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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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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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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荣谈萧山朱家  

2014-06-03 05:42:20|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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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荣谈萧山朱家 


朱传荣谈萧山朱家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郑诗亮 魏春露   发表于2014-06-01 07:02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6/1/1156713.shtml
许多历史名人之后都曾定居萧山,宋代大儒朱熹的七世孙朱寿是其中一支。朱家溍先生即为朱寿的后人,亦即朱熹的廿五世孙。

  许多历史名人之后都曾定居萧山,宋代大儒朱熹的七世孙朱寿是其中一支。朱家溍先生即为朱寿的后人,亦即朱熹的廿五世孙。降至清代,朱家子弟科场得意、仕途亨通,家世不可谓不显赫:朱家溍高祖朱凤标曾官拜体仁阁大学士,身后追赠太子太保衔,谥文端;曾祖朱其煊曾出任山东布政使,祖父朱有基则官至四川按察使。民国以后,其父朱文钧以碑帖、金石之学名世,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鉴定院藏古代书画碑帖。朱家溍这一辈,弟兄四人子传父学,均为学问渊博的资深专家。朱家溍的小女儿朱传荣现在也是文博工作者。由她讲述的祖辈故事,我们不难发现,朱家溍先生为人处世的谦卑态度、对待文物的淡泊情怀,传承的正是几百年来的朱氏家风。

 

 

封面朱传荣像:李媛 绘

 

朱文钧行书联“几净双钩摹古帖,瓮香小啜试新醅”

 

朱传荣祖母张宪祗(左二)、曾祖母(左四)、大伯父朱家济(左五)、曾祖朱有基(右四)、祖父朱文钧(右三)、三叔祖朱文鈵(右二)、二叔祖朱文鈜。摄于1903年。

 

从左至右依次为朱传荣姑姑朱家润、朱家泗、大伯母李家瑢、祖母张宪祗、父亲朱家溍、祖父朱文钧、大伯父朱家济、二伯父朱家濂、三伯父朱家源。摄于1922年。

 

从左至右依次为朱传荣三伯父朱家源、大伯父朱家济、祖母张宪祗、二伯父朱家濂、父亲朱家溍。摄于1956年。

 

  看到有一种说法,您家的祖先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宋朝的,这一方面有家谱的记载吗?

  朱传荣:有家谱,确切地说,是叫《萧山朱氏宗谱》,二十卷。始于宋代。明清之间数次重修,最后一次是同治八年修订、刊印,我只看见过一份复印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现在我们北京家里并没有续修。

  原来家里当然是有的,在数次抄家后就不见了。1949年之前,那个时候家乡每一年会有人过来,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来往,但是之后,家谱宗谱一类东西就要刻意地淡化了。甚至与家乡的往来也中断了。

  不合时宜了。

  朱传荣:时代不同了,所有生物要知冷暖,你说是吧?具体到家里面,和我们现在能够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在那个时候,因为各自家庭的不同的生活习惯、经济条件、所从事的职业,会产生很多差异,你看赵珩家、王世襄家、我们家,有些地方一样,又有些地方不一样。我小的时候还赶上了几年,过年的时候有祭祀,要挂祖宗的影像,要行礼,就像电影《祝福》里那样的场面。

  浙江老家的旧风习还在是吧?

  朱传荣:对,这个一直到大概1964年。那个时候,文艺和文化领域里开始有变化了,比如说批判传统戏、旧小说。我父亲他们兄弟几个人,有在图书馆工作,有在博物馆工作,都能感觉到这个氛围,所以到1964年吧,他们就自动地停止了这个家族祭祀的活动。我父亲有一次说到演戏,他说自己最末一次演老戏是1962年,是与言慧珠在政协礼堂演了一次《霸王别姬》,“从这一年开始,现代戏逐渐热起来,老戏渐渐冷下去”。

  您开始了解祖辈的历史,大概要到什么时候?

  朱传荣:是成年之后了。我是我这一辈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上边哥哥姐姐比我年长的人,还多少都知道一些,他们小的时候还赶上过,像家里面开书房啊,这些还都有过,到我小的时候这些就都没有了。

  接触家族的过往,是在“文革”完全结束,家人之间的谈话内容更宽泛的时候了。

  朱凤标是萧山朱氏最早到北京的人,我父亲的高祖,到我这儿,我称他为五世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称呼。他是科举考试考中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之后,落户北京的第一代人。

  他小时候家庭条件很不好,父亲去世早,一直跟着母亲。现在萧山朱家坛还有朱凤标故居——在当地原来叫做榜眼门墙,听老人们说,这一处建筑就是在他舅父家的原址上增建的,讲的人还能够确切指出朝东的阁楼就是朱凤标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后来他自己没怎么回去过,可能小时候寄居在亲戚家里留下的印象,也是有点伤感的。

  寄人篱下的滋味总是不大好受的。

  朱传荣:他到北京之后,母亲去世丁忧,这在翁心存的日记里也提到过,他回了一次萧山,最后去世的时候才葬回萧山所前镇。谥号文端。

  文端公的际遇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个例子。科举制度不限制门第,保证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参加到国家的统治阶层当中去,他自己就是这样。

  在父亲去世之前,有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同时也问我们这一辈人:上一辈把文物都捐赠给国家,你们答不答应?同不同意?我说,第一,这不是该我们决定的事情,没有我们同意不同意的道理在里面;另外呢,我倒觉得,其实是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做这样的决定之后,我们这一辈人因此免去了很多问题的考验:我留还是不留这些东西?我怎样留?现在也没有环境和条件保存了,我留着到底怎么办?他们上一辈人的决定,使我们免除了这个苦恼。

  我后来看到文端公写的一副对联——“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突然明白了,从他那个时候起,就没有把财产看做传给子孙后代的很重要的东西,儿孙自有儿孙福是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给子孙以知识,或者说给子孙接受知识的机会,比留下其他有形的财富可能更有用处。

  究竟什么是可以传之子孙的财富?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从文端公到我们这一辈是有基本一致的看法的。体会到这一点,会觉得朝代、政权的变化之外,人心中会有些不变的东西,是真正可宝贵的,家族的血脉在这一副对联中穿越了两百年的时间与空间。

  据您了解,朱凤标是一个怎样的人?

  朱传荣:朱凤标先后做过五个部的尚书,做过上书房的总师傅,管理过教育与漕运,在各部门工作中,均能“恪恭将事,克称阙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积极而有谋略的主战派,但可惜的是,最高当权者咸丰皇帝性格昏庸懦弱,不肯听从所有与主战相关的意见,坐失良机。对英国侵略者,朱凤标认为能战始能议抚。他提的建议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以静制动,通过调节海河周围减水坝,使得进入天津海口的英国船搁浅,他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该夷船只断难驾驶,则我可以制其死命”,“请明发谕旨,饬僧格林沁趁潮退时相机开炮,如恐挠抚局则必为敌所制,能战始能议和”。另外,他还建议皇帝鼓励广东民间抵抗力量,“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

  朱凤标过世以后,他教过的皇子曾经结集刊刻过诗文,以示追怀。在这些文字中,能够了解他对这些皇室成员的学生有多么尽职、用心。这让我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官员,还是一个称职细心的老师。

  朱凤标是作为宰相去世的,身后子孙都很受恩宠。

  朱传荣:你说的,应该是同治皇帝谕旨“伊子朱其煊俟服阙后以工部郎中遇缺即补。伊孙朱有基赏给举人,一体会试”这件事情,朱其煊(文端公的儿子)是我的高祖,朱有基(文端公的孙子)是我的曾祖。

  高祖朱其煊以国子监生授工部主事,后来到山东做布政使,为了解决推行新政时所遇到的财政困难,因为经费短缺,许多政策不能实施,布政使一职每年照例有大约五万两的津贴,朱其煊认为,既然推行新政这么需要钱,这个津贴我能不能就不要呢?这样一想,他就把这笔钱拿出来捐助新政。

  曾祖朱有基官至四川按察使,监理川东兵备,也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他对变法之后新的国家形态,是有一个很大的期待的。这种政治上的抱负,体现在家庭教育中是新旧并行的双轨制,他的三个儿子,一面在家攻读经史,准备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另一面分别入同文馆、陆军贵胄学堂和法政贵胄学堂。这就是我祖父兄弟三个人在学业上的分工。

  辛亥革命中止了变法维新,曾祖对新国体的人力储备的设想也都落空了,他一下就病倒了,几年后就去世了。

  其实,看看高祖、曾祖的为官之道与个人品德,也可以体会到朱风标对朱家这个大家庭、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国家国家,国的变化其实深刻地影响了家,家是伴着国走的。

  朱传荣: 2003年,我父亲住院期间,电视里正在播《走向共和》,我们每晚必看。父亲说,维新变法这件事,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比同样也在维新变法的日本和英国更成熟,更有基础。年轻的中国皇帝是本人有变法的要求,不比英国日本两个国家,君主本人属于被动变法。但是辛亥革命改变了国家体制的方向,今天看起来并不是最恰当的。明面上取消皇帝是容易的,但在人的内心完全消除皇帝的意识是相当不容易的。

  对时代不是一味地迎合,但也不是完全地抗拒。这大概就是您家家教的一个原则了。具体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是很困难的事情。

  朱传荣:到了祖父面对自己家庭和子女教育的时候,对我父亲这一辈人,其实也还是秉承这么一个原则。我的祖父朱文钧是三兄弟中的老大,同文馆学习英语之后,随清政府驻英钦差到英国留学,研读经济学,回国后任职于度支部,民国成立后,度支部改为财政部,继续任职,担任参事、盐务署长。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古代法书、绘画等。

  那个时候已经是民国了,祖父希望大家能够学实业,以实业救国,实业报国。所以,我父亲一开始连续两年都是考的工科,考不上才转到文科。我祖父就觉得不可思议,不明白为什么就考不上唐山交大这种学校。当初他就是学经济的,没觉得有多困难,他觉得这个是职业。至于诗文、金石、书画这些东西,是一个人怡情养性的。

  我父亲最后上的辅仁大学。他原来在家里学中国画。后来发现辅仁大学有西洋美术的基础课,他一看觉得这个是他的弱项,所以在一年级开始选课的时候,他就选了素描。当时余嘉锡先生是负责审批学生选课的,他操着鲜明的常德口音和我父亲说:“学什么素描。”他觉得你既然都有闲工夫去学素描了,还不如在国学门里多学点东西。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对什么东西是更迫切地需要学习,有很清醒的认识。第一等是理工农医,可以救亡图存,第二等是正经正史,学画不过是游戏而已。我父亲被余嘉锡先生当头棒喝了一下,不敢再去学素描。所以,他后来画画,在造型上就弱了,年轻时的基础没打好。这一幕他多次给我们绘声绘色地学过。

  余先生的话是不能不听的。

  父亲退休之后,把家藏的书画器物目录,祖父藏书的目录,还有我祖父作的金石、碑帖的跋语陆续整理,以小楷抄录装订成册。我们这才知道他当初上学的时候打下了目录学底子。余嘉锡先生是教目录学的。三种目录之中,《六唐人斋藏书录》成形最早,还是父亲上大学期间做的。说到这个目录,父亲详细讲了经过。有一个暑假之前,余先生问他最近在干什么。我父亲说,在给家里的书做目录。余先生说“你拿来我看看”。看了之后,余先生说,“你这个不叫目录,这就是一个书单子而已。你是国学门的学生,这样可不行。你读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吗?”父亲回答说翻过。余先生说:“翻过不行。你再好好地拿它当书读一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重新做。”于是这就成暑假作业了。

  我父亲把目录重新编好了以后,完全用文言写了一个小小的序,他知道余先生不喜欢白话文,所以序里一点白话也不敢有。

  他对授业的老师终其一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在《文博大家画传》中,他的一本与丛书的体例略有不同,本来配图原则要求避免传主之外的人像,但父亲明确表示,老师的照片绝不能少,除非是找不到。

  您刚才提到,您的祖父朱文钧先生是学经济的,他的金石、书画、文物方面的修养,您肯定也听朱家溍先生谈过一些吧。

  朱传荣: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他的悟性好。二是大环境的变化带来文物市场的充盈,那个时候,帝制结束了,一大批权贵完了,好些大家族也瓦解了,所以好东西都流到市面上来了,特别丰富。祖父是一个兴趣特别广泛的人。我父亲说,原来他小时候家里也就是普通的日用家具,后来一处出租的人家走了,房子空了下来,我祖父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布置起来,马上跟原来就不一样了,让人感觉特别好。后来又陆陆续续买了一些精致的家具。我父亲回忆说,这个时期每买一件新的家具进来,都让人眼前一亮,件件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品,新的东西进来了,原来的品相不好的东西就淘汰了。

  而且我祖父对屋子里家具怎样陈设很讲究,要求家具与其间的陈设彼此有呼应配合。他对这些东西的感觉非常敏锐。那时候市面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几乎可以说是只愁没钱,不愁没东西。跟我祖父经常来往的古董店掌柜也替他惋惜,曾对我的大伯父谈到过 “你们老爷子,可惜没钱”。

  这里所说的“没钱”,是指一个有收藏爱好的人而言,盐务署的工资收入其实应该算是很高了,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工资都是没办法支撑一个人收藏文物艺术品的。所以我祖父在书画、器物、金石之间,总要反复权衡、纠结,没钱怎么办。那就拆东墙补西墙。来了新的好东西,现卖旧的东西。最后,为碑帖他卖的书画与器物是最多的。如忍痛割让沈石田《吴江图》、文徵明《云山图》换来《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是卖了元人《静春堂诗双卷》才买到手的。也因此才成就了后来捐赠给故宫博物院那一批碑帖的规模与品质。

  有关这些碑帖能多说一点吗?为什么说到规模与品质呢?

  朱传荣:这一批碑帖共七百余种,一千余件。特点是名碑名帖多,善本精拓多,有鉴家、专门学者题识多。这七百余种在数量上仅占故宫碑帖藏品的百分之三点七,但其中一级品则占全部一级品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九。

  您祖父之所以收藏这么宏富,得益于朋友的地方应该不少吧?

  朱传荣:启功先生说我祖父的收藏是“笃嗜金石,博学精鉴,有力收罗,于是一时之石墨善本,咸归插架”。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的确有朋友的帮助,一方面有爱好相近的朋友,在学识上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另一方面,还有因为买卖而成的古玩行的朋友。这又是与祖父为人不喜取巧有关系。有的东西,卖的人偶然或者没有经验,买的人就能有“捡漏儿”的可能。但对于有长期交往的买卖双方来说,卖的人不会始终不长见识,买的人即便捡着漏儿,转手卖了,得到了很大的中间差价,卖的人也不会一直不知道。

  祖父买东西既不为卖,人又很实在,所以,在行当里有很好的口碑。很多人跟他是买卖的关系,可是相处得像朋友一样,他给他们画画,写字,题牌匾。

  祖父最喜欢欧阳询。但在他四十岁之前,一直没买到哪怕稍微像样点的版本。突然之间,《九成宫醴泉铭》北宋本就来了。这个东西因为是明代宫中流传出去的,所以未见私人著录,又没有品题。根据什么认可它?过去书画买卖的通常流程是这样的:古董商今天把东西拿过来,说“放这儿您看看”,就在你家放几天,这几天可能张三李四都会来看,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我祖父听他的一个好朋友说这是个好本子,他认可这个意见,然后,他实实在在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拿碑帖来的古董商。我祖父的朋友说,其实看拓工的话,这个本子并不好,比较粗糙,不过从缺字情况看,这又是一个时间很早的拓本。我祖父特地提醒那个卖东西的人,说这件东西可不止你说的这个钱数。

  另外一件《蔡襄自书诗》原来藏在我家时,曾被家中仆人窃得,也是依仗了祖父与古玩店掌柜之间的深厚交谊得到了保全,此帖失而复得后,祖父就决定影印出版。当时他已经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于是就委托故宫印刷所影印,这是《蔡襄自书诗》的第一次影印。

  “以广墨缘”、“讵非墨缘哉”、“墨缘独厚”、“墨缘聚散亦阴有至者”,这是祖父在碑帖题跋中时常写到的,他也的确做到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祖父对待古玩字画之类的古代艺术品,就没有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希望有更多同好可以共享,这种观念在我们家里是一以贯之的。

  朱文钧先生去世后,您祖母张宪祗女士率领四个儿子将家藏文物捐给各家博物馆、研究所,十分令人敬佩。关于张宪祗女士,外面知道的比较少,您能谈谈吗?

  朱传荣:从朱凤标到朱有基、朱其煊,再到祖父父亲,他们一生当中在家与国之间的选择、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权衡,大的原则没有什么变化。

  就拿将碑帖捐赠给故宫博物院这件事来说,其实也不过是祖父与马衡院长有约在先,祖母和我父亲兄弟四人践约在后。祖父在世的时候,马衡院长曾有愿望申请专款购买祖父的碑帖收藏,祖父的回答是:“你放心,将来我去世之后,这一份东西送给故宫。”

  我祖父是跟马衡院长说过这个话的,虽然他自己去世了,马衡院长也去世了,别人要不提这个,应该也可以不捐,但是家里人仍然觉得说过的话得算数。既然我祖父答应过这件事,虽然他在世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这么做,作为他的家人,把这事儿做了就是应该的。

  我祖母的父亲张劭予(1848-1909,名仁黼)在清代,曾任学部侍郎,是一个对金石碑帖非常有研究的人。我奶奶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爷爷张效彬(1882-1968,名玮)和我祖父一起去的英国,他也非常喜欢金石、碑帖,很有研究,有自己的见解。祖母也是从小弹琴、画画、写字,都挺好,但是结婚以后呢,上有老,下有小,这些东西都放下了。后来残存的一点旧信,还有一部祖母手写的陶诗,就是她给后辈的全部了。

  这部手写陶诗的序中,有些句子,我都能够背诵出来,“余少禀母训,女红是务,读书乃似余事,诗章绘画更余之余也。自入汝门,上事重闱下抚汝辈,四十年中罕亲笔砚。……”

  抗日战争中,四个儿子中只有我的二伯父留在沦陷的北京,其他三个儿子全都上后方去了。

  她对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的影响实在太重要了。因为祖父去世得比较早,我小时候见过的只有祖母。我们这些孙辈的人,是从祖母身上看到、学到了待人接物的原则。

  我祖母就在我们现在这间房子里去世的,那是1963年。她一直到去世,一辈子每天写日记,用毛笔写在那种大毛边纸的本子上。我的大伯父朱家济因为在浙江工作,所以在祖母去世之前的那些年里,一直跟我祖母通信。他的书札里特别大宗的是给母亲的信,长篇大论,就是哄老太太高兴。我父亲五十多岁祖母去世的,所以我父亲跟我们这一辈人好多人说过,当时他觉得,都五十岁了,还能早上跟母亲说,“娘我上班去了”,然后晚上回来说“我回来了”,然后早上听祖母说,“呦,这么早就走啊”,下班的时候听祖母说“刚回来啊”,有的时候还被祖母摸摸脑袋,还能享受这个,真是有福气。但也是这种时候,最容易让人从心里觉得福气这种东西,彩云易散。他说六十年代的时候,我祖母接近八十岁了,他特别怕下班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有几辆自行车,会不会老太太出事了。我后来自己经历父母去世,我自己也知道这有多揪心了。

  您的父亲朱家溍先生让您记忆最深刻的细节是什么?

  朱传荣:原来我父亲人在的时候,我没有好好读过他的书。他的《故宫退食录》1999年就出了。但那时候有什么问题,张嘴问他就是了。真的开始读父亲的书,是在他去世以后,再没人可问了,不方便了,才开始读。

  他去世前那一年,住院的过程当中,他和我说,“这一回我是救过来了,但病还会再来,总有一次我过不来,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他接着和我说尚未结束的工作安排。

  他还说了他后事的安排。首先是不开追悼会。如果要开,可以开个座谈会,放点他演出的录像,让大家看他演戏。墓碑一定就用当初给我母亲写的那块碑,碑是父亲写的,上头是“赵鐉之墓”,下面是朱家溍率子女……我父亲说:“这样写,好像我还在一样,你们还是有爹的人。当初你娘去世的时候,是我来写这个碑。我死了,谁给我写碑?就还用原来的碑。”他春天的时候把这些都说好了,到了秋天, 9月29日,他去世了。说话的那时候正是非典的时候,2003年春天。

  父亲去世之后,我认认真真地读他的书,最大的感受是,他的文字不骄傲。他不吊书袋。他讲文物,讲碑帖,都是清清楚楚。所以我遇到问题,就去看《故宫退食录》。看的次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我编《欧斋石墨题跋》和《明清室内陈设》的时候。我给《明清室内陈设》配图,总希望能符合我父亲对室内陈设的看法,就像用他的眼睛去选图一样。图选了,要写图说。我为什么选这些图,我得解释,一张图解释起来可能一百个字都不到,但是特困难,非使劲去读父亲的书不可。这是我学习他的文章,也学习他的审美趣味和对文化、文物这些东西的观点的一个过程。我现在也还是遇见问题了,就再回过头去读父亲的书。这个样子,就好像他还在。

  朱家溍先生对子女的教育、与朋友的交往,您方便谈谈吗?

  朱传荣:当初我父亲说,他上中学的时候,数理化成绩不怎么好,他发现如果等着祖父一门课一门课地问他成绩,那就糟了,他决定主动地找我祖父聊,使劲儿聊一些文科的话题,然后我祖父就忽略了他的数理化成绩,也没再问他。他自己其实还是挺认真的,还省出自己的零花钱上了补习班,但成绩还是不行,勉强及格,可以毕业而已。一般人成年以后,就忘记小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了,父亲有一个特点,他特别能理解,比如说正上学的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父亲会尽量避免让孩子处在窘态里。我们考试考完了以后,他从来不问考得怎么样,他说他当初就最讨厌被问考试成绩:“我当然都按我自己觉得对的答的,谁知道老师怎么判的呀!”我们考试的时候,他会说“窗下休言命,场中莫论文”。他的意思是用功的时候不要想机遇,等进了考场了,遇上一个特别契合的判卷的,你就走运,遇上一个不契合的,你就倒霉。

  他喜欢看戏、演戏,是受家庭影响。

  从我的曾祖开始,看戏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种综合的教育和娱乐,我父亲也是从小看戏,等他自己有兴趣学了,想正经拜师学习,我祖父的态度是:可以学,但是不允许影响功课,将来如果有了职业,不允许影响工作。我父亲那时候还学过摔跤,他学戏也是正经拜过好多师傅的。但是他没有习气,没有圈子感。

  说到朋友,我父亲继承了祖父的习惯。父亲有个朋友,叫他关三哥,我们叫关大爷。这位关大爷自行车修得好,我父亲有一辆英国自行车,平常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人修,原来是我的二伯父在关大爷手里修车,后来我父亲也就一直请关大爷修。慢慢地这成了一个保养的过程,反正哪里出了点毛病,就骑到关大爷那儿去,然后他自己走回来,过两天,关大爷骑着车来了。关大爷是老北京人,原来做过印刷厂的排字工,不仅认字有文化,跟人交往也自尊自爱。有的时候他会带一些特别体贴的小礼物上门,给小辈们带一点零嘴,不超过一块钱的东西,坐下跟你聊一会天,然后就走了,他的谈吐也很有意思。父亲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么交下来的。

  原来我刚到故宫的时候,就在《紫禁城》杂志工作。好多人来投稿的时候都会说,“我这个稿子给朱老看过了,他说可以,挺好的”,言下之意,你们不能不用。我拿来一看,好像不怎么好,回家就问我父亲,谁谁谁的文章,您觉得写得好吗?我父亲回答说:“你说他那么一个人,又没上过学,他还挺愿意写的,你这不就是一个杂志嘛。”我觉得他特别爱惜人家向好的态度。他的年轻同事,二十几岁的时候都是跟他念叨说,“我想写本书行不行啊?”我父亲就告诉他说:“你别一上来就做那么大的事,你就先写点豆腐块,你平常管库的时候看见的东西,你看看人家书里是怎么说的,说的有没有跟你想的、你看见的不一样的,这就是你可以写也应该写的东西。”坚持这么做下来的人,等到退休,也早已是某个门类的专家了。

  您那几位伯父的情况,我们都不太熟悉,您能谈谈吗?

  朱传荣:父亲这一辈人弟兄四人,才华横溢的是大伯父朱家济。他的字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一种面貌了。他中年以后在浙江省文管会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浙江美院教书法,在浙江的学生和传人很多。大伯父是1969年在杭州郊区的五七干校去世的。他去世的那天,听说第二天要解放一批干部(所谓解放,指的是结束强制性的政治学习或者劳动,恢复有一定自由的生活),他是其中一个,当天他特别兴奋,夜里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在北京的兄弟三人,他们退休以后很长时间的生活状态都好像还是在工作一样。我的二伯父朱家濂做古籍题跋索引的卡片,有时出门去查某一种书,或是写信给外地的朋友核对某种书的信息,都是为了完善他这个索引。二伯父对版本、目录和碑帖都很有研究。退休后,他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给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图书馆(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做了一份古籍题跋索引。他的能力其实在一生的工作中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他对文物的学识之出众、表述之出色尤其难得一见。他的文字真是好。粗看就是通行的文字,没有特别古雅的文辞,也不用什么典故,但就是非常明白,你找不出可以去掉的多余的字。他写的不是文言,却得到了文言的滋养与精神,是从古人文字中反复进出之后才能够具备的从容不迫。

  三伯父朱家源治宋史,一直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退休。在四兄弟中,他的外文最好,他特别喜欢英文,也能看一些德文,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今天他下班的时候带着一本某个哲学家的原文书。一路上夹着这书,就跟得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大宝贝似的,迫不及待地要读,这就有点像现在年轻人玩手机一样,短信一来,要赶快看看这短信是什么。他说:“路上我特别想拿出来看,又觉得在公共汽车上有点太装蒜,我就忍着。”然后他用最快的步子走回来,赶快看。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三伯父到了晚年,眼睛得了非常厉害的黄斑病,不能读书,这非常痛苦。而且他心脏也有毛病,有的时候夜里睡觉睡不着,但他是个十分乐观的人,听不见他抱怨生活或病痛。常常会听见他说,昨天夜里睡不着,背某位唐人的诗来着,平时也会突然过来让父亲帮他想,“那个下一句是什么?”有时我父亲也想不起来,就去查书。查完告诉他,然后他们俩会坐在一起嘲笑自己的记忆,连带着说起小时候的许多事情。

  您这一代,因为您前面说了您的家风是代代相传的,包括您在内的兄弟姐妹,他们的选择跟上一代之间的关系还大吗?

  朱传荣:我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仍然是以工科为业,有学飞机制造的,有学汽车制造的,爱好不太一样。有的喜欢现代史、现代战争史;有的喜欢昆曲,喜欢写字。喜欢昆曲的这个哥哥刚刚一退休就说“哎呀,终于退休了”。北京有一个昆曲研习社。他退休之后就可以正式加入昆曲研习社去学这个。因为他的声音不适合唱昆曲,所以吹笛子。退休后,他每周来跟我父亲一起去参加昆曲研习社的活动。因为人老了眼花,为了吹笛子看谱清楚,他拿毛笔抄大字的谱,还自己做谱架子,带一个小灯,可以在光线不好的时候给他自己照明。

  您的几位兄长学的都是什么?

  朱传荣:我这一辈十五个人,还不是都能上大学,凡是上大学的,读的全是那种理科、工科、农科,其中的原因与上一代又稍微有点不同。除了报效国家之外,也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学科太过敏感这样的顾虑。有个哥哥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戏剧,还去过中戏听老师辅导,少年之家也一直在培养他,但中学里最后该分文理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就不允许他学文科,反复跟家长说,“你儿子得读理科,不能读文科。”说明这个顾虑不只我家有,社会上还有不少人也有。另一个哥哥干化工干了一辈子,亲身经历了中国化工业大大小小的变革时期。退休之后,去做化工涂料的行业杂志,每期写一篇社论样的短文在卷首。这样干了不少年,也积攒了不少篇,后来杂志给他出了本集子,他发给弟弟妹妹们每人一本。当初我收到这本集子的时候,还认为这些谈油漆、谈涂料的文章,都是他专业的,可能我们都看不懂,太深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让文章恢复了最基本的功能——要让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也能读懂,纵然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道理都是一样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用最平易的语言,把这个行业当中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让人一看就懂。我看了我哥哥这本集子,从他为文的风格上来看,还真是像朱家人。他的文风和上一辈人很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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