35)张镃:《南湖集》卷五《次韵叔祖阁学秋兴》,中华书局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1999年,第3册,第430页。

  (36)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六《故两浙转运使朝奉郎尚书司封员外郎护军赐紫金鱼袋韩公墓志铭并序》,第3册,第10页。

  (37)《宋史》卷三九五《李大性传》,第12050页。

  (38)周煇:《清波杂志》张贵谟序,中华书局1994年校点本,第1页。

  (39)《陆九渊集》卷三六附录《年谱》,第524页。

  (40)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六《隆山牟先生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册,第6页。

  (41)《宋史》卷四三八《儒林·王柏传》,第12980页。

  (42)舒岳样:《阆风集》卷一○《王任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7册,第426页。

  (43)芮煇:《归愚集序》,载《全宋文》卷四八七六,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册,第84页。

  (44)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七《小雨》诗之二,载《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384页。

  (45)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姜尧章自叙》,第211页。

  (46)宋代世家大族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诗书类、军伍类、特权类。参见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个案与综合之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3年5月,第117—122页。

  (47)叶梦得:《石林家训》,丛书集成续编本,第78册,第439页。

  (48)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八《颍州万寿县张君墓志铭》,第887页。

  (49)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附录《南北宋时期的晁氏家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第359—370页。

  (50)慕容彦逢:《摘文堂集》卷一五《朝奉大夫致仕骁骑尉赐绯鱼袋石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3册,第473页。

  (51)胡昭曦:《宋代“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载《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52)《巴蜀丛书》第一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47页。

  (53)王曾瑜:《河南程氏家族研究》,《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1998年版。

  (54)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7—2257页。

  (55)楼钥:《攻媿集》卷六八《上蒋参政书》,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10页。

  (56)楼钥:《攻媿集》卷三五《吕大麟知常德府》,第477页。

  (57)楼钥:《攻媿集》卷一四《陆宣城挽词》,第232页。

  (58)楼钥:《攻媿集》卷三一《除给事中举高似孙自代状》,第416页。

  (59)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三《启·抚州陈知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点校本,第233页。

  (60)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三《送朱丞》,四部丛刊初编本,第7册,第7页。

  (61)《宋史》卷三三○《孙瑜传》,第10626页。

  (62)《朱子语类》卷一○一《程子门人·胡康侯》,第2587页。

  (6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载《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206页。

  (64)张栻:《南轩集》卷四○《教授刘君墓志铭》,载《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093页。

  (65)《朱熹集》卷九八《刘子和传》,第5049页。

  (65)胡寅:《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状》,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第556页。

  (67)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同谷三先生书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0册,第10页。

  (68)《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9)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四《钱起居二首》,第183页。

  (70)《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五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653册,第595页下。

  (71)楼钥:《攻媿集》卷七九《咏归会讲说》,第1069页。

  (72)赵长卿:《好事近·贺德远》,载《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册,第2352页。

  (73)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三九《温州淹补学田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6册,第9页。

  (74)邹重华:《土族与学术——宋代四川学术文化发达原因探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博士论文,1997年11月,第93~108页。

  (75)《朱熹集》卷四○《答何叔京》,第1883页。

  (76)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册,第4页。

  (77)《苏轼文集》卷一一《眉州远景楼记》,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52页。

  (7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题晋阳罗氏族谱图》,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207册,第162页。

  (79)柳贯:《柳待制文集》,苏天爵叙,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册,第1页。

  (80)周惇颐:《周元公集》卷四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1册,第457页。

  (81)吕陶:《净德集》卷二三《承事王府君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8页。

  (82)吕陶:《净德集》卷二三《知渝州王叔重墓志铭》,第258页。

  (83)吕陶:《净德集》卷二三《承事王府君墓志铭》,第258页。

  (84)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一《曾吉父答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点校本,第173页。

  (85)张镃:《南湖集》卷六《叔祖国(应为“阁”)学座间请观诗篇因赋》,第3册,第441页。

  (86)徐鹿卿:《清正存稿》卷六《酬曾教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8册,第935页。

  (87)刘子寰:《寿张仓》,载《诗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6册,第4581页。

  评论这张
 
阅读(2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