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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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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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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  

2014-07-18 06:32:41|  分类: 书评与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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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
2014年07月17日 07:46 来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5期 作者:张建林字号
http://www.cssn.cn/lsx/201407/t20140717_1257130_2.shtml

  【内容提要】 2006年开展的“唐陵大遗址保护”考古调查项目历经7年,先后对10座唐代帝陵进行了地面调查、考古钻探、局部发掘和全面测绘,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唐代帝陵不同时期的陵园布局和结构逐渐清晰,为进一步了解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以及陵园设计理念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献陵、昭陵为第一阶段;乾陵、定陵、桥陵为第二阶段;泰陵至光陵等7个陵为第三阶段;庄陵至靖陵等6个陵为第四阶段。

  【关 键 词】唐代帝陵 陵园形制 演变阶段

  【作者简介】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6年开始的“唐陵大遗址保护”考古调查项目,历经7年,先后对唐高宗乾陵、唐肃宗建陵、杨氏顺陵、唐德宗崇陵、唐宣宗贞陵、唐睿宗桥陵、唐玄宗泰陵、唐宪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唐高祖献陵进行了地面调查、考古钻探、局部发掘和全面测绘,唐中宗定陵、唐武宗端陵的考古钻探和测绘也已完成。唐代帝陵陵园不同时期的布局和结构逐渐清晰,这对于进一步探讨唐代帝陵陵寝制度以及陵园设计理念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众多新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有条件对唐代帝陵形制进行分析,并总结其演变轨迹。

  以往学界对唐代陵墓有多种分类方法:1.简单地以择地及构造方式分类,将唐代帝陵分为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其中第一种包括献陵、端陵、庄陵、靖陵4座;第二种包括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等14座①;2.以陵主身份分类,将所有唐陵分为唐祖陵、唐帝陵及太子和贵戚陵等三类②;3.以平面形状分类,分为方形、六边形、多边形三种。其中六边形的有乾陵、崇陵、景陵、贞陵、简陵,多边形的有桥陵、建陵,余者均归为方形③;4.以陵主身份、陵园平面、石刻组合及陪葬墓分类,分为追改坟墓为“陵”(分为两组)、唐代皇帝陵(分为五组)、葬时谥帝号的陵(分为两组)④。只有后两种方法讨论了陵园形制。

  本文讨论唐代帝陵陵园形制,仅限于唐高祖献陵至唐僖宗靖陵等18座皇帝陵。唐昭宗和陵、唐哀帝温陵因没有发现确切的陵园遗址,形制不明,不参与讨论。本文以唐高祖献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唐睿宗桥陵、唐玄宗泰陵、唐德宗崇陵、唐宣宗贞陵为不同时期的典型个案,根据近年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新资料,充分考虑陵区的地形选择、总体布局、陵园平面形状、陵园石刻配置、寝宫(下宫)平面布局结构以及陪葬墓等诸多因素,具体分析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考古勘探资料所见唐代帝陵陵园的不同形制

  1.献陵陵园形制

  根据2011至2012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陵园以封土为核心,四周修筑夯土墙垣,墙垣四面正中辟门,门址外各有石虎1对、门阙1对。陵园南门外为向南延伸的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犀牛和石柱各1对。下宫位于陵园西南约1260米。陵园以北距北门址180米发现一处宫殿建筑群遗址,暂名献陵北遗址。陪葬墓区位于陵园东北,分布区域略呈三角形,东西约5、南北约2公里。

  覆斗形封土位于陵园中部略偏东,南部钻探出两条并列的墓道,均长约61米,两墓道间距10.7米,西侧的墓道略宽,东侧的略窄。

  陵园平面形状略呈方形,方向为北偏西1°,南北451、东西448米。陵园四角有曲尺形的夯土角阙基址。陵园墙垣四面中间辟门,形制、规格相同,均由门址、门阙、门外石虎构成。东门址保存较完整,南北长26、东西宽14米,门阙为夯土筑就,平面为三出阙形制,石虎距离门阙125米,两石虎间距33米。

  南门石虎与石柱之间的陵园神道长度404米,两石柱间距37米。现存东侧石虎、石柱各1件,另有石虎、石犀各1件现存碑林博物馆,经钻探发现石犀残躯1件、西侧石柱残座和柱身残部。石虎与石犀牛形体高大,均为站立姿态;石柱的台座上雕刻两条头尾相接的盘龙,石柱的顶端雕刻蹲踞的石兽。

  下宫遗址位于乳阙以南1210米,偏西370米处,现为三原县长城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厂址,仅在四周发现少量夯土基址和大量砖瓦堆积,遗址整体面貌不清楚。

  献陵北遗址位于献陵陵园东北,其西侧围沟恰好位于北司马道中线,遗址南垣墙与陵园北门石虎间距46米。

  献陵陪葬墓分布于献陵北部和东北部的富平县吕村乡一带,其范围东西约5000、南北约2000米。共发现289座墓葬,其中93座墓葬依据其墓园结构和墓葬形制、规格,可以确定为献陵陪葬墓。陪葬墓的特征是规模较大,外有围沟,墓葬有长斜坡墓道和数量不等的天井、过洞,28座尚存封土。陪葬墓墓园外围基本都以围沟为界,绝大多数墓园内只有1座墓葬,个别墓园内有2座或3座葬墓⑤(图一)。

  图一 唐献陵陵园遗址平面图

  2.昭陵陵园形制

  昭陵是唐太宗生前选定的陵址,修建在礼泉县北的九嵕山上。通过2002~2005年的调查、勘探、发掘,基本探明了陵园遗址的布局。现知陵园周围没有墙垣环绕,只在九嵕山南侧偏东的山梁上建造南司马门,在北侧山坡建造北司马门,西南侧的平缓台地上建造寝宫。此外还有山腰南侧和东侧的石窑、石室等遗迹。九嵕山南侧和东侧的山坡及山下东、南部的开阔平原地带是昭陵的主要陪葬墓区,西南和北面有个别陪葬墓。

  昭陵北司马门建筑遗址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分布于九嵕山北侧山坡的3个小台地上,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建筑遗迹依次为三出阙的台基1对、推测为列戟廊的廊址1对、北围墙外的小型建筑4座、殿堂式门址和北围墙、砖砌排水沟等。第二台地以上仅残存西侧建筑遗迹,从南向北依次为偏殿、方形小建筑、阶梯状长廊等。建筑群外环绕夯土墙。殿堂式门址东西25.8、南北12.6米。从现存遗迹分析,门址进深两间、面阔五间,中间三间为三个门,东西两间分别有隔墙分为南北间,门址东西两端紧接夯土围墙。在三出阙的南侧各一长方形建筑台基,介于阙和门之间,推测很可能是门外放置列戟的廊房。原放置“六骏”和“十四国蕃君长”石雕像的长廊基址呈阶梯状,由北向南渐次升高,进深一间、面阔七间,南北29、东西10.2米,残存有10个柱础石和4个置于原位的石人像座,北端一间保存有“六骏”之一的完整基座。

  昭陵寝宫遗址位于九嵕山南麓皇城村东侧的开阔缓坡地带,2004年进行了钻探、调查和局部试掘。寝宫为一组完整的宫殿建筑,外周为长方形的宫城城墙,南北304、东西238.5米,夯土城墙厚2.5米左右。寝宫北部用一道东西向内城墙隔出南北宽47.5米的夹城。宫城东西两面未发现城门,南北两面辟城门,夹城城墙上与北门相对的位置又设一重门。3座门址虽破坏较严重,但总体结构仍大体可辨,门的基址均为包砖的夯土台,与陵园北司马门已发掘的门址结构大体相同。其中南门址东西23.2、南北13米,夯土台基原高1.2米左右,周有砖铺散水。北门址形制、规模与南门址相当;北重门门址较小,结构亦相同。城墙范围内经初步钻探,发现南北分布的3组夯土基础和纵横分布的夯土墙体,其间有大量砖瓦堆积。可以看出,宫城中原有3组大型建筑和多座中小型建筑,其中大型建筑中,有1座应为寝殿⑥。

  陵园石刻主要集中在北司马门,有“昭陵刻石文”碑、“昭陵六骏”、“十四国蕃君长”石像。20世纪70年代在九嵕山南9公里的后寨村发现石走狮,现在还难以确认是否为昭陵陵园石刻组合的一部分。日本学者所说的东门蹲狮有误,根据照片辨认,应为乾陵东门石狮⑦。

  九嵕山南侧和东侧的山坡及山下东、南部的开阔平原地带是昭陵的主要陪葬墓区,西南和北面有个别陪葬墓。陪葬墓的数目无论文献还是先后数次调查均有较大出入,依据1972年昭陵博物馆的调查资料,计有167座。据近年昭陵博物馆的调查,确认有193座属于昭陵的陪葬墓(包括宫人墓)⑧(图二)。

  图二 唐昭陵陵园遗址(不包括山下陪葬墓区)平面图

  3.乾陵陵园形制

  乾陵位于乾县以北的梁山,由陵园、神道、下宫、陪葬墓区组成。经2006年、2011年两次考古勘探,陵园布局较以前更为清楚,并有新的发现。陵园以梁山主峰为中心,城垣环绕山峰四周,平面略呈方形,西南角受地形限制向内收缩。南墙大部分为东西直线,西端向北折,再向西北折至当地称之为棒槌岭的山梁上与西南角阙相接,全长1450米;东墙南北直线延伸,分别与东南角阙、东北角阙相连,全长1528米;北墙东西直线延伸,全长1450米;西墙南北直线延伸,全长1438米。城垣四角各有角阙,1961年曾发掘东南角阙,曲尺形,两端呈三出结构。四面设四门,从钻探的北门门址平面分析,结构为殿堂式。四门外两侧建造双阙,1995年发掘的南门双阙均为三出阙。

  乾陵下宫遗址位于第一重阙与第二重阙之间中轴线西侧,周围地势开阔,坡度平缓。总体平面近似方形,周围是夯土筑成的宫城外墙,东西379.7~380、南北382~382米。下宫南门位于南墙中部偏东,门宽12.5米。宫城之中又有内城,内城平面总体呈长方形,南北295、东西284米。内城范围内共发现各类遗迹60处,其中夯土遗迹44处、踩踏面遗迹6处。下宫内外城之间也有大量建筑遗存分布,北侧的内外城之间和西侧内外城之间分布较为密集,且明显可以分为几组;东侧内外城之间发现遗迹遗存较少。

  乾陵石刻组合:神道石刻从南至北依次为石柱、翼马、鸵鸟各1对、仗马与牵马人组合5对(各10件)、石人10对(20件)、无字碑1、述圣记碑1、蕃酋像61件。四门石狮各1对,均为蹲狮。北门门阙以北原知有仗马及牵马人各3对(各6件),2007年的发掘表明,门阙与仗马之间原有2对石刻,石座旁还配置有方形小石座,其中北侧的1对为站立的石虎,另1对可能亦为石兽。

  乾陵陪葬墓分布在陵山东南的台原,2010年对已知的17座陪葬墓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每座墓均有围沟或围墙的墓园建筑遗迹(图三)。

  图三 唐乾陵陵园遗址平面图

  4.桥陵陵园形制

  桥陵因山为陵,由陵园、神道、下宫、陵园石刻组成。陵园平面大部分呈方形,只有西北部因山势向外突出,几经曲折形成不甚规则的多边形。范围包括整个丰山和尖山、赵家山两个小山。陵园的墙垣环绕山麓建造,个别部分越山跨沟。南墙和西墙均为直线,分别长2820、2813米;东墙在东门以北向东折,继而北折,与东北角阙相接,全长2655米;北墙在东半部先向北折,继而东折,然后向南、东南两次转折,与东北角阙相接,全长4944米。陵园四角各有角阙,四面设门,门外1对门阙。2008年对南门门址、南门外西侧阙址、蕃酋殿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虽然遗址破坏严重,残存的夯土基址和柱础石仍可看出是殿堂式建筑;门阙为三出阙,结构与乾陵南门阙相同;蕃酋殿建筑平面为曲尺形。从南门向南660米的神道南端现存乳台阙址,阙址东西29~29.6、南北16~16.5米,两阙台间距180米;从乳台阙址向南2700米残存鹊台阙址,据1993年钻探,两阙台间距190米。

  桥陵下宫遗址总体平面呈长方形,由内外两重宫城组成,外城南北515、东西401米。外城正门位于南墙中部偏东,门址东西约23米。内城整体位于外围墙内偏东北位置,总体平面呈长方形,南北290、东西252.5米。内城范围内共发现建筑夯土基址28组,每组由两条至多条夯土基础构成,可分为南北两组建筑,每组又各有围墙环绕,中央偏北有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寝宫建筑遗址,两侧分布附属建筑基址。在一些建筑基址上发现有柱础石。内外城之间也发现有建筑遗迹,西侧内外城之间建筑遗迹较少,只是在北部探明有一组建筑,南部未发现夯土遗迹。东侧内外城之间没有发现建筑遗迹⑨。

  桥陵石刻组合:神道石刻由南向北依次为石柱1对、麒麟1对、鸵鸟1对、仗马5对10件(现存9件)、石人10对20件(现存16件),神道的蕃酋殿遗址曾出土蕃酋像残躯3件。四门外各有石狮1对,北门外还有仗马3对6件。北门外西侧曾发现牵马人残躯1件和身份不明的小型石人残躯1件。

  桥陵陪葬墓分布在陵园的东南方向,经2009年勘探,探明共有陪葬墓12座,其中墓主明确的有王贤妃、金仙长公主、鄎国公主、凉国公主、代国公主、惠庄太子、云麾将军等,据文献记载尚有惠文太子、惠宣太子。陪葬墓均有墓园建筑(图四)。

  图四 唐桥陵陵园遗址平面图

  5.泰陵陵园形制

  泰陵陵园由三座山峰组成,金粟山居后,西南有敬母山,东有卧虎山。地表现存乳阙遗址、角阙遗址和各门前土阙及地面石刻。

  城垣四面原辟四门,受地形限制,四门选址因地而宜,并非对称布局。除南门位于山前缓坡地外,东、西、北三门均筑于山脊或山坡台地上,地域狭小。东、西两门直线间距1168.8米,南、北两门直线间距1133.8米。城垣四角各有角阙,角阙之间距离悬殊,如西南角阙至东南角阙直线距离1176.9米,而西北角阙至东北角阙直线距离仅为765.3米。若将探明的垣墙和角阙相连,城垣平面约略呈不规则的五边形。除南垣墙较直外,其他三面的墙垣都非直线延伸,北垣墙由西北角阙开始折向东北方向与北门相接后,再与距离较近的东北角阙相接;西垣墙修建在山梁西侧的坡地上,大致呈弧形;东墙垣基本是沿着山脊走向蜿蜒起伏,呈蛇行状。

  泰陵下宫遗址位于蒲城县椿林乡石道村南部的台地上,地势北高南低。下宫北垣墙东端距西乳阙直线距离为990.4米。垣墙基址保存较好。下宫的宫城平面呈长方形,方向北偏西7°,南北162.5、东西143米。下宫宫城内共发现夯土墙基4条,2条东西向墙址位于宫城内中部,较短,宽度不一;2条南北向墙址位于宫城内西部,东西排列,长度较长,宽度均匀。因东部破坏严重,未探出墙址。下宫遗址内共发现夯土基址16处,大部分分布于宫城内中部位置,大小不一,多为较规整的长方形,最大的一处夯土基址位于宫城北部中间⑩。

  泰陵石刻组合:神道石刻从南至北依次为石柱1对(现存1件)、翼马1对、鸵鸟1对、仗马及牵马人5对(现存仗马5件、牵马人3件)、石人10对(现存19件)、最北端的石人与门阙之间的东西两侧发现蕃酋石像残躯11件,其中2009年在西侧发掘出土4件。四门外各1对石狮(西门外南侧石狮不存)。北门门阙之间及以原应有仗马及牵马人各3对(现存仗马4件、牵马人3件)。石刻体量变小,石人高2.50~2.75米,四门外的石狮高1.56~1.65米;石人始分文武两类,东侧是持笏的文官,西侧是柱仪刀的武官。

  6.崇陵陵园形制

  崇陵陵园地处嵯峨山东侧,南北跨越泾阳、三原两县,陵园内自然地貌复杂,沟壑交错。地表仅存乳阙遗址、角阙遗址和门前土阙及地面石刻。

  经2007年至2008年调查、勘探,陵园布局基本清晰。陵园城垣环绕陵山而建,城垣四面设四门,除南门位于陵山南部台地,地势较平缓外,东、西、北三门均筑于山脊的平缓处或山坡台地上。东、西两门直线间距1625.4米,南、北两门直线间距为1638.3米。城垣四角角阙之间距离悬殊,西南角阙至东南角阙直线距离2503.6米,西北角阙至东北角阙直线距离为1511.3米,西南角阙至西北角阙直线距离为1705.1米,东南角阙至东北角阙直线距离为1707.6米。若将探明的垣墙和角阙相连,城垣平面南宽窄,平面呈不规则的梯形。除南垣墙较直外,东、西、北三面垣墙走向皆依山势起伏蜿蜒。

  崇陵下宫遗址位于泾阳县蒋路乡孟下村南的台地上,下宫东南角距乳阙直线距离为1824.4米,自然地势北高南低,坡度较缓。下宫宫城整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北偏东1°,南北310.4、东西195.8米。下宫城垣内共发现夯土基址9处,多为长方形,大多分布于城垣内的中部位置,其中两组较大的夯土基址位于城垣中部偏北,可能是寝殿等主要建筑的基址。

  崇陵石刻组合:神道石刻自南向北依次为石柱1对、翼马1对、鸵鸟1对(现存东侧1件)、仗马及牵马人各5对(现存仗马6件,牵马人2件)、石人10对(地表现存11件,新发现4件),在南门阙以南的东西蕃酋殿遗址发现石像残躯25件。四门外各有1对石狮(现存4件),北门仗马4件、牵马人1件。石刻组合与泰陵相同,雕凿较粗糙,石人高度与泰陵相若,2.66~2.78米(图五)。

  图五 唐崇陵陵园遗址平面图

  7.贞陵陵园形制

  贞陵陵园南北跨泾阳、淳化两县。陵园内地貌复杂,山势陡峭,地表仅存鹊台遗址、角阙遗址和各门前土阙及地面石刻。

  经2007年调查、勘探,陵园布局基本清晰。陵园的城垣环绕北仲山而建,四面辟四门,除南门位于北仲山南麓,地势较平缓外,东、西、北三门均筑于山脊上,地域狭小。城垣四处角阙及现存垣墙均已探明,西南角阙至东南角阙直线距离1760.5米;西北角阙至东北角阙直线距离为3448.88米。城垣平面呈南北狭长的不规则形状,南窄北宽。南垣墙地处山下较为平缓的地带,呈直线延伸;西墙垣从西南角阙向北沿山脊蜿蜒通向西门,然后向西北方向沿山脊与西北角阙相接;东墙垣从东南角阙向北坡度较缓,取直线通向东门,东门以北则沿山脊蜿蜒至东北角阙;北墙垣地形最为复杂,西部明显向西南的山脊延伸,与东北、西北角阙连接均需经陡坡和沟壑,起伏较大。

  唐贞陵下宫遗址位于泾阳县白王镇庙背后村北部的台地上,东南距西鹊台遗址299.24米,地势北高南低。宫城整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北偏西8°。南北248.39、东西172.11米。仅在南面正中设门,建筑遗迹破坏较为严重,较大的夯土基址有2处,一处位于宫城南门内,一处位于宫城中部,两处建筑基址与南门均在宫城的中轴线上。

  贞陵石刻组合:神道石刻,自南向北依次为石柱1对、翼马1对、鸵鸟1对(现存东侧1件)、仗马及牵马人各5对(原应各10件,现存仗马6件,新发现牵马人2件)、石人10对(原应20件,地表现存11件,新发现4件),在南门阙以南的蕃酋殿建筑遗址出土蕃酋石人像6件。北门石刻组合:除石狮1对,应有3对仗马及牵马人(地表现存仗马4件,新发现牵马人1件。石刻雕凿较为粗糙(图六)。

  图六 唐贞陵陵园遗址平面图

  无陪葬墓。

  二、不同时期唐代帝陵形制的特征

  初唐时期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布局设计“斟酌汉魏”制度,同时吸收南北朝帝陵的不同传统,试图探索建立唐代帝陵的新形制。

  唐高祖献陵在建造之前,曾有廷议。高祖李渊遗诏中提出“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的原则,但究竟按照汉魏的哪一种规矩则有不同意见(11),太宗“诏山陵一准汉长陵故事,厚送终礼”,秘书监虞世南谏曰:“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12)太宗一时难以决断,“付所司详议”,司空岑文本建议:“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13)太宗最后看来是依岑文本的意见设计和修筑献陵(14)。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现高约18米,合唐尺六丈余。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陪葬墓分布于陵园东侧及东北,这些特点与汉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及神道石刻为汉陵所无(15)。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明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16)。献陵陵园北部偏东探出的建筑遗址紧邻陵园,坐北向南,周环墙垣和隍沟,整组建筑呈轴对称布置。中轴线上安排两进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一座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献陵南门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建造年代相同。推测这处建筑很可能是献陵最初的寝殿建筑群。这种将陵寝建筑紧邻陵园的做法也与汉陵相仿。

  唐太宗昭陵开唐代“因山为陵”之先河,虽然也声称参照了汉代陵寝制度(文献透露出模仿汉文帝霸陵之意)(17),但在具体的设计和布局上多有创新,与献陵几无相似之处。因山势在九嵕山南面悬崖开凿玄宫,南北山梁上分别建造南北司马门,东西不设门,也没有环绕的城垣。西南面的平缓开阔地带建造寝宫。北司马门从外向内(从北向南)依次为三出阙、列戟廊、殿堂式大门。寝宫宫城的平面布局刻意仿照长安城的宫城设计,南面为宫城正门,北面有夹城,形成两道北门,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列,布局与大明宫极为相似。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南面及东南面。陵园石刻完全不同于前朝,北司马门树立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昭陵六骏”石屏,前无古人。写实性的“十四国蕃君长像”石人具有纪功宣威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可能源自突厥陵墓石人(18)。

  盛唐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是唐代帝陵形制确立的阶段。自乾陵开始,陵园环绕陵山一周修筑平面方形的城垣(唐代文献称之为“壖垣”或“行墙”),四面辟四门。由南向北布置三重门阙,第1对阙台(宋代称之为“鹊台”)通常距第2对阙较远,相距1000~2000米,有些超过2000米,其间中轴线的西侧建造下宫,东侧分布陪葬墓。第2对阙(宋代称之为“乳台”)距离南门阙距离一般为不超过1000米,两者之间的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陵园四门由外及里依次筑三出阙、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南门外还修建放置蕃酋像的建筑(蕃酋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蕃酋殿的位置曾发生变化,乾陵将之安排在南门与南门阙之间,桥陵及以后则将移至南门三出阙以南。

  四门门阙及第1、2对阙均为三出阙,三出的转折较大,30~60厘米;阙台底部外周有石块基础;夯土台基外包砌砖壁。

  寝宫(后称下宫)位于第1对阙(鹊台)与第2对阙(乳台)之间的西侧,宫城规模较大,乾陵下宫面积145000平方米、桥陵下宫面积206515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城垣;较大的建筑基础为数条平行的夯土基构成。

  陵园石刻从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四门外各立石蹲狮1对,北门阙以外再立石马和牵马人各3对(乾陵北门外还有石虎1对、尚不明确的石刻1对),南门阙以外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立石柱1对、翼马(或麒麟)1对、鸵鸟(或鸾鸟)1对、仗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人10对以及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体量高大,如门外石狮高达2.7~3米,石人高达4米左右;10对石人均为手柱仪刀的武将形象,乾陵石人头戴小冠,定陵、桥陵则头戴鹖冠;鸵鸟较为写实,颈、腿细长。还有一种石刻值得注意,乾陵南门门址两侧现存1对石座,其上有石人的残脚,应该是守门武士石像。

  以上可以看出,乾陵——桥陵的总体设计布局和石刻组合分别吸收献陵、昭陵两者的设计理念,基本呈方形的陵园墙垣(乾陵陵园西南角和定陵、桥陵陵园东北角因地形限制内收或外扩,但仍为直线转折)、神道石刻最南端为1对石柱、四门外设置1对石狮等源自献陵(献陵为1对石虎);因山为陵、北门外设置6匹石马、南门外设置蕃酋石像(昭陵蕃酋石像设在北门内)、门外设三出阙及列戟廊等均源自昭陵。还有学者认为高宗太子李弘(谥号孝敬皇帝)恭陵的神道石刻组合和造型对乾陵神道石刻制度有很大影响(19)。无论如何,乾陵陵园形制标志着唐代帝陵制度的正式形成,此后的唐代帝陵陵园基本按照这一布局设计建造。

  中唐的玄宗泰陵——穆宗光陵延续盛唐时期帝陵形制,略有变化。仍然是“因山为陵”,但陵园平面多随山势而定,除了南墙垣地处平地或缓坡呈东西直线外,其他三面墙垣多沿山梁蜿蜒曲折,平面形状大多不规则。东西两门以及东北、西北角阙的地点选择只能依据不同地势,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对应。门阙及乳台阙、鹊台阙虽仍为三出阙,三出的内折部变小,一般在10~20厘米左右,不再用砖包砌,只在夯土台基表面施白灰墙皮。

  下宫规模减小,如泰陵下宫宫城面积23100平方米,崇陵下宫宫城面积26800平方米;宫城平面多为长方形,不再是内外两重城垣,北面不设门。

  陪葬墓急剧减少,甚至没有陪葬墓。

  从泰陵开始,石人体量变小,分为左文右武,东侧为手持笏的文官,西侧仍为手柱仪刀的武将。鸵鸟不再采用写实手法,逐渐失去鸵鸟原型,颈、腿变得粗短,或许这一时期的应当称之为“鸾鸟”更为合适。翼马定型化,不再出现兽头的麒麟。蕃酋像更为注重表现不同民族的服饰差异,尤其出土蕃酋像数量较多的泰陵、崇陵,不同的蕃酋石像可以看出北方民族、中亚民族、南亚民族的多种特征。在建陵陵园城垣附近发现的马头人身石像和猴头人身石像,显示着这一阶段还曾流行在陵园周圈埋设十二生肖石像的制度。

  晚唐的敬宗庄陵——僖宗靖陵,陵园形制与前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但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有3座陵园采取久已不用的封土为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的设计。陵园规模逐渐变小(贞陵是一个例外),尤其是3座“封土为陵”的陵园,边长仅500米左右,“因山为陵”的章陵边长也不过800余米。

  陵园石刻的种类不见减少,但在数量上有减少的趋势,在体量上有变小的趋势。到唐末的僖宗靖陵,石人高度不足2米,与前一阶段的蕃酋像大小相差无几。

  或仅有1座陪葬墓,或没有陪葬墓。

  这一阶段中,贞陵是一个特例。陵园规模巨大,南北门之间的间距达3500米,在所有唐代帝陵中是最大的。下宫宫城规模也较崇陵要大些。陵园石刻出现一些不同于其他陵的种类,南门门址残存4个石座,从石座的结构分析,其上原可能是4个守门武士的雕像。南门外两侧还发现一个较大的石座,座上正中残存有榫眼,座上原来的石雕应为一形体高大的雕像。蕃酋像重新变得程式化,服饰不再多样,稍显雷同。个中原因,容另文详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将唐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唐两座帝陵,属于借鉴汉魏帝陵制度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陵园布局尚未形成定制,两座陵园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制。但这两个陵园的设计对后来诸陵园仍产生较大影响。如昭陵开创了唐陵因山为陵的风气,“昭陵六骏”和“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则为此后历代唐陵陵园石刻中置“蕃酋石像”及“北门石马”的先例。献陵的方形陵园、神道石刻的石柱、陪葬墓分布在陵园东侧,也都被后来的帝陵采用。

  第二阶段的乾陵、定陵、桥陵,标志着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正式形成。陵园平面布局尽量设计成方形,局部因地势稍作调整。神道向南设置三重阙(南门阙、乳台阙、鹊台阙),下宫安排在乳台阙与鹊台阙之间的神道西侧,陪葬墓分布在神道东侧。陵园石刻组合基本形成定制,种类、数量急剧增加,形体高大,排列有序。继承了第一阶段石刻体量较大的特点,南门狮一般高2.7~3米,石人通常高4米左右。这一阶段最初的乾陵最为重要,是唐帝陵形制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形成的“乾陵模式”对后来诸帝陵影响深远,为此后诸唐陵设计的楷模。

  第三阶段基本沿袭盛唐时期的陵园布局——“乾陵模式”,又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从某种意义来讲,泰陵也是唐代帝陵形制的一个转折点。从泰陵开始,因山为陵的陵园平面不再追求方形布局,因地势调整,往往呈不规则形状。神道两侧的石人分为左文右武。石刻个体变小,如门外石狮高1.5~1.7米,石人高度多在2.5~2.9米之间。下宫规模减小,陪葬墓数量减少。

  第四阶段唐代帝陵制度逐渐走向衰微。除贞陵外,陵园规模逐渐变小。门阙等阙台不再使用三出阙形式。石刻组合基本稳定,石刻体量更趋变小,至靖陵时,石狮高度不足1米,石人高度不足2米。陪葬制度渐趋消失。

  注释:

  ①此种分类最为常见,见a.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C]//考古学集刊(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44. b.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C]//文物资料丛刊(3).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39. c.孙迟.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C]//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2: 327. d.陈安利.唐十八陵[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7.

  ②王子云.也谈唐陵石雕艺术兼述中国陵墓雕刻中的瑞兽——附:唐陵名称及陵前石刻类别简记[J].美术,1989(4): 64.

  ③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3.

  ④同③: 194-204.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5).

  ⑥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6(6). b.张建林,王小蒙.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J].考古与文物,2006(6).

  ⑦同③.

  ⑧昭陵博物馆.昭陵宝典[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1.

  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陵考古队.唐睿宗桥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1).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唐玄宗秦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3).

  (11)a.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b.杜佑.通典(第7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8. 唐太宗“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存崇厚”。

  (12)刘昫.旧唐书(第7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同(12).

  (14)王溥.唐会要(第2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5. “今便敬依来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

  (15)虽然《封氏闻见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一些学者如宫大中也推测在洛阳等地发现的石刻可能属于东汉陵园,毕竟未得到证实。宫大中.东汉帝陵及神道石刻[C]//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6)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7)a.同(14). “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汉氏将相陪陵,又给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b.董浩等.全唐文(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 太宗遗诏:“陵园制度,务从俭约。昔者霸陵不掘,则朕意焉”。

  (18)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C]//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

  (19)同③: 2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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