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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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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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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号新解  

2014-07-01 06:05:26|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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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号新解
2014年06月30日 06:00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1期 作者:姜维公 姜维东 字号
http://www.cssn.cn/lsx/201406/t20140627_1232362_5.shtml

内容摘要: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据《辽吏·地理志》的有关记载,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应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

关键词:“辽”国号;“契丹”;箕子正统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据《辽吏·地理志》的有关记载,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应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

  【关 键 词】“辽”国号 “契丹” 箕子正统

  【作者简介】姜维公,长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图书馆馆长,教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姜维东,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笔者在研究《辽史·地理志》时发现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舍弃《周书》以来契丹源于炎帝之说,确立契丹祖源于黄帝,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为契丹族的“黄帝”,算是解决了民族起源问题。[1]如果设想辽太祖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去世,则考虑其王朝的承继之由,必然要承接北魏之衣钵。①因其舍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炎帝说,转而取北部鲜卑之黄帝说②,固然出于托神改制的直接政治需求,也为宣扬王朝传承之由埋下了伏笔。辽太宗初期未有改易国号之举,直至破石晋后始改国号为“辽”,其逐鹿中原之意昭彰耳目。但耶律德光何以不踵其父足迹,取现成之“北魏名号”而转以陌生之“辽”为国号,则因其汉族智囊集团以为“元魏”亦不足以厌服汉人之心,故转而别寻渠径,以“辽”为国号,为契丹进取中原做“正统论”方面的铺垫;其后裔复以“契丹”为国号,此为契丹族保守派与汉族正统派斗争之结果,固无足论。至于辽道宗时复踵辽太宗故智,重改国号为“辽”,则是文化上颇为自信,自觉已能与南朝抗礼,宛如北魏与东晋之关系,故有改易国号之举。兹摭拾旧史,揭其隐覆,求教于方家。

  一、辽国号研究综述

  辽改易国号一事在《辽史》纪事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清代学者赵翼是通过《东都事略》[2]409-413的相关纪事内容注意及此的[3]583,其后,在《陔余丛考》中也曾用“辽复号改号”一事来批评《通鉴纲目续编》体例的不当。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注意及此。④但清代学者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现代辽金史学者而言,辽频繁改易国号的原因以及辽放弃习惯的“契丹”国号而改名“大辽”的意义何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破译的历史之谜,也因此产生许多种解释及假说,兹为叙述便利故,简介于下:

  (一)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研究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挖掘,有两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辽”、“契丹”二号的本义;二是“辽”与“契丹”两国号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一般解“辽”为“辽水”,解“契丹”为“镔铁”。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曾详细考绎“契丹”、“辽”两国号之蕴义,认为“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⑤冯家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所做的工作又十分细致,因此,此说一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冯家昇的见解,如景爱就提出契丹与辽水的关系并不密切,辽朝统治者数度改易国号皆在本民族实力最强大时,故“辽国”一号,实得名于“辽远”之意。[4]35笔者不认同景爱先生的“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的观点[4]37,也不认同其改国号为“辽”是“辽远”的意思,从而寓托了其疆域扩张之志[4]41。关于契丹的族源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⑥但笔者认为景爱反驳冯家昇一派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即“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4]41。但无论是冯说的支持者,还是景爱等的新说,皆不足以惬人意,其以“辽”为国号的秘密仍未破解。尽管景爱等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仍以冯家昇、姚从吾等前辈提出的主张为正统,对于那些认同者而言,剩下的工作就是补充冯说之不足。冯说的支持者们认同冯家昇对辽国号的解释,认为辽与契丹的关系,正如元与蒙古的关系,前者是用于汉地,后者是用于全体契丹人。姚从吾、岛田正郎等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⑦,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猜测的成分居多,立论的证据不足。所以,支持者多从找证据弥补前说缺略为主,像刘浦江[5]就把精力放在辽朝国号的改易上,他仔细考察辽代文献中汉语“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刘凤翥也在一篇论文中强调辽朝双国号的意义。[6]像佟家江、刘凤翥两位都曾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7-8]尽管他们都认识到了此次改易国号与汉族有密切关系,但斤斤于辽太宗破晋改号的相关记载,遂得出如上结论。

  (二)关于契丹首改国号的时间问题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937、938和947年三种说法。937年之说的支持者是尚铖。⑧938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⑨947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就定契丹于947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⑩、翦伯赞《中国史纲要》(11)、张正明《契丹史略》(12)、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1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14)等均如是说。

  937年是辽太宗延续其父天显年号的最后一年,也是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年,故尚铖认为耶律德光获得建立正统政权的资格,于是年改国号。938年,耶律德光改年号会同,蕴有四海一家之义,故《东都事略》纪其事时称有改元改国号之举,《契丹国志》从之。至于947年,则是辽太宗灭晋之时,《辽史》诸书记载其时有改元改国号之举。笔者的倾向也是9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辽未能颠覆任何一个中原政权,仅取中原数州之地,尚不足认为其有染指中原止统之资格。而灭晋后,完全可以“承晋”之后建立一个正统政权。

  (三)辽改国号次数研究

  关于辽改国号的次数,一般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见解,即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辽圣宗时复号契丹,至辽道宗时复改国号为辽。[7]25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景爱就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也就是说,辽曾改国号达18次之多。[4]36刘浦江也曾对此做过统计,但契丹、大辽在金石文字中交叉出现是因为民间对国号的使用较为随便所致。笔者将涉及辽朝国号变化的碑记做了比对,发现景爱之说过于偏颇,倒是叶昌炽所说的“间有不书‘大辽’,书‘大契丹’者,犹之拓跋氏代魏兼书,示不忘本之义也”近于平实。(15)作为崛起于朔漠的北方政权,北魏、金、元都曾在族源与王朝承接上反复争论,像传世的《大金德礼》就是这种争论的产物;元代直至末季才修成辽、金、宋三史,延误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争议长期无法止息。那么,辽建立封建王朝时也少不了这种争议,与完颜金一样,这种争议都源于智囊团汉族知识分子意见的分歧。由于当代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辽朝曾炮制“箕子道统”的事实,不了解辽朝树立自己正统观的根源,当然也无法了解辽朝改名“大辽”的真实意图。

  二、辽国号的改易

  《辽史》中没有多少涉及改易国号的纪事,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辽史疏漏处”曾引《东都事略》说:“《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3]583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据《辽史》记载,是在公元907年,《辽史》无建国号、年号之举,只有群臣上尊号之事。(16)辽太祖之建年号在公元916年,是年,亦因群臣上尊号,而改元大赦,年号为神册。(17)其后复有改元天赞(922年)、天显(926年)之举,然无涉于国号。盖自唐以来习惯以契丹为族号,草创之初,诸事简易,因而建国后未考虑国号问题,观《辽史》神册五年有“制契丹大字”记载,益可证其时以“契丹”或“大契丹”为国号。辽太宗即位之初,亦无建国号之举,且仍沿用辽太祖的“天显”年号,尤可证其时“诸事简易”之实情。至破晋之后,始更易国号为“大辽”。由于改国号与灭石晋在时间上有密切的联系,且新年号名为“大同”,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认为辽太宗改国号实际反映的是其逐鹿中原、一统四海的野心。事实上,学者们的研究也都是在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不过角度不同,结论各异而已。

  契丹马上立国,初无文字。耶律阿保机之兴,其智囊团皆由汉族知识分子组成,故典章制度多仿效唐制,定国号事关政权的正统性,自非契丹耶律氏所能为,必有汉族士大夫为之谋主。唯耶律阿保机并未完成破晋的历史使命,也就没有取得正统的资格,直到其子耶律德光时始完成此举,获得燕云十六州,并可以“承晋”的方式获得中央王朝的正统。正因为辽以两代之力始获得此逐鹿中原之资格,则二者之间实现建立正统政权的思想并不一致。从辽太祖时将族源由传统的炎帝改为黄帝,则可知耶律阿保机想采取的是北魏拓跋氏的旧伎,其国号最有可能是“魏”。唯太祖驾崩于扶余府,述律后发动“扶余之变”,改变了辽太祖生前确定的帝位传承方式,拥护太祖政策的重臣将领多数被屠戮。以政策而言,太祖之政策主要由其智囊团决定,而其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分别为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与王郁,其中韩知古、康默记皆卒于天显中,死因不明,疑与诸将同罹扶余之祸。而述律后对韩延徽有救命之恩(18),王郁在太祖去世后对述律后有效忠之举(19),故得以幸免。则二人虽免于死,且得预新帝之政策,但太祖智囊团的崩溃,势必导致辽太祖的政治理念也无从传承下去,不唯皇太子耶律倍流亡他乡,仿效北魏建立中央封建政权的主张也一并付诸流水。

  947年正月,正是耶律德光破晋完胜之时,遂有改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之举。其代晋自承之意至为明显。唯何以改国号为“大辽”,众说纷纭,迄未得一正解。盖其时倚重之汉将如赵延寿、杜重威辈,耶律德光皆虚与委蛇,使之抱有统治南土之希望而赴死如归;其所委任之文士如都承旨张浩辈亦皆有以“南人治南土”之政治理念,而不拟推耶律德光为天下共主。至于出身契丹族之将士,其时率以剽掠自资,殊无政治之远见。以述律后之精明练达,亦无久留汉土之意,则其下者可想而知。然则为耶律德光策划者,则别有其人。唯史书阙略,史家稽考不足,遂多望文生义之见。至辽圣宗立,时值童幼,母后柄政,即位之初即改国号“大契丹”,显出萧燕燕之意。后遂举兵南向,与宋结“澶渊之盟”,南北鼎立之势固化。然与宋叙兄弟之谊,仍效法于笼络石晋之意,至于正统之争,似非当时所尚。至辽道宗时,其为辽诸帝中文化水平最高之一人,不唯熟悉儒家,兼工汉文诗词,且于释道两途,亦无碍滞,至有亲制经论,赐碑外国之举。故其复改国号为“大辽”,实因文化上获得自信的结果。从众多辽代墓志中在契丹或辽的国号前都有“大中央”或“南瞻部洲”的字样来看,到辽道宗时,已经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三、辽太祖改宗黄帝与辽太宗改国号之关系

  关于王朝(国号)取名之蕴意,陈学霖曾总结为六点:1)有因封号以为名者;2)有因治地以为名者;3)有稽之姓系以为名者;4)有托之前代以为名者;5)有夸其权力以为名者;6)沿袭宗教迷信以为名者。[9]2

  自宇文氏以来,契丹族确立了以炎帝为祖源的传统;至辽太祖时,则改宗黄帝。耶律阿保机以部族军事长官成为本族可汗,进而成为皇帝。而在此称帝建国进程中,由于违背了传统的“世选制”,不但遇到契丹八部的阻碍,也遭到辽太祖本部迭剌部的反对,斗争的结果虽然是辽太祖全面获胜,但对契丹而言,生产力却受到很大破坏。辽太祖采纳汉族臣僚的建议,发起一场造神运动,不但树立黄帝为契丹族祖宗,也把自己打造成契丹族的现代黄帝。这个造神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我们从史籍或辽代碑志看到辽宗室的爵位中都有“漆水”字样,如“漆水郡公”、“漆水郡王”等,即取自黄帝起于漆水之意。至于后族统一改姓萧氏,又与辽太祖自比刘邦,以“萧何”喻后族,后族爵位中恒有“兰陵”字样,即以萧氏郡望为爵号之名有关。需要说明的是,宇文氏与拓跋氏虽皆为鲜卑族,但在族源认定上并不相同。宇文氏以“炎帝”为祖,拓跋氏却以“黄帝”为祖,身为宇文氏后裔的辽太祖改认黄帝为祖,不唯是出于造神运动之需要,也有仿效拓跋氏进军中原、跻身中原政权之意,故其心中之正统国号非“魏”莫属。而辽太宗破晋之后,则以“辽”为国号,显然是以“辽水”为植根之地(21),这一点颇出人意料,亦遭后人质疑。盖辽水非契丹故乡,在此之前为渤海所有,辽太祖去世前始征服渤海,将今辽东地区收入版图。那么,辽太宗以“辽”为国号,是出于何种正统承接理念呢?笔者认为,是箕子正统理念。

  在《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的相关记载中,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辽阳,而这种人为的篡改是出自辽朝本意,并非是元人修志的结果。而辽朝这样篡改历史,实际是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来。予尝撰文论之[10],兹概述其意如下:

  在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君子国”、“东夷”、“箕子”三个名词相联系的传统。殷商之末,箕子东迁朝鲜,教化一方,遂使箕子朝鲜成为此君子国之代表。其后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分别继承了这份历史文化遗产,都以箕子的继承者自居,也都被中原王朝视为海东君子国。箕子国的特征正是《汉书·地理志》中所描述的八条之教、礼义、田蚕、织作、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等(22),这种来自传统史书的肯定完全是作者站在中原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一个农业文明对另一个农业文明的欣赏。

  契丹是我国古代东胡族系的一个游牧民族,曾一度臣附于高句丽。这期间,契丹族懂得获得“君子国”的声誉对成为东北地区霸主的重要性,所以,契丹建国后,也加入到争夺“箕子国继承者”的行列中来。契丹却不屑于以高句丽的继承者身份来承接“君子国”的名号,因为臣附高句丽的那段历史并非契丹族的荣光,以此来与箕子朝鲜攀附未免尴尬。故而,契丹另辟捷径,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承继表来,强调其继承箕子朝鲜之理由是以辽东地区的政权承接,契丹灭掉渤海,从渤海国手里得到箕子故壤,以此获得君子国的身份。

  《辽史·地理志》记载了这份独一无二的箕子历史遗产传承表:

  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作八条之教,尚礼义,富农桑,外户不闭,人不为盗。传四十余世。燕属真番、朝鲜,始置吏、筑障。秦属辽东外徼。汉初,燕人满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后汉出入青、幽二州,辽东、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汉末为公孙度所据,传子康、孙渊,自称燕王,建元绍汉,魏灭之。晋陷高丽,后归慕容垂;子宝,以勾丽王安为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辽东京本此。唐高宗平高丽,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娄之东牟山。武后万岁通天中,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太祖建国,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以为东丹王国,立太子图欲为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23)

  由上可以看出,契丹方面列出的继承表是箕子朝鲜→卫氏朝鲜→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渤海政权→东丹国→大辽。这个继承表有很大的勉强成分,为了增加说服力,人为将箕子朝鲜、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说成是辽阳。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箕子朝鲜、高句丽公认的首都在平壤,渤海的初期首都在今吉林省敦化市;后期首都忽汗州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的渤海镇,可以说渤海五京,没有一京是在辽阳。除了公孙氏政权外,其他几个政权的统治中心都不在辽东京辽阳府。为了将这几个政权的统治中心迁移到辽东京辽阳府,辽代的史学家已经开始着手篡改历史,因而出现了乐浪郡首府、高句丽首都、渤海首都都在辽阳,辽东郡治所反而迁出辽阳的笑话,至于将《新唐书·渤海传》的“海东盛国”改为“辽东盛国”等涂抹更不足为奇。在辽人的墓志中也有这样的纪事内容,充分反映出此种宣传之深之广,如《萧袍鲁墓志》记载:“国家以殷子古墟,鲜卑别部,风俗桀骜,镇抚实难,式籍沉谋,俾遏乱略,命公为汤河女直详稳”(24)。

  《墓志》中的“殷子古墟”一语颇耐人寻味,虽然《辽史·地理志》称辽阳为箕子故国,但辽代王郁家族有先攀附箕子、后攀附微子的事例,而微子是当时公认的辽后族的祖先。所以,“殷子”之辞颇有内涵,这里不妨仍当“箕子”解。

  当然,中原王朝肯定朝鲜、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箕子国继承者身份,是因其有鲜明的农业文明特征,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建国后其主要经济基础也依然是畜牧业,当然无法获得北宋与王氏高丽的认可。可见,尽管契丹想以“箕子国继承者”的身份自居,但它既与北宋为敌国,复位在正北,不易为宋所承认。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君子国正统地位都是由宗主国承认而获得的,而宋、高丽同时视契丹为北狄禽兽之国,不承认其有“箕子余风”,使其无从获得“君子国”的美誉。当然,契丹也未曾设想如何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能为中原王朝——当时的北宋政权——承认的君子国。契丹之所以强烈要求成为箕子继承者,是有其政治企求的。

  契丹企图获得“君子国”名号的初衷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标榜自己,退可以使之成为自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进可以逐鹿中原,一统河山;一方面则是出于领土上的企图,在攻打王氏高丽时就公然以此为由,要求王氏高丽割让平壤以北地区。[10]

  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回到辽太宗改国号的时机,也就是破晋之时,就会认识到改国号为“大辽”不是针对王氏高丽的,也不是以取得东丹国地区而得名,而是针对汉人区域的一种举措,实际上是以汉人正统自居。换言之,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展示的是自己逐鹿中原的抱负。从辽太宗“会同”、“大同”的年号上也可以窥见此点,“会同”、“大同”都有一统江山、万国宾服的“天下大同”意味。从这一点来看,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一国两制”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原因而强作解人。因为河北也曾是殷人故壤(25),其以箕子继承人的身份是有资格居于此的。正如《萧旻墓志》所称:“圣元皇帝吞二辽以建极,孝武皇帝降三晋以来庭。”[11]113

  四、契丹改名“大辽”的谋主

  我们知道,辽太祖、辽太宗、辽世宗身边有一大批汉人谋主,为其建国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契丹从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王国。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推知,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王郁是辽太祖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韩延徽、王郁是辽太宗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高勋则为辽世宗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如史籍称韩延徽佐助辽太祖之功勋云:

  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12]8810

  这些汉族谋臣各有建树,为契丹族迅速建立封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在契丹改国号一事,是出自哪个谋臣?笔者认为,是王郁父子。

  首先,王郁父子具有作为谋主的身份。

  炮制箕子道统表,使契丹获得逐鹿中原的资格,这种事是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契丹人做不来的,只能是其汉人智囊集团的杰作。辽太祖去世后,韩知古、康默记大概皆为述律后所诛杀,只有韩延徽与王郁仍在辽太宗麾下效劳。笔者从墓志上了解到,在改易国号上王郁父子是实际上的谋主,其策略不但谋国,也有谋身的意味在内。

  王郁,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之子,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女婿。王处存为解除成德节度使赵文礼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让王郁投奔契丹,引导契丹南下。(26)当然,这次契丹南下没有遂心如意,史称王郁自此在契丹失势,已经丧失了谋主的资格。(27)但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我们知道王郁仍是辽太祖之养子,且在辽太祖不受代一事上仍有进谏之事(28),在辽太祖征服渤海的过程中立了大功(29),在辽太祖死后又获得述律后的青睐,《王裕墓志》中也称其为“两朝贵宠”[13]62,所以,在炮制箕子道统表上王郁作为智囊之一仍是有资格的。《辽史》及王郁子孙墓志中所载王郁官职颇不一致,据向南所考,王郁在辽历官次第为:

  初授义武军节度使,改授崇义军节度使,进授明殿左相,终任龙化州节度使。王郁为龙化州节度时间,《太宗纪》: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又谓王郁子王庭鹗云:“王鹗,应即是王庭鹗。《太宗纪》:天显十年五月‘癸丑,以舍利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据《王郁传》载:‘太祖崩,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从《太宗纪》: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按:兴国军为龙化州军号)、中书令(笔者补)。’五年三月‘壬午,以龙化州节度使刘居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王郁还宜州在五年三月之前,其卒年则在五年之后,此恰与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之时间相合,且知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乃仿中原制度子袭父职。又王氏在唐为强宗大族,其子孙名字均甚讲究。处存、处直,中间皆有一‘处’字。处存子郜、邺,处直子都、郁,其名部首皆从‘邑’。据《王悦墓志》记,王郁尚有一子名廷阮;《旧五代史·王庭胤传》记,王邺有一子名庭胤。其中间均有一‘庭’或‘廷’字。庭、廷古通用、实为一字。此等命名正与中原汉族习惯相合,故可断定王裕之父当是王庭鹗,志作单字鹗,实夺一‘庭’字。”[13]65

  当然,王郁是作为太祖时旧臣留用的,辽太宗身边也有一群汉族文臣武将簇拥着,但从各人表现来看,都不是此次谋划之谋主。赵延寿在平晋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之所以如此拼命,是因为辽太宗许诺平晋后立其为南人之主,如辽之立石敬瑭。杜重威拥兵之降,亦因辽太宗有相同的承诺,但辽太宗后来都失信了,导致杜重威郁郁而终,赵延寿在辽太宗去世后即阴谋自立,旋为辽世宗所囚(30)。武将中之赵思温亦力战有功(31),然破晋后旋与赵延寿安置于中京,可见耶律德光对其人的防范。至于辽太宗身边的汉族谋臣,亦颇有主张册立汉人王汉地者,如王郁。

  其次,王郁父子具备炮制箕子道统表的条件。如下事实也表明工郁可以炮制出箕子道统表来。

  (1)比干墓在定州,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曾祭祀过他。这是义武军节度使的地盘,经过王郁家族长期(王处存、王处直、王郜、王都)盘踞,此中风物,当为王郁父子所熟知。

  (2)王郁之祖先是京兆万年人,出身商贾,本非望族,系因巴结宦官而成为一方诸侯。王氏之先祖,或推溯于王子晋(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皆是)(32),或推溯于秦将王翦。王郁家族作为一个暴发户,攀附到哪一个祖先都不足为异。但在入辽后的王郁后代墓志中,却都将祖先与殷商联系起来。如王郁之孙王悦的墓志中述其祖源时称:“殷王子比干,为纣所害,子孙以王者之后,因而称氏。”[13]112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比干墓在定州而做的攀附,盖王悦之先世,最初只能推溯到王宗,王宗是以军校巴结宦官而逐渐显达的,显非名宗贵族。笔者进而推断,这种攀附是在王郁炮制出箕子道统表后做出的,因为内地王姓子弟发达后,非攀附太原即攀附琅玡,甚少与殷商攀附的事例。正因这种攀附,辽地王姓人家多有从其说者。如《韩绍娣墓志》云:

  公本姓王氏,讳绍娣,字仁保,檀州琅耶人也。其先出自王子比干,当纣末之子孙避难于河东,以王者之裔乃命氏焉。高曾祖三世,早坠洪勋,无能备说。昔遭离乱,今致漂流。星散燕南,蓬飞蓟北。因偶妻于韩氏,遂依托于刘公。古琅耶今昌黎,虽上下之郡名各异,奈五音之姓利攸同。[11]63

  尤为奇怪的是,这种攀附如果和“辽”国号直接相联系,则子孙宜长相保有此说以固幸邀宠。但是,在王郁后代的墓志中这种姓氏由来还另有衍变。如在王郁另一个孙子王裕墓志中,则将祖先转移到与箕子、比干共列为殷商三仁的“微子”身上:“公讳裕,字伏贞,本素有殷之苗裔。姬周授命封微子为王,遂因以命氏焉”[13]6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呢?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王氏家族讨好后族的一种手法。因为辽代后族都以萧何后代自居,而萧何一族则是宋的支子衍变而来,而宋的祖先正是微子。笔者选了一则叙述此支由来较为简明全面的墓志来说明:

  微子封宋,乐叔居萧,氏族之始也;相国下秦,大夫师汉,门阀之宗也。大齐以肃竹膺期,践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刃兴运,张天地之图:传宝祚于一家,易鸿名于两汉。青盖入洛,重南国之衣冠;白马朝周,盛西雍之宾客。公即梁宣皇帝之元孙,明皇帝之曾孙。大父南海王珣,入隋封梁国公。(33)

  由这则墓志可知,萧氏这一支是非常显赫的,微子、乐叔、萧何(即志中之“相国”)、萧齐的建立者萧道成、萧梁的建立者萧衍等人都赫然在列。

  辽代萧氏一族显贵之墓志,多直言出自兰陵萧氏,始祖自然直指微子,远祖则指汉初萧何。在太祖去世后,王郁因为述律后青睐而获得进一步的重用,甚至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他去世后,其子王庭鹗也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其后代为加强这种与后族的联系,将祖先由比干转换成微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契丹族,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产生了入主中原的念头。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契丹统治者存汉族臣僚的策划下,将祖源由炎帝改为黄帝,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辽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耶律阿保机以“箕子国继承者”的身份自居,试图标榜自己,使之成为自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同时也有领土上的企图。耶律德光破晋后,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以“会同”、“大同”为年号,改国号为“大辽”。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一国两制”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原因而强作解人,以致众说纷纭。

注释:

  ①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120-121页)谓拓跋魏之认黄帝为始祖,始于拓跋珪迁代之际,采纳汉族谋士崔宏之建议,则其攀认祖先之时机与用意,与耶律阿保机实有异曲同工之巧合。

  ②《魏书》卷1《帝纪》:“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小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③《陔余丛考》卷15《通鉴纲目》之“辽改号复号”条。

  ④《廿二史考异》卷83:“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

  ⑤原刊于《燕京学报》第13期,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

  ⑥传统的观点承自《魏书》和《辽史》,认为是最初在库莫奚之西,后在慕容鲜卑的打击下遁于“松漠之间”。现代学者之解释率立足于此,陈述《契丹政治史稿》认为契丹族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及《略谈对契丹社会性质的看法》一文、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一文等均认为契丹族的族源地在“松漠之间”,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迁移,中心区域都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反对者也基本以立言为宗旨,多数是以对传统观点做局部调整的面目出现,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则提出契丹的族源地在辽泽一带。

  ⑦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原刊《大陆杂志》4卷4期,1952年2月;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第5集,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35页。岛田正郎:《辽の北面中央官制の特色》,原载《法制史研究》第12号,1962年3月;又见同氏《辽朝官制の研究》,创文社(东京),1978年,第13-14页。

  ⑧尚铖《中国历史纲要》:契丹取得十六州,937年改国号为辽。

  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认为,契丹于938年改称辽国。

  ⑩《中国通史》第六册辽代部分说:会同十年(947)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

  (1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说:公元947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

  (12)张正明《契丹史略》:947年,辽太宗入大梁后,改号大辽。改元大同,有久据中原之意。

  (13)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说:“公元947年二月,耶律德光进军开封,晋亡。耶律德光改国号大辽。”

  (1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15)叶昌炽《语石》卷1“辽金五则”条。

  (16)《辽史》卷1《太祖纪上》:“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17)《辽史》卷1《太祖纪上》:“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18)《辽史》卷74《韩延徽传》:“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资治通鉴》卷269:“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19)《辽史》卷75《王郁传》:“太祖崩,郁与妻会葬,其妻泣诉于淳钦皇后,求归乡国,许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婿,主已被弑,此行夫妻岂能相保。愿常侍太后。’后喜曰:‘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故也。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

  (20)向南注谓:按,辽太祖建国初称契丹,太宗大同元年建号大辽。圣宗统和元年又改号契丹。本志撰于保宁二年,似不应称契丹。

  (2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引张汇《节要》称:“辽以辽水名国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也说:“辽人以辽水名国也。”

  (22)《资治通鉴》卷21亦曾总结说:“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

  (23)《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东京道条下。

  (24)《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下》之《萧袍鲁墓志》。汤河在辽阳地区,《辽史·百官志》辽阳路诸司有“汤河详稳司,亦曰南女直汤河司”。可见此金石文字正与《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所载箕子朝鲜事相契合。

  (25)《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巨鹿郡,秦置。属冀州。户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七。县二十:巨鹿,《禹贡》大陆泽在北。纣所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又《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

  (26)《辽史》卷2《太祖纪下》:“神册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丙子,上率大军入居庸关。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

  (27)见《资治通鉴》与《契丹国志》。《契丹国志》盖取材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271:“契丹主责王郁,絷之以归,以王郁误之入寇也。自是不昕其谋。”

  (28)赵志忠《虏廷杂记》:“有韩知古、韩颎、康枚、王奏事共劝太祖不受代。”此四人《辽史》均为立传,因文字原因,需要说明的是韩颎即韩延徽,此有墓志可证。康枚,即康默记之脱误,辽代墓志中称之为“康梅棘”,王奏事,即王郁,“奏事”为“政事令”之讹。

  (29)《辽史》卷2《太祖纪下》:“天显元年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

  (30)参见《辽史·赵延寿传》及《契丹国志》的相关记载。

  (31)赵思温,《辽史》本传称“协谋静乱翊圣功臣”,其孙《赵匡禹墓志》(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上)称其为“叶谋静乱翊圣功臣”。

  (32)辽代《王仲福墓志》(辽代石刻文续编第8页)即承此说,言:“其先出自姬姓,周灵王子晋以正谏被黜,时人号为王家子孙,因命氏焉。后升仙于缑岭,今琅玡、太原皆其胤也”。

  (33)《全唐文》卷229《赠吏部尚书萧公神道碑》。

【参考文献】

  [1]姜维东:《耶律阿保机托神改制与黄龙府名称的由来》,《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4期。

  [2]王偁:《东都事略》卷123《附录·辽国》,丛书集成三编本,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1991年。

  [3]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卷27《辽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4]景爱:《历史上的萧太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5]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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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刘凤翥:《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台北历史月刊》,1991年1期。

  [9]陈学霖:《金宋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姜维公:《〈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谬误探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2期。

  [11]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9,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1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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