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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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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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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历史图像: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读后  

2014-07-02 19:48:55|  分类: 书评与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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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赐本站发布。感谢培俊兄。此稿较发表本内容更多,如果引用请注意刊发本内容略有不同。


凸显“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历史图像:

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读后

刁培俊  高云玲

(厦门大学  历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删节本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

 

在中国传统帝制时代,日常生活之中“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诸多习见现象,诸如方术与博物学领域,多是当今学者忽略已久、研究相对较少的学术“冷门”。然而,在余欣先生新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以下简称《中古异相》)一书中[],这些却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成为作者进而探索“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的媒介。前辈或谓:古代中国的“知识世界”,有三类学问相当重要,即关于天的学问、关于地的学问和关于人的学问。而有关方术与博物的学问,即包含在这三类之中。[]“方术与博物又密不可分,多有互相交错融通之处,其与儒家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之间也并非完全隔绝”(第8页)。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构建了本书的研究框架。

    《中古异相》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写本时代的“学”与“术”。第一章《史学习染:从<汉书>写本看典籍传承》属于“学”的部分,作者以敦煌吐鲁番《汉书》残卷为切入点,讨论《汉书》在精英阶层的传布,研究历史知识如何渗入社会,成为大众文化,进而探索在中古时代,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复制、流通和衍化的。作者将这种从社会史和思想史角度出发的研究范式,命名为“知识社会史”。以敦煌吐鲁番《汉书》残卷研究为起点,作者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古时期的知识社会史,这是其他学者未曾关注或关注甚少的学术新领域。第二、三、四、五章属于“术”的部分,即方术,涉及有物怪易占、风占、人形方术和日者之术。作者通过对这些方术实践场域、学术源流、实用功能等的考证分析,来重绘中古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以及东西方交流的历史图景。以第三章的人形方术为例,作者对其功能演变历程的考察,既体现了人形方术发展的学术流变,又体现人们的宗教信仰,“并且表现出与原始巫术、偶像崇拜以及中国道教解注术糅合的倾向,在信仰世界里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影响”(第139页)。这些人形木器的分布空间相当宽广,依作者所说“自乌拉尔中部、中央亚细亚、河西走廊、蒙古高原,直至日本的广袤地域内均有流传,几乎是沿着丝绸之路横跨了整个欧亚大陆”(第115页),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或许,正如作者所说:“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精神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从文明在互动中演进的角度研究民生宗教的特性提供了一则新的范例。”(第139页)从人形木器存在的时间——自公元前20世纪直至公元后12世纪末,可以看出,这种方术流传之久,生命力之顽强。从人形木器开始,作者将目光由出土人形木器的敦煌吐鲁番等长城沿线一带,扩大到丝路沿线的欧亚大陆,在广阔的空间里,探索人形方术的悠久历史。

该书下编为“中古博物的林中路”,包括有第六、七、八、九、十章,分别研究附子、芜菁、佛教七宝、沙州土贡及龟兹异物。作者研究的模式大体上都是:物之产地——功能——象征意义——中外关系,遵循其在导论中提到的研究范式:“方术——博物——宗教——礼俗——知识社会史——中外关系”。当然,针对不同物品,具体考察时会有细微差别。譬如,在《附子考》一章中研究附子的象征意义,在《芜菁考》一章中则讨论芜菁的宗教意味,在《七宝考》一章中研究七宝与佛教之关系,在《土贡考》一章中探索土贡的政治意义,在《异物考》一章中则侧重论述异物之文化想象。不难看出,在作者解释的框架上,博物只是其研究链条中的一环而非全部,博物只是其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或学术取径,正如其在本书中所说“最根本的一点,这不是关于物自身的研究,而是希望以具体的物种为线索,追寻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以及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第245页);“我们想要寻找的是芜菁在日常生活中的坐标,想要唤醒的是鲜活的历史记忆”(第246页)。概括而言,作者对博物的研究有两个目的,其一是通过对博物的研究,勾勒出中古时期与此相关的人们日常生活、宗教信仰和中西交流等生活图景,让读者从博物这一切面认识中古社会;另一目的是,研究博物所体现的东西方文明交流,探索异物和异域文化想象的社会意义,从而认识中国中古时期人们眼中的世界图像并探究这种世界图像是如何产生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献中的异物和异域的书写,既非客观现实的描述,亦非纯粹出乎想象的隐喻,而是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扩大,虚实互相激荡,经由不断认识、解释和修饰的过程,在异文化的氛围中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价值,所衍生和积淀的结果”(第320页)。“我们并不执著于文献所建构的异域景象的真伪问题,而将侧重于探究各类关于‘中土’与‘异域’的闻见、体验和想象的碎片是如何将创作者的价值、情感和心态投射在文本之上,并塑造出不同的异文化图景,成为当时社会知识结构和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养分”(第321页)。博物与思想史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两端,作者却匠心独具地在两者之间安放物的文化想象一环,衔接巧妙,化无形为有形,建构出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拓宽了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从博物学研究思想史是作者独特而新颖的思考维度。

上述乃读毕余欣先生这部大作的初步概括,在阅读过程中,笔者深刻体认到作者读书之勤奋,治学之严谨,而其视野之广阔,眼光之敏锐,思维之独特,于此也曾反复体味。窃以为,此书对中国中古史研究有着更多的学术创新意义,其学术特点还可做如下评议。

一、内容广博,包罗万象。作者对自己的学术路径有一句经典的概括:“索性‘兼儒墨,合名法’,糅合主业、副业,‘霸王道杂之’”(导论,第2页)。此书展现给读者的正是这样一派博杂景象:从敦煌吐鲁番的《汉书》残卷,引发了对历史知识如何进入社会成为大众文化的探索兴趣;以吐鲁番新出《易杂占》文书为线索,讨论“物怪易占”的学术流变,向读者展示“易占”如何由占卜国家大事的《五行志》演变为占卜个人祸福吉凶的“易杂占”;借俄藏TK190文书,展示出从秦汉至宋元间“择日之术”的衍变,试图展现古人为婚丧、出行、耕种等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选择吉日的图景。在中古博物的林中路上,附子、白附子、香附子、芜菁等植物生长地郁郁葱葱;晶莹剔透的玛瑙、真珠、琥珀、瑟瑟、珊瑚、琉璃竟是佛教庄严的饰品;沙州(沙洲)一隅贡给中央王朝的棋子、玉、羚羊角、硇砂、犛牛尾,虽不非常珍贵,却很稀奇;屈支灌、龟兹板、金颇棃、银颇罗、游仙枕……,光听名字,已令人浮想联翩。换言之,在中古博物的林中路上,各色物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凡此种种,无不显现本书内容博杂的特点。这些从先人的日用常识“渐渐转型为炫博、记异、志怪”,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悬异。汉代以后,这些“本来合理”的具体知识和技术“在儒家的解释中渐渐被哲理化”,“这些有关天地人的知识才在上层文人中渐渐边缘化,并渐渐在中古中国分化出若干枝系,或者成为谶纬之学……”从方术到博物,从《汉书》残卷到知识社会史,从人形木器到宗教信仰,从附子、芜菁到东西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从异域异物到文化想象,所以,葛兆光先生《序》称这些研究内容:“繁多而且博杂,让人很难把握。”

    二、史料丰富,旁征博引。作者师出名门,曾游学日本、欧美著名学府,故而有机会搜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领域汉文史料,并且相当熟悉西方汉学研究的学术动态,擅长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在第四章运用德藏吐鲁番“占书”研究占风之术,第五章利用俄藏TK190文书研究“择日之术”,“黑水城出土的方术文献,其成书恰好处于由中古向近世演化的中间阶段,正可藉以探析中国数术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第184页),这些新材料的运用对于解决新问题有极大帮助。日本学者对中国方术与博物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作者多有参考借鉴。西胁常记、仁井田陞、坂出祥伸、池田末利、佐藤邦一、池田温、石户谷勉、山田宪太郎、小田义久、石野智大等日本学者的著作,对其都多有启发。

除了传统史志外,作者还利用了许多考古发掘的实物。这在第三章中最为明显,作者从敦煌附近长城遗址、马圈湾遗址、居延汉代长城遗址、哈拉和卓古墓群、马王堆一号汉墓、哥尔本诺沃泥炭田遗址及奈良平城京二条大路沟遗址搜集了大量考古资料(与人形木器相关的)。此外,作者在第七章也使用了不少考古资料。从这些遗址覆盖范围的考察,大致亦可呈显作者视野之广阔,用功之勤奋。

作者对其所用史料在导论中有一段详细介绍:“在具体的史料运用过程中,发掘域外和出土新材料与传统文献资源并重,把正史、杂史、农书、医籍、方志、行记、笔记、小说、类书等传统文献,简帛、敦煌文献、西域出土文书、墓志碑刻等出土资料,域外汉籍与域外文献,以及绘画、地图、考古文物等非文字材料结合起来,用多重证据法进行综合研究。”(第21页)域内与域外、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多重证据互证,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一个史学工作者客观严谨、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跃然纸上。文字材料与非文字材料结合,跨学科、多角度地搜集资料,用最丰富的史料解释、论证其所研究的问题,体现了作者史学功底深厚、知识渊博,融会贯通各学科知识之运用自如。

三、选题新颖,研究范式独特。作为新一代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作者一直关注中国中古史发展的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包括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材料,以及新的学术交流等,凡此种种,皆促使作者不断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一书之后,经过多年的思考与探索,藉助《中古异相》一书,作者展示了其解释历史的新框架,即方术——博物——宗教——礼俗——知识社会史——中外关系史相融合的研究范式,换言之,即“重建‘中古东亚博物学’”(葛兆光先生《序》)。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作者以方术和博物为切入点,一面重新描绘中古时代方术与博物的源流及发展历程,一面致力于学术思想史、知识社会史、宗教史和中外交流史的研究。继先贤陈寅恪所倡“种族与文化架构”、巫鸿等“礼仪中的美术”、荣新江“隋唐长安的历史记忆”、葛兆光“从周边看中国”诸研究架构之后,作者提出了其解释、还原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范式。正如葛兆光教授在序言中所说“它进入问题的途径和叙述方式,很难用惯常的学术门类去命名,它是物质文化史?是科学技术史?是知识社会史?或许,它什么都是,或许什么都不是”(序,第1页)。其宏大学术气魄和追求理论建构的勇气,令人赞佩。

就笔者所知,前人研究方术,多就各种方术作具体的考证工作。其中最具代表的学者或当推李零先生,其《中国方术正考》和《中国方术续考》两部经典名著[],主要对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数术方技”考镜源流,弥补了现存古代思想史研究在“知识体系”上的不足。其研究虽涉及了一些思想史的内容,但仍以考证为主,以“历史呈现”为其学术旨归。余欣先生在其这部新著中,对于中古时期方术的研究,在纵向衔接李零先生对战国秦汉时期方术的研究,在横向拓宽了方术研究的领域。从对方术的考证,扩大到对思想史、知识社会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并力图构建属于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可以说,作者为学界研究方术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四、史无定法,研究方法多样。作者非常注重对方法论的提炼与归纳,书中多次讨论到有关话题,并力图揉入作者的学术理念,推进了学术议题的进步。本书中涉及到的史学方法论有两类:一类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作者的行文过程中,一类是作者专门提炼出并加以强调的。除葛兆光先生在序言中总结的,如沟通不同学科、文化史研究要打破种族与文化障碍、数术研究需要重建的历史语境和生活意义等,类似学术闪光点还有“我认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融合,应当是基于田野工作和出土实物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之上,结合文献所作出的解析”(第116页)。这是作者在方法论上继承前人成说之后的一大突破,他融入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但增加了田野工作与对出土实物的感性认识这一理念,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鉴。再如,“我们关于芜菁的论考,关注的不是某一地域与中古中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史,而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思考维度必须自觉地成为新博物学史自身方法论的基本架构”(第247页)。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在研究新博物学史中的重要性。“作为笔者中国古代博物学整体构架中关于殊方异物研究的一部分,基本思路是由具体的名物考证上升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象的探讨,揭示这些异物作为异文化图景而存在的社会意义”(第294页)。这是作者由物的研究上升到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在‘物性’之外,赋予了其应有之‘灵性’”(第246页)。

作者站在学术前沿,把握学术动态,其所提出的诸如此类的方法论惠泽同侪,启发后学,值得特别提出。学界历来有不同学科间相互融合的倡导,但能够融会贯通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或许可以说,在目前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本书是不同学科相互融通的一个典范。譬如,作者根据写本时代书籍在书写和传播上的特色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书写史、知识社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这是利用文献学和敦煌学的知识研究历史学。此外,作者还借鉴哲学、人类学和文学的研究成果,在博物学研究中提出“世界图像”的研究取向。凡此均有所创获,给人启发。

进而言之,作者对博物学的研究不落窠臼,超越了学界以往从文献学、文学史、科技史等方面进行论述的研究理路。究其实,作者“试图从中国学术本源出发,重新界定博物学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世界认知的基本思维方式,尝试在史学研究中建构‘东亚古代博物学’研究范式”(第12页)。因此,作者在借鉴葛兆光、刘苑如、王铭铭、陈元朋诸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世界图像”这个概念引入博物学研究,作为本书下编的一个主要研究取向。历史的诸多面相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表现出来,作者则独具慧眼地从博物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古时期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中西交流以及文化思想。或可这样认为,这种研究理路既确立了其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研究范式,又拓宽了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领域。

我们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对其内容总体感觉是光怪陆离,又耳目一新,对作者的学术涵养也只能望其项背,对作者的广阔视野和史学关怀则叹服不已。阅读者再而三,我们发现书中有几处不太明晰和需要特别提出的地方。

第一,作者的个案研究并未完全遵循其在导论中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在第四章中,作者主要考证占风术的渊源、“风”的概念、风占与医学的关系及占风术的学术源流。作者所关注的是占风术,只在学术与概念层面进行考证,至于其实际使用情况如何,占风术在中古时代的影响如何,进行风占的都是哪些人群,作者并未述及。因此,我们很难从作者的笔墨之下,勾勒映像出占风术在中古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场景。在中古的时空背景下,占风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还有待更多史料印证、阐发,以求进一步完善。第二章也有类似问题,因作者在第二章开篇提到“本篇作为初步研究报告,侧重于文本解读和具体技术层面的探讨,近于章句之学,义理上的阐发仅粗有涉及。至若从经学史、方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角度深入发掘其丰富的内涵,只有留待日后了”(第74页)。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第二,在第十章第一节作者将屈支灌等同于佛教典籍中的澡灌似觉武断。在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洲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中,在第31行有“生铜屈支灌子”六字,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仅凭此六字,推断出屈支灌就是澡灌,我们知识匮乏,脑颅中扩散性思维有限,尚难以透脱理解。

第三,就目前核查的史料而言,《中古异相》一书中史料错漏似显稍多,譬如《中古异相》第33页引《汉书》“五曰离附翖侯”,查该书第3891页作“五曰高附翖侯”;第62页引《敦煌蒙书研究》“物生然后有象”,查该书第268页作“物生而后有象”;第37页引《两汉纪》“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查该书第455页作“放以公主子开(明)敏得幸”;第38页引《汉书》“过河阳主作乐”,查该书第1395页作“过(河阳)[阳阿]主作乐”;第59页引《东观汉记校注》“市无行戮”,查该书第848页作“市无刑戮”;第69页引《敦煌赋汇》“后无濡溇之霑”,查该书第287页作“后无濡缕之霑”;第69页引《敦煌赋汇》“泉水涌而潺潺”,查该书第288页作“泉水荡而潺潺”;第82页引《隋书》“木暕金也”,查该书第643页作“木沴金也”;第50页引《史通通释》“共责以童子何知”,查该书第289页作“共责以为童子何知”;第52页引《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北在州城北五里”,查该书第54页作“北在州城北[]五里”;第52页引《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此即开土疆”,查该书第54页作“此即辟土疆”;第52页引《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至西凉王李皓”,查该书第54页作“至西凉王李暠”;第286页引《唐·新修本草》“不用零羊角”,查该书第375页作“不用羚羊角”;第195页引《唐·新修本草》“如乌头两歧”,查该书第257页作“如乌头有两歧”;第8页引《后汉书》“乃望云省气”,查该书第2703页作“及望云省气”;第176页引《关沮秦汉墓简牍》“此日是戎磨日也”,查该书第120页作“此所谓戎磨日殹(也)”……凡此种种,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并未对其所引用的史料做认真的核实工作,有关史料的版本似径来自于数据库的检索而未曾以善本、精校本再行对照稽查,所以在史料的引述、阐发之中留下诸多疏忽。此处用一不太恰当的比喻,仿佛是一栋结构完美、外表璀璨多姿的大厦,其镶嵌的窗玻璃、建筑用砖石有若干块破碎或裂纹斑斑,从而影响了大厦的整体质量和美观。《中古异相》作为一部中国青年学者中古史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论著,如此苛求,似属多余。

总之,作者新颖的解释历史的框架,独特的研究理路,以及极具开创性的方法论对中国中古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贡献良多。可以说,这是一本独辟蹊径的史学论著,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一本包罗万象、同中求异的书,让人受益匪浅;这是一本异中求同的书,启人深思。

 

附记:本文系刁培俊主讲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专题”、“宋元史研究专题”课程,“精读一部书”计划中所讨论的一部分,选课同学多贡献其才智,复经杨际平教授指导,谨此致谢。本文由刁培俊立意、提纲于前,高云玲铺陈、核查于后,复经刁培俊全面提升和斟酌,谨此申明。

 



收稿日期2011-11-2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三批特别资助项目(2010031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0221060)之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刁培俊(1974—),男,河北省临西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宋元史研究。高云玲(1985—),女,河北省承德市人。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5.4万字。

[] 参阅葛兆光《中古异相·序》,第8页。

[]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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