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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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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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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以私名贴书、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2014-08-10 06:28:26|  分类: 经济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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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以私名贴书、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2014年08月08日 06:09 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2期 作者:戴建国字号
http://his.cssn.cn/lsx/sjls/201408/t20140807_1283411_4.shtml

  【内容提要】 南宋州县私名贴书为编制外招募的狱吏,与所谓的正名吏人不同。由于任职的稳定性和狱讼业务知识的常年积累,这一群体逐渐趋于世袭化、专业化。他们在地方司法审判过程中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出现于南宋后期。他们因为民众司法诉讼的需求而存在,但又受到政府的无情打压,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私名贴书和讼师具有同一性,很容易互换角色。他们游走于官民之间,既有坑害民众的一面,又有维持社会秩序的一面。这些法律人在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构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对后世法律生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明清时期刑名幕友和讼师最初的历史源头。

  【关 键 词】南宋/法律人/私名贴书/狱吏/讼师

  【作者简介】戴建国,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法律人”是现代的称谓,泛指法律职业从业者。本文所言南宋基层社会法律人主要是指州县参与司法审理的胥吏、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咨询和助力的讼师以及从事维持地方法律秩序的书铺户、茶食人、停保人,不包括政府的司法官员。这些法律人是基层社会司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关于南宋基层社会法律人的相关研究,学界不乏精彩之作,如宫崎市定、王曾瑜、陈智超、郭东旭、祖慧、刘馨珺、陈景良、高桥芳郎、青木敦等人的成果①,这些都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宋代品官之外的胥吏,地位低下,在传统的官僚士大夫笔下常被诟病。他们在宋代社会中的作用,特别是作为地方法律人的角色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在中国传统的息讼观的指导下,官府对民间的教讼、助讼行为是严厉打压的。我们今天所见史料,绝大多数都是对讼师的负面记载。正由于司法活动中出现的一部分讼师扰乱司法秩序的现象,我们才得以看到南宋政府官员对这些讼师的抨击,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南宋讼师的历史记载。学界在论述南宋地方司法制度时,通常也是从官僚士大夫视角看待平民百姓的诉讼行为,关注的是南宋如何息讼,对于民间的法律人角色并未充分注意。然而在南宋司法活动中,讼师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无积极的作用,如何从中国传统专制体制的文牍判例中解读出有益的信息,这是笔者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围绕南宋州县胥吏——私名贴书和民间参与助讼的讼师展开讨论,试图进一步解读被掩盖或被忽略的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

  一 私名贴书:州县编制外的狱吏

  在宋代,官和吏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狱官通常指刑狱官员,狱吏则是狱官以下的胥吏,泛指不同职掌的吏,有推吏、狱卒、节级②、狱级等。宋法:“诸称‘公人’者,谓衙前,专副,库、称、掏子,杖直,狱子,兵级之类。称‘吏人’者,谓职级至贴司,行案、不行案人并同。称‘公吏’者,谓公人、吏人。”③胥吏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由不同阶层的人组成④。“自都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凡十阶,谓之职级;其次曰前行,曰后行;又其次曰贴司。募有产而练于事者为之,或无人应募,则俾职级年满出职,其子侄继替”⑤。由于胥吏主要是招募或轮差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役使,地位自然远低于官员。即使是州县的主要吏人如都孔目官也被视为“贱役”⑥。

  南宋私名贴书,从中央各部到州县都有。“贴书”是贴司与书手的合称,传世的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并没有“私名贴书”这一专业称谓。其《职制敕》曰:“诸私名书手(原注:贴司同,虽非籍定人亦是。余条称‘私名书手’准此)若军典于本司有犯,依主典法。”⑦可见私名书手与私名贴司是并存的同一类身份的吏,通称私名贴书,又称贴写。其中所言“虽非籍定人亦是”,是指招募来的不属于正式编制的人吏。本文探讨的州县私名贴书是正名吏人编制之外的狱吏。

  宋代官衙中那些有定额的吏,人数有限,地位得到认可,是胥吏中的师傅,在他们手下有大量私人招收的徒弟⑧。地方胥吏中的师傅又称“主吏”、“胥长”。如州的都孔目官为都吏,是州级人吏之首。县役人“以前后押录、前行后行贴司、书手为名次。其押司录事选等第户谙吏道者充”⑨。押录为押司录事之简称⑩,是县级人吏之首,为主吏,也称胥长,地位高于其他胥吏。不少吏还私下雇佣百姓为其办事。如“陈州人蔡乙者,家素贫,父母俱亡,受雇于狱级陈三之门,遂习其业”(11)。此蔡乙就是主吏陈三雇佣来的审理狱案的帮手。这些雇佣招募来的人又称私名人,遍布南宋各个层面及衙门,其中不少是借助胥吏的裙带关系把亲戚也网罗了来充任。宣和三年(1121年),京西南路提举常平司奏:“准御笔,近岁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或谓之家人,擅置绳锁,以威力取乞钱物,为害遍于四方……本司官除已不住点检觉施行外,看详公吏人令本家亲戚或他人顾到人力,以借为名,下乡勾当,追呼搔扰乞取,即与私置家人事体无异。”(12)

  基于上述诸种原因,州县胥吏队伍非常庞大。如高宗朝的大理评事蔡洸言,“每一剧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数十人”(13)。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三《版籍类四·州县役人》载:

  (州)贴司五十人。建隆初,诸州惟有私名书手,在京及监司即置贴司。景德二年,量私名书手人数立额,许正行人吏保明籍定姓名,祗应人吏有阙,选无过犯者充。元丰中始有攒司。又吏人不足,听差贴司权行。绍兴五年,州县贴司每案不得过五人。二十七年,言者请以吏额之半置贴司。本州人吏一百人,贴司五十人,至今为额。

  (诸县)贴司三百十五人。初,诸县人吏正名外不得更置贴司、抄状司。景德二年诸官司私名书手并量人数立额。元丰著令,始籍定姓名,不得额外私补。人吏有阙,与乡书手以次补充。绍兴五年,县贴司每案不许过五人。二十七年增上县人吏三十人,贴司二十人;下县贴司同(14)。

  据此记载,北宋初年州县仅设私名书手,没有私名贴司,至元丰时方设立正名贴司。至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以福州为例,州一级贴司大约有50人,其下有12县,共有“贴司三百十五人”,各县平均有贴司26人。这些数额不包括私名书手和私名贴司,如加上私名贴书的话,胥吏队伍更为庞大。

  私名贴书属私名人,乃编外人吏,与所谓的正名吏人不同,在待遇、素质方面都较低。对于招募条件,宋政府本有要求,严禁有犯罪前科的人及衙门罢吏充役,实际则不然,私名贴书的招募存在许多问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绍兴二十一年)大理寺丞范彦辉面对,论州县狱吏,例置私名贴书,一切付之鞫狱,谓之“款司”。凡老奸停废与闾阎恶少能弄笔者悉听为之,人之死生悉命于此辈。欲望专委监司、守臣严行觉察,须用试补,限以岁年,无过犯则如在京补官法。诏刑部看详。后不行(15)。

  范彦辉指出,州县所置私名贴书以“老奸停废与闾阎恶少能弄笔者”充任,其中“老奸停废”为遭停罢职务的违法胥吏。范彦辉的奏言无疑点到了州县司法胥吏选任的薄弱环节和监管盲区。宋代的司法审判分为鞫与谳两大步骤,鞫指的是审讯,谳为检法议刑。具体的司法人员分为推司、法司、词状司、开拆司(16)、款司等。宋慈的一件判词曰:“赵知县科罚之案未出,今旁证已明,他词交至,而犹与之缚倒词人,非特诉冤者痛不能堪,而当职视其疮瘢,亦恻然不能堪矣。送都吏,选差本司人吏一名,及踏逐差款司、推司二名,唤上两项诉陈瑛人及干连人,委请本司兼佥赵司法,于四景堂反复诘问。”(17)判词令官府派遣款司、推司二名,即每司各一名,审理赵知县科罚之案。款司与推司的职责是不同的,推司负责审讯,款司是鞫狱过程中负责整理犯人供词及整个案款的胥吏。胡三省云:“狱辞之出于囚口者为款,款,诚也,言所吐者皆诚实也。”(18)宋代原始供状叫“碎款”,一般不上呈,另由款司据碎款整理出一份完整的供状,由犯人书押,叫“录本”(19),作为判决的正式依据。李元弼《作邑自箴》要求县衙“逐日轮贴书一名,于案侧执笔抄节所判出状词,其判语则全录”(20)。贴书即款司。审讯的案状,乃“推事须问头碎款,连穿长款圆写”而成(21)。款司将犯人供词整理成供状,呈报给法司,以便长官据罪状判决。宋法:“诸狱结正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其服辨。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囚辞,皆狱官亲听,令自通状,不能书者,典为书之,书讫,读示,辞已穷尽,即官典同以辟状,类合成款。惟具要切事情,不得漫录出语,仍示囚详认书字,能书者,亲书结款。”(22)这一程序极为重要,录本的整理加工是案件审判过程中的关键,犯罪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罪轻还是罪重,是生还是死,往往系于款司之手。款司与推司相比较,在文化要求上是有区别的,推司不一定要识多少字,但款司须整理案款,须是“能弄笔者”,是有一定文化的人。

  虽然案件由州县长官做最后的裁决,但案件的审理活动主要由包括款司在内的胥吏具体操作。胡太初指出:“(县)令每遇决一事,案牍纷委,惮于遍阅,率令吏摘撮供具,谓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嘱,其理长者不为具出,而理短者反为声说。以此断决多误。”(23)“(县)令多惮烦,率令狱吏自行审问,但视成款佥署,便为一定。”(24)州县长官的判案书,是基于款司的鞫狱活动而制作的。不法之吏常常在此程序舞文弄笔,大做文章。因此款司的素质关系到司法审判的公正与否,在审判过程中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倘若款司的素质太差,导致鞫狱失实的话,接下来的检法议刑和判决都会发生偏误。范彦辉建议朝廷制定具体的监管措施,将款司的人选纳入政府的监管范围。高宗虽诏刑部看详,但“后不行”,即范彦辉的建议后来不了了之。换言之,就是“州县狱吏,例置私名贴书,一切付之鞫狱”、“老奸停废与闾阎恶少能弄笔者悉听为之”的现象仍然普遍,私名贴书管理混乱现象未能得到大的整改。

  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就有臣僚言:“州县往往擅自增添人数,额外收补充手分、贴司、乡书手,并存着私名贴写之类,及收叙犯罪勒罢吏人入役,并有断配他州者辄敢不往配所,依前家居或存留在案充私名贴司,恣其作过。”为此,高宗在绍兴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大赦中下令:“勘会监司州县公吏,自有裁定人额,后因泛滥收系,及令负犯人冒名充役,蠹害百姓,累加约束……限赦到,应负犯及额外收系如私名贴书、家人之类,并放罢。”(25)但各地执行的效果不明显,绍兴二十一年范彦辉面对时所言情况便是有力的证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载蔡杭《冒役》判曰:“容纵冒役,所以行案贴写,半是黥徒,攫拿吞噬,本无厌足……前后监司非不严禁,往往官吏视为具文,名曰罢逐,暗行存留。”故蔡杭命令州县即时罢逐,如州县不执行,则“州追都吏,县追典押,官员按奏”(26)。都吏即都孔目官,与典押各为州、县的主吏,可以招募私名贴书,因此蔡杭责成他们清理配吏。

  宋代县级衙门只拥有杖以下罪的审判权限,徒以上案,须将案情审理清楚,“方得送州”,由州作正式判决(27)。宋廷限于财力和人力,抓大放小,对中央衙门和州一级吏人的监管较为重视,对县级胥吏的管理和人员的配备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充分关注。县衙正式在编人员数量有限,在广袤的乡间,人户散居,发生案件后,司法人手显得捉襟见肘。为防止吏人营私舞弊,陈襄提出,“如解至犯者十名,点差他案贴吏十名,各于一处隔问责供”。贴吏即贴司、书手之类的胥吏。假使犯者不止十名,这就需要更多的人吏,而不领重禄的私名之类的贴书自然就成了各县招纳的对象。这样,政府虽屡屡下令减罢贴书等人吏,但地方上为方便办案,不愿罢逐。然而“狱贵初情”,如陈襄曰:“今之县狱,初词乃讼之权舆,郡狱悉凭之以勘鞫。”(28)如“外郡大辟翻异,邻州、邻路差官别勘,多至六七次,远至八九年,未尝不因县狱初勘失实”(29)。县级审判程序是最基层的司法活动,一旦失实,将造成严重后果。为此,大理寺丞孙敏修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与高宗面对时提出补救措施:“州县狱官不得其人,一切付之胥吏,轻重高下,悉出其手,望下有司参详,将罪人初入门情犯,先令知通、令佐亲视,供责文状入案,然后付狱推鞫,修立成法行下,庶几罪人情伪易察,使猾吏无以措手。”高宗乃“诏刑部看详申省”(30)。试图从司法审判环节加强监督。绍兴三十年(1160年),又有大理评事蔡洸奏言:

  伏睹绍兴二十八年郊祀大礼敕:契勘昨缘州县监司公吏猥冗,已降指挥裁减……切见近日诸州县监司吏额之外,略已去矣,独有诸县未能恪意奉行,顿革此弊。除吏人定额之外,依前潜置私名,号为贴书、款司,其徒尚繁。每一剧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数十人……且有老奸巨蠢,累犯断停,置身无所,专务刺探县道,持其短长。苟或不容,则假托姓名,妄兴词讼,官吏畏之,无敢不留。公事一入其手,则舞文弄法,扰害公私(31)。

  蔡洸指出,对于中央的命令,“诸县未能恪意奉行”。由于私名贴书属于州县编制外的吏员,政府无力监管。地方官员一是为图方便行事,二是因其中多有不法之徒,一旦罢之,恐其兴风作浪,故未能尽力罢逐。

  宋代县一级狱吏,由于无国家的俸禄,其中不少人靠敲诈犯人获取钱财,作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史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惟以受财为生,往往有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32)熙宁八年(1075年)进一步扩大到州级胥吏。不过州县一级,特别是县衙,重禄法的实施阻力重重。胡太初曰:“台郡之吏,有名额,有廪给,名额视年劳而递升,廪给视名额而差等,故人人皆有爱惜己身之意,顾恋室家之心。乃若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也无廪给之资,一人奉公,百指待哺。”(33)洪迈记,潼州王藻“为府狱吏,每日暮归,必持金钱与妻,多至数十贯”,钱为“鬻狱所得”(34)。淳熙二年(1175年),福建提刑叶南仲言:

  郡县狱吏推行重禄,今职级、押录之下有推司、款司,(推司、款司)之下有代书、贴司。自推、款司以上行重禄,代书、贴司无禄也。是以每有狱事,则推、款司主行之,而赇赂公行,则在乎代书、贴司也。狱成而无词诉,则众分其赂,有词诉则贴司当之,又相与营救,止抵微罪。乞诏有司,立定郡县狱吏额数,应在狱者并行重禄,如敢额外增置无禄人吏,并以违制论,令监司按察以闻(35)。

  叶南仲道出了南宋州县司法存在的问题:款司之下的代书、贴司因无俸禄,导致贿赂公行,有好处大家共分;一旦违法行径败露,则由无禄的代书、贴司担当责任,领重禄的胥吏可以逃避重罚。犯法的私名贴书、受雇家人,法律惩处比正名吏人来得轻,可减等处刑。如宋《名例敕》中载:“诸家人以职事共犯罪者,以凡人首从法。私名书手、军典习学人与正行吏人共犯,虽造意,仍以吏人为首。”(36)又《户婚敕》中言:“诸州县吏人、乡书手、专、斗拦纳税租而受乞财务者,加受乞监临罪三等,杖罪邻州编管,徒以上配本州,许人告。家人犯者,减二等坐之,正身知情,准自犯法。”(37)不法胥吏正是吃透了法意,才敢胆大妄为的。直至孝宗末,县一级仍未设推法司,狱吏受贿鬻狱,营私枉法。绍熙元年(1190年),“议者始请万户以下县各置刑案推吏两名,五千户已下一名,专一承勘公事,不许差出及兼他案,仍免诸色科敷事件,月给视州推吏减三之一,委令、佐选择有行止、无过犯、谙晓勘鞫人充,一年为界,即因鞫勘受财,并行重法”(38)。光宗于是“命县置推吏给重禄”(39)。此后包括私名贴书亦行重禄法,“款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厚给禄”(40)。但此令颁布后,诸县多不奉行。朝廷“乃勒令请领重禄,如不受者,勒停。所属不帮支者,从例受制书而为抵罪。庆元初,又诏诸县编录司亦行重禄,仍令县主吏举有行止、不犯赃私罪小吏三两人,就司习学。遇缺,县闻州,委官试习学人断案一道,刑名五件,取稍通者充。及三年,检阅并无差失,升一等名次,主吏有阙,得先补之。著为令”。尽管宋廷给予优惠条件,但仍无济于事。李心传曰:“自降旨后,及今近二十年矣,未尝有行之者。”(41)换言之,即到嘉定九年(1216年)左右,此规定仍未得到落实。诸县设推吏、行重禄的制度很难推行,原因在于,县负责狱讼的胥吏,俸禄只有州级狱吏的三分之一,与他们受贿所得相比少得可怜。况且他们受贿行为一旦被察觉,要受到重禄法惩处,而不领重禄时受贿犯法被查,惩处要轻得多,故不愿冒此风险。更重要的是县之胥吏受贿鬻狱,久已成习,不愿改变现状而受约束。

  宋代吏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42),其通常的出路便是钻营吏务,以年劳或业绩升等。如淳熙年间,饶州吏人吴琦,“习熟刀笔,年二十三岁,即迁补职级”(43)。因此不少胥吏勤勉于职事,长期在州县衙门供职。甚至有兄与弟同为胥吏。《夷坚志·丙志》卷六《范子珉》条载,青田县吏留光有一弟留矩,“亦为吏”。有的父终子继。《夷坚志·补》卷六《安仁佚狱》条载,饶州安仁县有父子俩同在一县为吏。吕南公载,袁州有一吏,“有年劳,应被优奖而将死者,临终乞以子自承。州通判欲与他吏”,推官李冕“争曰:优奖,所以待年劳,吏勤知为其家而已。今不幸死而子不得承,然则吏无事于勤矣,彼他吏独无年劳可俟乎”?于是通判同意了老吏的请求(44)。可见吏职可以世袭。私名贴书也可因年劳和业绩升为编制内的正名人吏,再逐级升等,其职业自然也可父终子袭。

  宋代州县长官通常三年一任,处于经常的更换替代之中,而吏却是可以长期任职于某一处的。庆元六年(1200年),臣僚言:“窃谓吏强官弱……盖居官者边徙不拘岁月,而为吏者传袭及于子孙,以数易不常之官,御生长子孙之吏。”(45)吏的长期固化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固定营盘。据载,福州有一胥吏自英宗治平年间为吏,一直做到徽宗政和年间,前后长达四十多年(46)。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一些胥吏世家。如南宋的王栐说:“旧吏长子孙为世业。”(47)

  宋代禁止刊印出售国家法律文献,但是在基层服务的胥吏,由于职务关系,可以经常接触国家法律文献和判案成例,对司法事务十分熟悉。北宋亡国后,大量法律文书遭洗劫,“官司文藉散落,无从稽考。乃有司省己[记]之说,凡所与夺,尽出胥吏”。为此,臣僚建议:“望下省部诸司,各令合干人吏将所省己[记]条例攒类成册,奏闻施行。”(48)南宋的法典体系最先是靠胥吏的记忆才得以逐步健全完善起来的,可见胥吏对国家典章制度的熟悉。

  综上所述,胥吏任职的稳定性,加之狱讼业务知识的常年积累,极易形成专靠狱讼营生的胥吏阶层,甚或世代相传。包括私名贴书在内的宋代胥吏,逐渐趋于世袭化、专业化。

  胥吏长期浸淫于州县狱讼事务,对法律规定、制度规则、狱讼审理的法律程序自然极为娴熟,甚至对于长官的品行性格和日常爱好无不洞察悉知,这些都影响了宋代地方司法审判的实际效果。北宋福州有一资深老胥夏铧,“尝言阅郡将多矣,无不为其党所欺”。知州罗畸好学,“每读书必研究意义,苟有得,则怡然长啸。或未会意,则搔首踟蹰。吏伺其长啸,虽包藏机械,略不问。或遇其搔首,虽小欺奸,无不发摘。以故得而欺之。(夏)铧曰:‘彼好读书,尚见欺于吾曹,况于他哉’”(49)!陆九渊曾撰文揭露县吏之豪横:“县邑之间,贪饕矫诈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系鞭棰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与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人,劫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劫于庭庑械系之威,心悸股栗,棰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近[仅]以身免。”(50)欧阳修曾言:“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51)夷陵即峡州,为偏远的荆湖北路之一小州。其所暴露的司法状况实是惊人。笔者认为这与宋代基层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素质低和监管缺位不无关联。周林云:“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然而推鞫之吏,狱案未成,先与法吏议其曲折,若非款状显然如法吏之意,则谓难以出手,故于结案之时,不无高下迁就非本情去处。”(52)这种现象的发生与整个胥吏制度息息相关。

  “束吏弗严,则以舞文害法”(53)。应该说,宋代注意到了胥吏监管不严带来的后果,并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但是宋代的吏害,尤其是以州县私名贴书为代表的狱吏之害始终是未能革除的一大弊病。从整个南宋历史看,宋代县级司法力量相对薄弱,地方自行招募不给俸禄的胥吏,加之监管的缺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常利用制度的缺漏、吏治的腐败,把持州县狱讼,营私舞弊,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地方胥吏问题始终困扰着宋政府,成为被士大夫诟病的一大顽症。这是我们在评价宋代法制时不能不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在审视宋代州县不法胥吏带来的司法问题时,还应注意由于政治运作的关系,官员们会对出现的不正常的问题大加渲染和抨击,对于那些循规守法的胥吏通常不会刻意揭示,这样就导致史书中很少有关于下层胥吏工作业绩的记载,于是就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宋代基层社会胥吏世界一片黑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宋代基层社会法律秩序还能维持下来吗?事实上,南宋基层社会整体还是稳定的,毕竟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除了奸猾胥吏外,也有很本分的循规蹈矩的吏人。对正面的司法胥吏的记载也还是有的。如余杭县吏何某,“自壮岁为小胥,驯至押录,持心近恕,略无过愆,前后县宰,深所倚信。又兼领开拆之职,每遇受讼牒日,拂旦先坐于门,一一取阅之。有挟诈奸欺者,以忠言反复劝晓之……听其言而去者甚众。民犯罪,丽于徒刑,合解府,而顾其情理非重害,必委曲白宰,就县断治。其当杖者,又往往谏使宽释”(54)。此吏人从小胥做起,倾心狱讼事务,最后担任主吏押录,终其一生,兢兢业业,不贪赃也不枉法。

  宋统治集团注意到胥吏违法问题,为此采取了两项对策:其一,设有司法纠偏机制以防失误。司法审判制度的设计非常严密,规定了法官回避制度,法官与被审讯的犯人之间以及审理同一案件的法官与法官之间,如有亲仇、业师、同年关系的须回避。“诸被差请鞫狱、录问、检法而与罪人若干系人有亲嫌应回避者,自陈改差,所属勘会,诣实保明,及具改差讫因依申刑部,仍报御史台”(55)。宋代审判以鞫、谳分司为原则,审判活动分成审讯与定罪两大程序。“鞫之与谳,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56)。对审判活动实行“翻异别勘”制,一旦犯人翻供不伏,案子必须移至另一审讯机构重新审理。这些制度应该说是非常详备的,对于纠正县级审判之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二,规范胥吏管理机制。实行民可以告吏的制度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吴势卿曰:“天下未闻有因诉吏而坐罪者,明知其带虚不坐,明知其健讼亦不坐,盖诉吏犹诉贼失物,终无反坐也。”(57)平民百姓即使所告不实,也不会获罪。通过民告吏制度来监督胥吏,这对于减少胥吏的审案不公多少可以起到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弥补因胥吏问题产生失误的还有一个活跃在基层社会的讼师群体。

 二 讼师:备受打压然又不可或缺的法律人

  “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出现于南宋后期,是南宋官员用来指称那些教讼、助讼之人。笔者认为,凡是收徒讲授讼学、教唆诉讼、协助诉讼以及起司法调解作用的第三方人士,都可归为讼师之列。作为专有称谓,“讼师”在宋人文献中出现得极少,《名公书判清明集》收载了许多涉及教讼、助讼活动的判词,但是明确提到“讼师”称谓的仅有两例。刘馨珺此外又征引了两例,并指出这些例子都出现在南宋末年(58)。我翻阅史料后,又得一例。为便于讨论,兹全部引录如下:

  蔡杭《讼师官鬼》判曰:“龙断小人,嚚讼成风。始则以钱借公吏,为把持公事之计;及所求不满,则又越经上司,为劫制立威之谋。何等讼师官鬼,乃敢如此!”(59)

  蔡杭《哗鬼讼师》判曰:“当职昨领州军,已闻婺州有金、锺二姓人,迭为唇齿,教唆哗徒,胁取财物,大为民害……哗魁讼师之可畏如此哉!”(60)

  刘克庄《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判曰:“通仕、刘氏皆缘不晓理法,为囚牙讼师之所鼓扇,而不自知其为背理伤道……通仕名在仕版,岂可不体尊长之教诲、官司之劝谕,而忍以父祖之门户、亲兄之财产,餍足囚牙讼师无穷之溪壑哉!”(61)

  景定二年(1261年),洪天骥知广州香山县,县俗“哗健”,洪天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讼师去,则吾民妥矣’。邑以大治”(62)。

  黄蜕在咸淳五年(1269年)所撰《象山县修学宫记》中曰:“今陈君之为政也,盗贼无不戢者,讼师无敢教人讼者,狱三年无一囚系者。”(63)

  蔡杭和刘克庄都是生活于南宋后期的人,另外两条材料反映的时间也都在宋末。我们再举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为例。洪迈的笔下素以人物丰富繁杂而著称,此书涉及北宋至南宋前期社会各个层面、各种身份的人物,但是竟没有一个直接称作讼师的。又景定二年《绍兴府建小学田记》载,当地有一妇人许梅英占赖官田,受府城“哗徒”余四二教唆,“前后诬罔越诉”。此记称教唆人余四二为“哗徒”,未称“讼师”(64)。据这些史料可以判断,讼师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当形成于南宋后期。讼师称谓的出现是南宋司法活动日趋频繁的产物。不过讼师的称谓在当时尚不流行。

  讼师的称谓虽然出现于南宋,然为人助讼的群体事实上早在北宋就已出现。从宋人的记载来看,属于讼师的称呼有多种,诸如“哗徒”、“健讼人”、“主人头”、“佣笔之人”、“珥笔之民”等,不一而足。其中尤以“健讼人”称呼最为普遍。宋人的“健讼”是个宽泛的指称,既指教讼者,如宋人云“健讼之人,在外则教唆词讼”(65),也包括好打官司者在内,这后一类人其实不属于讼师,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断缠讼而已(66)。

  南宋的讼师既有通笔墨、知晓法律、熟悉衙门事务的,也有仅粗识文字即为讼师、教人诉讼者。陈淳曾总结南宋讼师的特点为:

  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为料理公事,利于解贯头钱,为活家计。凡有词讼者,必倚之为盟主,谓之“主人头”。此其人或是贡士,或是国学生,或进士困于场屋者,或势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羁者,或断罢公吏,或破落门户等人(67)。

  这些讼师有的专以教讼、助人诉讼为业,有的一身兼有多种身份(68)。他们行为的影响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或“把持公事”,或逐利营生,但也不乏伸张正义者。整个群体良莠不齐。

  中国古代传统的息讼观、惩讼观严重压抑了讼师群体的发展。现有文献资料关于讼师的记载差不多都是负面的,我们几乎找不出宋代基层社会具有正面形象的讼师材料来。然讼师这一群体在宋代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周密曰:“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又闻括之松阳有所谓业觜社者,亦专以辨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琤琤者焉。”(69)这是专门教授讼学的,其教学场景颇似当今的模拟法庭。有的“以识字健讼为家传之学”(70),有的开设场所,招引诉讼之人,如蔡杭判词中提到的成百四,本为茶食人,却违法“置局招引,威成势立,七邑之民,靡然趋之”(71),相当有规模。又如饶州宗室赵若陋,“专置哗局,把持饶州一州公事”(72)。绍兴二年(1132年),权监察御史薛徽言奉命宣谕湖南,奏“不便于民者十事”,其六“曰乡村聚徒,教习律令”(73)。宋代文献中多言江西讼学发达,而此条材料反映出在江西之外的宋代基层区域讼师群体亦十分活跃,以至于“聚徒”“教习律令”成为习见现象,被政府官员视作不利于统治的一件要事。洪迈《夷坚志》载,乐平士人李南金,绍兴十八年(1148年)因事被械送狱。“同狱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财拘系,吏受民贿,欲纳诸大辟,锻炼弥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李)南金素善讼,为吏画策,命取具案及条令,反复寻索,且代吏作问目,以次推讯,四囚不得有所言。狱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赂,即为南金作地道引赎出”(74)。李南金擅长诉讼业务,为吏出谋划策,反复探研案情和法律条文,变易案款,并代吏拟定讯词,致犯人无法申辩,最终使狱吏达到了目的,自己也捞到了好处。观其所为,对法律和司法程序十分熟悉,手法高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讼师。胡石壁的《妄诉田业》判曰:“今刘纬自是姓刘,乃出而为龚家论诉田地,可谓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乡,专以健讼为能事。”(75)这里的刘纬显然也是一名讼师,包揽了案件当事人龚孝恭的诉讼。黄震《申台并户部戴槐妄欣状》曰:“照对陈定甫有田二十六契,典在戴槐家。咸淳四年以后,经官取赎。初词在县,止乞勒戴槐照契领钱放赎。其后有马仲者,教以官会纽钱……其后陈定甫无钱取赎,徒以会价之说,劫持官司,方运使遂将教唆人马仲断配讫。”(76)判词中所言教陈定甫以官会纽钱的马仲,有着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善于教唆人钻法律空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载中刘克庄、洪天骥两人都将讼师与囚牙联在一起并提,称“囚牙讼师”。何谓“囚牙”?不能不辨之。

  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专门从事行业交易的中介人,为交易双方牵线搭桥,称作“牙人”。如有从事田宅交易的庄宅牙人(77),有从事雇觅人力的引至牙人(78),有从事粮食交易的米牙人(79),有从事船只交易的船牙人(80)以及从事板木交易的板木牙人(81)。“囚牙”,顾名思义,似应是从事与囚犯业务相关的牙人。不过从刘克庄提到囚牙讼师的判词来看,案子涉及刘氏诉立嗣之事,说的是建昌县田县丞死后的遗产纠纷,乃一民事诉讼案件,自始至终不牵涉诬告、妄诉及刑事犯罪。争夺遗产的双方,一方为田县丞的妾刘氏,另一方为田县丞胞弟田通仕。法官刘克庄判词称,“通仕、刘氏皆缘不晓理法,为囚牙讼师之所鼓扇”而致争讼。据此,则所谓囚牙讼师与被囚的刑事罪犯的中介业务无关。然而刘克庄在这一篇判词中两次言及“囚牙讼师”。无独有偶,香山知县洪天骥也有“囚牙讼师”之说。“囚牙讼师”应是一个固定的称谓。这些法官何以要将讼师与囚牙连在一起称呼?笔者认为,讼师作为一种职业,最初应与刑事诉讼相关。刑事诉讼通常须将涉案的嫌疑人囚禁羁押,囚犯或囚犯家人为了减轻刑罚,或为洗刷囚犯冤情,寻求民间懂法的人为其出点子,提供咨询或申辩建议,或是代表囚犯一方与官府疏通,或是在诉讼的两造人之间斡旋调解。这应是囚牙讼师最先扮演的角色。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诉讼人群的扩大,讼师的服务范围延伸到其他诉讼活动,为其他诉讼者提供咨询和助力。

  在宋人文献记载中,书铺户、茶食人和安停人亦有把持公事、教唆诉讼者(82),他们也常参与助讼活动,是南宋法律人的组成部分。如何看待讼师与书铺户、茶食人和安停人的关系,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83)。

  南宋方岳《惩教讼》判曰:“袁自韩文公时,称为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则其风俗淳厚,盖已久矣。不知何时有此一等教讼之辈,不事生业,专为嚣嚣,遂使脑后插笔之谣,例受其谤。为长吏者,要当为尔袁一洗之……有一髽者,试呼而问曰:‘年几何?’曰:‘十二。’‘能书乎?’曰:‘不能。’‘则状谁所书也?’曰:‘易百四郎。’心已知其为教讼之人,不可不追。问所以,则又有甚焉。盖易从(书)铺也,岂不知年尚幼,法不当为状首,而教之讼,其罪一。陈念三,后夫也,法不当干预前夫物业,而教之讼,其罪二。新知县方到,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而教之讼,其罪三。”(84)判词中提到书铺户违法而教唆词讼。

  蔡杭《教唆与吏为市》判云:“成百四,特闾巷小夫耳。始充茶食人,接受词讼,乃敢兜揽教唆,出入官府,与吏为市,专一打话公事,过度赃贿。小民未有讼意,则诱之使讼;未知赇嘱,则胁使行赇。置局招引,威成势立。”(85)茶食人的职责是接受词讼,为诉讼者担任保识。从判词看,案犯成百四充任茶食人,却滥用职权,法官用“乃敢”二字道出了成百四的违法行径,即其超越了本身的角色,兜揽诉讼案件,置局招引,教唆词讼。蔡杭还有件判词云,哗徒张梦高“专以哗讦欺诈为生。始则招诱诸县投词人户,停泊在家,撰造公事。中则行赇公吏,请嘱官员,或打话倡楼,或过度茶肆,一罅可入,百计经营,白昼攫金,略无忌惮……其他如民户止是小争,则装架词语,唆令越诉……官司方行追究,则与之入状和对,颠倒反复,尽出其手”(86)。此张梦高身份与成百四应是一样的,似乎也是一位茶食保识人。倡楼、茶肆皆人来人往之处,社会上的消息多在这些场所传播散布。“打话”,即对话(87),有打探之意;“过度茶肆”,在此可作给予茶肆小费以搜集狱讼信息解。这两件判词从另一角度告诉我们,茶食人常驻足于倡楼、茶肆,通常有着较为丰富的社会信息资源,故能充任保识人角色。但茶食人也常常因此而违规,招揽词讼,或诱迫,或行贿,以谋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充当民间诉讼代理人,成为一名事实上的讼师。

  关于茶食人,由于文献记载资料不多,其身份和形象颇为模糊,不少学者认为是书铺里专门负责开雕诉状的人,与书铺营业有关,是书铺里的人(88)。高桥芳郎认为,茶食人与停保人是同一种职业的人(89)。笔者认为,茶食人是独立于书铺之外的,是由政府籍定的专门为诉讼人承担保识业务的人,与停保人的职能有相似之处,亦有差异。朱熹潭州《约束榜》有三条规定:

  官人、进士、僧道、公人(谓诉己事,无以次人听自陈),听亲书状,自余民户并各就书铺写状投陈。如书铺不写本情,或非理邀阻,许当厅执覆。

  书铺如敢违犯本州约束,或与人户写状不用印子,便令经陈,紊烦官司,除科罪外,并追毁所给印子。

  人户陈状,本州给印子,面付茶食人开雕,并经茶食人保识,方听下状,以备追呼。若人户理涉虚妄,其犯人并书铺、茶食人一例科罪(90)。

  又黄震《交割到任日镂榜约束》载:“县吏……及追捕一行人回县诈钱,不即时于地头书填格目。及茶食引保人掯定保正通同打话,将干系人视货轻重,为操纵出入。”(91)

  分析这四条规定,可知并不是所有投诉状的人都要由书铺书写状词,但投状的人必须都得经茶食人保识。《约束榜》规定得非常明确:只有当“人户陈状”时,才与茶食人发生联系。书铺与茶食人的职能区别在于:前者只承担为不识字的老百姓书写诉状,后者的职责是对陈状人承担“保”、“识”。“保”、“识”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承担初步审核诉状是否真实的责任,督查书铺是否如实书写诉状,如果投状人“理涉虚妄”,未能核查出而投进官府,扰乱司法诉讼秩序,官府将其连同书铺“一例科罪”,此谓“保”。其二,知晓投诉状的人所在,居住何乡何里,以备官府传唤,此谓“识”。

  由于潭州《约束榜》规定“若人户理涉虚妄,其犯人并书铺、茶食人一例科罪”,将书铺、茶食人连在一起叙述,易使人误以为茶食人隶属于书铺、书铺的印子就是官府面付茶食人开雕的印子,其实不然。《约束榜》言治书铺罪,是基于书铺在替人写状时,未能尽到应有的职责而定的。宋廷规定,书铺替人写状,“不得添借语言,多入闲辞及论述不干己事……及虚立证见”(92)。实际上,书铺与茶食人各自都有官府颁给的印子。《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俗榜》载:“应写状钞之人,县司已籍定姓名,各给木牌,于门首张挂,并有官押印子,与钞上印号,仰人户仔细讯问,即不得令无木牌、印子人书写状钞之类。”其所言书铺印子,就是潭州《约束榜》第二条规定提到的书铺写状所用的印子。这个印子,《作邑自箴》卷三《处事》是这样说的:凡经官府籍定开设书铺,“仍给小木印,印于所写状钞诸般文字年月前(原注:文曰某坊巷或乡村居住,写状钞人,某人官押),如违县司约束指挥,断讫,毁劈木牌、印子,更不得开张。书铺内有改业者,仰赍木牌、印子赴官送纳,亦行毁弃”。其中所言印子是给书铺的,未说木印由茶食人开雕。当然,茶食人担保制度形成于南宋,北宋时还未出现。不过从监督制度而言,宋政府不大可能用隶属于书铺的茶食人来监督书铺,因这不符合宋代一贯的监督制约理念。

  前述方岳《惩教讼》判云:“太守入境之初,犹未交印,纷然遮道,谕遣复前,已厌其为喜讼矣……新知县方到,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而教之讼,其罪三。”(93)此判云新知县刚上任,“还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说的是书铺为人写状,须有官府颁给的印记(印子)。官府颁给书铺印子,是证明书铺经营的合法性,凭此才能为人写诉状;而颁给茶食人的印子,是证明茶食人作为官府允准的保识人的合法身份,两者不是一码事。

  黄震《词诉约束》规定,“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94),表明官府受理诉状,除了须经书铺书写之外,还要另有人保识,这是两个并列的要件。书铺书写诉状,并不具备自动保识的效力。换言之,这是由两个不同身份的人办理的司法程序。而茶食人正是负责保识业务的。

  接下来,我们再探讨停保人。所谓停保人又称“安停人”,也承担保任之责。托名陈襄所撰的《州县提纲》载:“乡人之讼,其权皆在信听安停人,以为有理则争,以为无理则止。讼之初至,须取安停人委保,内有山谷愚民顽不识法,自执偏见,不可告语者,要须追停保人戒谕,庶或息讼。”(95)其中言“委保”用了“安停人”、“停保人”两个称谓,但没有提到茶食人。

  又,宋慈《与贪令捃摭乡里私事用配军为爪牙丰殖归己》判云:“陈瑛安停赵知县于替满之时,赵知县作意周旋陈瑛安(按:‘安’疑为衍字)将安停之际……赵知县科罚之案未出,今旁证已明。”此案的《检法书拟》曰:“欲将陈瑛决脊杖二十,配一千里……李三六系茶食人,行贿公事,受钱五十贯,欲决脊杖十三,配三百里。”(96)其中提到了从事安停之业的陈瑛,未言陈瑛是茶食人,但接下来所言行贿公事的李三六,却明确说系茶食人。此例颇能说明安停人并不就是茶食人。

  我们再看一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妄赎同姓亡殁田业》载武冈军黄主簿妻江氏诉江文辉、刘大乙案。法官判曰:“帖县追两名,索砧基簿及元典契解来,词人召保听候。”所追两名,即江文辉、刘大乙,而词人为原告江氏。“召保听候”,是当时的司法审理制度。当法官在初步审理原告诉状后,如需传唤被告或相关证人作进一步审理时,被告和证人如不在当地而在外州,势必有一段等待时间。这时就需要词状人找人办理担保手续,防其逃窜,以便法官传唤时能及时出庭,提高司法效率。关于召保,陈襄《州县提纲》卷二《察监系人》说得很清楚:“二竞干证俱至,即须剖决,干证未备,未免留人。承监人乞觅不如意,辄将对词人锁之空室,故为饥饿,不容人保。或受竞主之赇,以无保走窜妄申,官司不明,辄将其人寄狱者多矣。凡承监,须令即召保,不测检察。如不容保,故为锁系,必惩治之。仍许亲属无时陈告,或果贫而无保,须度事之轻重,或押下所属,追未至人。”从这段史料所言来看,所谓“召保”与茶食人的保识应是两码事。问题是词状人在投陈诉状时,按当地官府的规定,须经茶食人保识才能投状(97)。亦即原告江氏的诉状事实上在最初投进的时候,已经由茶食人保识了,为何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还要“词人召保听候”?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关注。高桥芳郎把茶食人与停保人、召保人都归为保人一类而未加区分。笔者认为,茶食人与“词人召保听候”之保人是有区别的,这是两个不同程序的担保人,前者是案件审理程序前的担保责任人,后者是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的担保责任人(98)。茶食人之职与安停人的职责虽在担保上有相通之处,但茶食人主要是审核诉状有无虚妄,并知其所在;安停人职责主要是安置被保人,关注被保人,负有常知诉讼人所在的责任,以备官府随时传唤。依据宋代保人法规定,保人有关注被保人不得让其走窜逃亡的义务。宋《天圣杂令》中规定:“诸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99)依照此理,如诉讼人因故走失逃亡,承担安保职责的安停人也将受罚。

  从文献记载来看,茶食人始见于南宋。成书于北宋的《作邑自箴》是一部较为详细的县级官员理政指南,其中有关于书铺的详细记载,但未提到茶食人。笔者推测对诉状人的保识,最早是由书铺承担的。茶食人保识制度形成于南宋。宋文献中记载茶食人出现的地区有荆湖南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我们可以判断用茶食人来为投状的诉讼人提供保识,应是南宋时普遍实行的司法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从狭义来讲,无论是书铺户,还是茶食人、停保人,从他们本身的职业规定性来讲,是法律人,而不是讼师。书铺、茶食人和停保人身份是官府认可而固定的,他们的本职是担任公证和保识业务,是协助官府维持地方司法秩序的,这是他们的主体身份。至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利益驱动,私下转换角色,利用业务之便参与民间助讼活动,实质是身份的异化,是不合法的(100)。有的学者把书铺户纳入讼师之列,认为官府及士大夫与讼师并非全面对立,而是有所交融,宋代讼师活动“有限度合法化”(101)。这种看法值得推敲。首先,官府承认书铺的合法性,但给书铺的职业定位仅是个公证机构:“凡举子预试,并仕宦到部参堂,应干节次文书,并有书铺承干。”(102)代写诉状仅是其职责之一。即使为人代写诉状,也只是从规范诉状格式、为没有文化的百姓提供方便出发,他们不得“添借语言,多入闲辞及论述不干己事”(103),禁止“不写本情,或非理邀阻”(104),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如果说书铺户是讼师,那就等于说宋政府承认讼师的合法性了。正如夫马进所言,“如果承认了讼师,就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对诉讼本身的看法”,“也就不得不容忍‘好讼之风’和‘健讼之风’”(105)。这无异于将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司法惩讼理念颠覆了。事实上,只有当书铺户违反规则私下里转变角色为民助讼时,才扮演了讼师的角色。然而这种角色转变是官府决不允许的(106)。因此,书铺户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讼师之列。其次,从文献记载来看,官府对讼师尚无肯定的评价,有的尽是抨击和打压。基于传统的息讼、惩讼观,官府不可能与讼师交融。陈亮曰:“民病则求之官。”(107)即在官员看来,小民受到豪民恶霸的欺压,只能求助于官府,官府有责任为民做主,纾解民瘼,绝不会允许讼师染指其间。

  处于传统司法文化背景下,由于宋代政府官员强烈的息讼、惩讼观的影响,加之宋代讼师群体的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唯利是图者,他们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败坏了讼师的名誉,故讼师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讼师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通常被视作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备受政府的歧视和打压。宋人陈耆卿曾奏曰:“臣闻民俗之不媺,非一端也,而健讼之祸为大。”(108)黄震曰:“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仇,邻里化为仇敌,贻祸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109)绍兴十三年(1143年),度支员外郎林大声奏言:“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言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他建议朝廷“不以赦前后编管邻州”,严加惩治。建言被宋政府采纳(110)。因此,讼师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他们只能是一个不合法的隐性存在的群体。这一法律人群体纳入了各种类别的人,有的雄擅一方,是乡间有势力的人;有的是科举考试不第的读书士子;有的是政府罢吏;也有家道中落者,甚至也有宗室参与其间,形形色色,是一支流动的不固定的法律职业从业队伍。

  尽管宋代官府对讼师百般打压,然而讼师群体却有着广泛的生存基础,他们迎合了百姓的诉讼需求。“大抵田里农夫,足未尝一履守令之庭,目未尝一识胥吏之面,口不能辨,手不能书,自非平时出入官府之人,为之把持,则争讼何由而起。愚民无知,见其口大舌长,说条念贯,将谓其果可凭藉,遂倾身以听之,竭力以奉之”(111)。讼师为小民的诉讼出点子,如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自然受到小民的欢迎。宋代社会吏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倪思曰:“州县吏莫难于守令,而居官廉介公正者,多不免。盖狱讼亲决,吏不得而干与,则绝其衣食之源一也;庭无留事,吏不得而屈滞,则绝其衣食之源二也;仓库出入,不容渗漏,则绝其衣食之源三也;二税正榷,不容多取,则绝其衣食之源四也。故廉介公正者为守令,吏或至困甚,日夜望其人之去,凡可以挤谤之者,无不为矣。”(112)宋代胥吏渔猎百姓、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普遍,百姓深受其害,导致民不信官府而信讼师,这就为讼师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胡石壁在一篇判词中曰:

  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113)。

  在胡石壁看来,诉讼不是什么好事,只要不关涉当事人的家庭,就不要出头为人打官司,否则就是讼徒,理应受到惩处。只有到万不得已不容不鸣其不平时,才可提起诉讼。然而当社会出现“果抱冤抑”的状况时,当事的“小民生长田野,朝夕从事于犁锄,目不识字,安能知法?间有识字者,或误认法意,或道听涂说”(114)时,诉讼的结果往往丧财败家。在这种困局下,懂法而能为小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讼师就显得很有用处了。

  《夷坚志》载:“南康士人潘谦叔,世居西湖钓鱼台下,为人刚介,颇涉猎书传,亦常入官府,与人料理公事。”(115)宋人所谓“公事”,通常指的是诉讼案件(116),而非仅如我们现代所言之公干。这位潘谦叔是位有文化的士人,经常出入官府,与狱吏沟通交涉,为当事人争利益,以求得案子的妥善解决。其身份无疑是一位讼师。在洪迈的笔下,此人完全是一个“刚介”正面型的人物。

  《夷坚志》还载有一位叫王耕的人,“字乐道,宿预桃园人。读书不成,流而为驵侩,谙练世故,且长于谋画,乡人或有所款,则就而取法,颇著信闾里间”(117)。这位被人称作秀才的王耕,常替人解忧排难,在乡间很有威信,其间也不免为人助讼,故可列于讼师之属。

  吴势卿曾曰:“甚矣,豪与哗之为民害也。豪民肆行,良民受抑,未必能诉,必有哗者出而攻之,纠合呼嗾,并力角特,虽甚豪亦岂能免。”(118)细读这条史料,拨开表面现象,不难发现,对于受豪民欺压的平民来说,讼师的助讼,无疑有利于贫民百姓对抗豪民恶势力。

  胡石壁有一则判词曰:“新化本在一隅,民淳事简,果不难治。只缘有数辈假儒衣冠,与一二无赖宗室,把持县道,接揽公事,所以官吏动辄掣肘,赵添监其一也。蝼蚁小官,初何足道,蕞尔之邑,他无显人,愚民无知,以为果可凭藉,遂争趋之,以抗衡官府,其来非一日矣。”(119)这一判词是完全站在统治集团利益上抨击讼师的。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问题,其实讼师之中亦不乏有帮助平民百姓伸张正义、抗衡不良官吏的例子。有的讼师在地方上具有很高的威信,使一些平时作威作福的胥吏不得不有所收敛。蔡杭在论及婺州讼师金、锺二人时说道:“一郡哗徒之师。既追到狱,推款以下,畏威怀饵,逐日置酒狱房,与之燕饮,更不敢推勘,其威力过于官府。”(120)此判词将讼师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揭示得淋漓尽致。

  胡石壁还有一件判词曰:“当职采之舆论,咸谓涛本非善良,专以教唆词讼为生业,同恶相济,实繁有徒。把持县官,劫制胥吏,颐指气使,莫敢不从。以故阖邑之人,凡有争讼,无不并走其门,争纳贿赂,以求其庇己。”(121)胡石壁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抨击了讼师。但反过来看,这则判词反映了讼师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贫民百姓利益时,与那些无所作为、抑或草菅人命的县官及胥吏发生了冲突。

  平心而论,讼师虽有消极的一面,但我们应当看到,在宋代日益繁杂的社会发展态势下,这些法律人对于无法律知识的平民百姓来说,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自耕自织的小农社会,官民常发生矛盾对抗,官吏鱼肉欺压百姓,百姓通常没有良好的司法诉讼渠道,讼师往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佐立治人在研究《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案例后指出,诉讼当事人常常不能靠自身的能力援用、解释法律,很多情况下要借助掌握丰富法律知识的第三者的智慧。《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122)。这第三者,通常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讼师。在法官断案层面,平民百姓需要能为他们伸冤的清官;在诉讼层面,他们同样需要能为他们出点子、帮助他们打官司的法律人。讼师是民间需求的产物,对于宋代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持,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三 余论

  宋代土地买卖盛行,租佃制和雇佣制普遍确立,社会流动加剧,这些多元化的社会因素使得诉讼纠纷层出不穷,诉讼案件大量增加。绍兴十二年,李椿说:“兵火以来,税籍不足以取信于民,每遇农务假开之时,以税讼者,虽一小县,日不下千数,追呼骚扰,无有穷尽。”(123)知晓法律、能帮助人们打官司的讼师适应了民众司法诉讼的需求,这是讼师出现和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而宋代教育、文化的相对普及,科举制发展后产生的大量下第士人,社会对法律的重视,是乡间法律人大量涌现的时代背景。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观在一篇《进策》中言:

  臣闻古今异势,不可同日而语,以今天下而欲纯用诗书,尽去法律,则是腐儒不通之论也……祖宗之时,二端虽号并行,而士大夫颇自爱重,以经术为职,文艺相推,间有喜刑名精案牍者,则众指以为俗吏而耻与之言。近世则不然,士大夫急于功利……盖昔者以诗书为本,法律为末,而近世以法律为实,诗书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奋不顾身而救之者,无甚于此……臣尝思之,其所以然者,无他,始于试法而已。朝廷试士以法者,欲其习为吏也,而假之太优,擢之太峻,至于黄绶中选,数岁之间,持斧仗节领一道之权,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进士,留滞于州县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调者(124)。

  秦观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宋代的时代风气和社会氛围,基层社会法律人正是在这讲求“以法律为实,诗书为名”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

  私名贴书和讼师在司法审理程序上扮演着对立的角色,以私名贴书为代表的地方胥吏,行使官府职能,为国家利益行事;而讼师则对诉讼人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他们并不代表国家利益行事,与官府不沾边,往往与官府发生冲突。两者似乎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然而在传统的抑讼、息讼理念的指导下,宋代始终没有能从正面采取扶持讼师的政策来纠正胥吏的违法现象。在传统中国,司法问题从属于行政管理问题,司法责任最终要归结为行政管理责任。基层司法官同时又是行政官,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对讼师的排斥。尽管讼师是不合法的,还时常坑害百姓,但在司法实践中,他们的活动在纠正法律不公、消减官民间的紧张情绪、缓和阶级矛盾等方面,客观上起到了良性的作用。

  还须强调的是,私名贴书和讼师之间还具有同一性,很容易互换角色。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俗榜》言:“所在多有无图之辈并得替公人之类,或规求财物,或夸逞凶狡,教唆良民,论述不干己事,或借词写状,烦乱公私。”说的是得替胥吏参与教讼活动。绍兴三十年,大理评事蔡洸奏言:“伏睹绍兴二十八年郊祀大礼敕:契勘昨缘州县监司公吏猥冗,已降指挥裁减,及犯罪停罢之人,访闻往往循习积弊,别作名目收系,既无吏禄,则取给百姓,至于教唆词讼,变乱曲直,扰害公私。”(125)这些停罢之吏,在职时就教唆词讼,一旦失去胥吏身份,有些就转为讼师,活跃在乡间。如南宋理宗时,宝庆府“罢役吏人重为民害……此曹习与性成,怙终不改,出入案分,教新进以舞文,把持官司,诱愚民以健讼,淫朋比德,表里为奸”(126)。这些罢吏“人数颇多”,俨然成为讼师,教唆词讼,以致法官胡石壁下令将他们押出府城外几十里居住,以免在城里生事。可见胥吏与讼师之间很容易转换角色,两者兼具相通性。许应龙所撰潮州《到任劝谕文》曰:“此州风俗,本自淳庞,祇缘哗徒教唆,煽惑黠胥猾吏,并缘为奸,逮系诛求,椎肌剥髓,含冤负屈,宁免互调,展转相攻,遂成健讼。”(127)揭露了讼师与猾吏相互勾结的行径。又如《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哗徒张梦高,乃吏人金眉之子,冒姓张氏,承吏奸之故习,专以哗讦欺诈为生”(128)。张梦高从胥吏世家转为讼师,表明两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胥吏与讼师的法律人身份是相通的。

  私名贴书和讼师是宋代基层社会法律人的主体。他们游走于官民之间,具有广泛的民间性,既有坑害民众的一面,又有促进社会秩序发展的一面。他们中有为数众多的科举下第的士人,这些人进不了官僚队伍,于是乎利用平日所学,不为狱吏,便为讼师,这应是许多读书人的出路。无论是从谋生的角度,还是从传统儒学政治理念的实践角度来看,他们的活动对地方社会弊病的矫治、法律秩序的维护,客观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与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南宋地方法律秩序正是在官员、胥吏、讼师的相互作用下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这些法律人在宋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构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对后世法律生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的狱吏趋于专业化、世袭化。经过元明清历史演变,私募化的狱吏队伍日益壮大,极易成为地方官员竞相聘用的专职法律帮办,谓之“刑名幕友”。邱澎生引明万历年间王肯堂“今之仕宦者……于原籍携带讼师、罢吏同至任所,用为主文,招权纳贿,无所不至”这一段话后指出,“这似乎是‘讼师’作为‘刑名幕友’前身的一个证据,当然这不能做为后来幕友都由讼师起源的证据”(129)。不过从王肯堂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明代的刑名幕友有一部分来源于罢吏,这与宋代州县所置私名贴书一部分来自罢吏是相同的。这些罢吏对“刑名”十分娴熟,很容易变身为官员的刑名幕友。邱澎生在同文中还参引了缪全吉的成果,认为幕友可能起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作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明代幕友初兴时,多来自长期任官京城六部的胥吏。这些胥吏自明代即以原籍绍兴者居多,他们熟悉包含司法实务在内的各种政务,并时常由父子师弟间的同乡相承,接续在京师六部中的职位;日后应聘赴外协助地方任事,更成为代代相承、同乡相继的幕友养成团体(130)。可见,这一群体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地方司法审判的重要参与者(131)。而讼师也经过曲折的发展,最终正式进入国家法典的视野(132)。南宋的私名贴书和讼师应是明清时期刑名幕友和讼师的历史源头。

注释:

  ①参见宫崎市定:《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3卷(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郭东旭:《论宋代的讼学》,《河北学刊》1988年第2期。陈智超:《宋代的书铺与讼师》,《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1989年版[此文后收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7章《务限の法と茶食人——宋代裁判制度の一侧面》,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版。祖慧:《宋代胥吏的选任与迁转制度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此文后收入曾宪义主编的《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第2卷(当代大陆卷),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另外尚有青木敦、翁育瑄、小川快之的研究成果,不一一备列。

  ②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三志壬》卷六《信阳孙青》,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09页。

  ③《庆元条法事类》卷五二《解试出职·旁照法·名例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

  ④参见祖慧《宋代胥吏的选任与迁转制度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⑤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州役人·人吏》,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416页。

  ⑥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一《吴琦事许真君》,第1388页。

  ⑦《庆元条法事类》卷五二《停降》,第738页。

  ⑧官崎市定:《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3卷(宋辽西夏元卷),第78页。

  ⑨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县役人·人吏》,第7417页。

  ⑩按,学界一般认为押司录事为押司、录事两种不同名目的吏,其实一也。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一九《道教灵验记·崔公辅取宝经不还验》中有“某是华阴县押司录事巨简”之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35页)。洪迈《夷坚志·支癸》卷一《余杭何押录》载:“余杭县吏何某,自壮岁为小胥,驯至押录。”潜说友《威淳临安志》卷九三《纪遗五·纪事》与此同。又《威淳临安志》卷九二《纪遗四·纪事》云,“朱思彦则淳熙初知临安县,因钩校官物,得押录高生盗侵之过……高某为胥长”(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205页)。则押录即押司录事当无疑义。

  (11)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九《蔡乙凶报》,第783页。

  (1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八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6536页。

  (1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三,第3507页。

  (14)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890页。按,文中“攒司”下原脱“又吏人不足,听差贴司”,“州县贴司每案不得过五人”句原于“五”字下衍一“十”字,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4册第224页)补、删。

  (1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寅,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16)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六)》卷一○○《约束榜》记:“三狱直日,开拆司先次呈押,余案抽牌押文字讫退,不得再上。”(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8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与贪令捃摭乡里私事用配军为爪牙丰殖归己》,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2页。

  (18)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二年九月乙亥‘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条注文,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74页。

  (1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二《饶州州院推勘朱超等趯死程七五事》,四部丛刊初编本。

  (20)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二《处事》,四部丛刊续编本。

  (21)《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二,第3599页。

  (22)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二三《刑法门·款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1册,第571页。

  (23)胡太初:《昼帘绪论·听讼篇第六》,丛书集成初编本。

  (24)胡太初:《昼帘绪论·治狱篇第七》。

  (2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一,第3506页。

  (2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冒役》,第414页。

  (27)《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决遣·断狱令》,第744页。

  (28)陈襄:《州县提纲》卷三《详究初词》,丛书集成初编本。

  (29)《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八七,第6621页。

  (3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八月丙子。

  (3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三,第3507页。

  (32)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七《官职仪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33)胡太初:《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

  (34)洪迈:《夷坚志·补》卷一二《保和真人》,第1662页。

  (3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五,第3508页。

  (36)《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同职犯罪·名例敕》,第173页。

  (37)《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簿帐欺弊·旁照法·户婚敕》,第656页。

  (38)(41)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四《诸县推法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5页。

  (39)佚名撰,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卷二八,光宗绍熙元年七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5页。

  (40)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二五《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42)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四“太宗端拱二年三月”条记:“时有中书吏人及第,上令夺所授敕牒,乃诏禁吏人应举。”(许沛藻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页)

  (43)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一《吴琦事许真君》,第1388页。

  (44)吕南公:《灌园集》卷二○《故袁州李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184页。参见祖慧《宋代胥吏的选任与迁转制度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

  (45)《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三九,第3752页。

  (46)(49)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六《滑吏为奸》,第52页。

  (47)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48)《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三四,第6478页。

  (50)陆九渊:《象山先生文集》卷五《书·与辛幼安》,四部丛刊初编本。

  (51)洪迈撰,孔凡礼整理:《容斋随笔》卷四《张浮休书》,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52)周林:《推司不得与法司议事札子》,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七《慎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9册,第222页。

  (53)《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一之一一,第218页。

  (54)洪迈:《夷坚志·支癸》卷一《余杭何押录》,第1228页。

  (55)《庆元条法事类》卷八《亲嫌·断狱令》,第151页。

  (5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亥。

  (5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治豪横惩史奸自是两事》,第460页。

  (58)参见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第295页注205。

  (5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第473页。

  (6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三,第481~482页。

  (6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

  (62)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63)民国《象山县志》卷32,民国16年铅印本。收入曾枣庄、刘琳主编之《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卷八一五三,第351~352册。

  (64)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849页。

  (65)陈襄:《州县提纲》卷三《健讼者独匣》。

  (66)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兄弟争业》所载吴革判的潘琮兄弟争田案,“反复嚣讼,首尾四年,何健讼如此”。刘馨珺曰:“南宋的健讼之徒,既不完全等于讼师,其具体的形象就有待于依据各式各样的判决文书予以重建。”(刘馨珺:《南宋狱讼判决文书中的“健讼之徒”》,《中西法律传统》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所言甚是。

  (67)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七《札·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871页。

  (68)参见陈智超《宋代的书铺与讼师》。

  (69)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讼学业觜社》,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9~160页。

  (7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三《王方再经提刑司钉锢押下县》,第517页。

  (7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教唆与吏为市》,第476页。

  (7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宗室作过押送外司拘管爪牙并从编配》,第398页。

  (73)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三三《笺先大夫行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

  (74)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一五《宣城冤梦》,第311页。按:同书卷五《李南金》云:李南金乐平士人,绍兴二十七年登科(第227页)。

  (7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第123页。

  (76)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六《申明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771页。

  (7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第5448页。

  (78)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雇觅人力》,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8页。按,这种引至牙人,又称“引领牙人”(《庆元条法事类》卷八○《诸色犯奸·户婚敕》,第921页)。

  (79)《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第6546页。

  (80)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3页。

  (81)周必大:《文忠集》卷九五《掖垣类槁·承节郎于诚为建康府差监造床榻受板木牙人情钱降一官》,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第17页。

  (82)宋代有两类书铺,一类是刻书卖书的,一类是承担公证业务的,详情参见陈智超《宋代的书铺与讼师》和戴建国《宋代的公证机构——书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本文所论为后者。

  (83)按,有学者将宋代书铺户、茶食人归入讼师之列(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43页)。

  (84)(8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第479~480、476页。

  (8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三《撰造公事》,第482~483页。

  (87)龙潜庵编著:《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88)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刘馨珺:《宋代衙门的放告与保人》,邓小南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89)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199~215页。

  (9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六)》卷一○○《公移·约束榜》,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30~4631页。

  (91)黄震:《黄氏日抄》卷七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819页。

  (92)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八《写状钞书铺户约束》。

  (9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第479~480页。

  (94)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公移》,第802页。

  (95)陈襄:《州县提纲》卷二《戒谕停保人》。

  (9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第462~464页。

  (97)按,武冈军与潭州同属荆湖南路,而朱熹的潭州《约束榜》云:“人户陈状,本州给印子,面付茶食人开雕,并经茶食人保识,方听下状……”武冈军的诉讼程序也应与潭州相同,原告诉状需经茶食人保识,才能为官府受理。

  (98)关于进入审理程序后的保人,可参考刘馨珺《宋代衙门的放告与保人》(邓小南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和《从“责保”论唐宋司法诉讼的保人制度》(《文史》2008年第4辑,第198页)。

  (99)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0页。

  (100)详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假作批朱》第422页,卷一二《惩教讼》第479页、《教唆与吏为市》第476页。

 (101)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02)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五,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页。

  (103)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八《写状钞书铺户约束》。

  (10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六)》卷一○○《公移·约束榜》,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30~4631页。

  (105)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等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10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假作批朱》,第422页。

  (107)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一二《策·四弊》,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第140页。

  (108)陈耆卿:《筼窗集》卷四《奏请罪健讼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35页。

  (109)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公移·词诉约束》,第802页。

  (11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八月丁未。

  (11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先治教唆之人》,第478~479页。

  (112)倪思撰,朱旭强整理:《经鉏堂杂志》卷三《守令》,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第6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11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妄诉田业》,第123页。

  (114)陈襄:《州县提纲》卷二《示无理者以法》。

  (115)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九《潘谦叔》,第1042页。

  (116)赵抃《清献集》卷六《奏状乞勘鞫潭州官员分买客人珠子》载:“所可骇者,亏价违条买珠,犯罪之人各已转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将此一件公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见根鞫结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第836页)《朱子语类》卷三《鬼神》记:“如漳州一件公事,妇杀夫,密埋之。后为祟,事才发觉。”(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六五记:“准诏,赴邵武军推勘院监勘曾均打杀阿黄公事。”(第6610页)洪迈《夷坚志·支癸》卷一《薛湘潭》有“正为一件公事,连累无限平民,我儿子也遭囚禁”之语(第1223页)。

  (117)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九《清风桥妇人》,第1038页。

  (11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豪与哗均为民害》,第485~486页。

  (11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先治依凭声势人以为把持县道者之警》,第475页。

  (12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三《哗鬼讼师》,第482页。

  (12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士人教唆词讼把持县官》,第477~478页。

  (122)佐立治人:《〈清明集〉的“法意”与“人情”——由诉讼当事人进行法律解释的痕迹》,《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3卷(宋辽西夏元卷),第471页。

  (123)《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七,第4897页。

  (124)秦观:《淮海集》卷一四《进策·法律下》,四部丛刊初编本。

  (12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三,第3507页。

  (12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应经徒配及罢役人合尽行逐去》,第424页。按,此判词中提到的邵阳即邵州,据《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载,宝庆元年升为宝庆府。

  (127)许应龙:《东涧集》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550页。

  (12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三《撰造公事》,第482页。

  (129)王肯堂:《王仪部先生笺释·原序》,杨一凡编:《中国律学文献》第2辑第3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9页。参见邱澎生《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冲击》,台北《新史学》第15卷第4期,2004年,第135~136页。

  (130)参见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北,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版)第7~11页。

  (131)关于刑名幕友,参见黄华均、刘玉屏《刑名师爷与法律权威的建构》(朱志勇、李永鑫主编:《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文。

  (132)《大清律例》卷三○《刑律·教唆词讼》有对讼师的法条规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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