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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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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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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  

2015-01-24 07:44:51|  分类: 史料与史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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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
2015年01月14日 09:33 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作者:谢维扬字号
http://chis.cssn.cn/zgs/zgs_lswxx/201501/t20150114_1478108.shtml

  【内容提要】清华简《说命》三篇表明今传《尚书》文本并不是早期唯一形成的《尚书》文本,早期《尚书》文本的形成具有某种多元性。由此应看到古书成书过程是具有多元或多线性的。古代对传说时期史事记述的某些特征如《鲁语》与《祭法》对古代祭典记述的不同与古书文本形成的复杂情况相似,也与古史资料发生上的多元性有关。中国古代传说资料形成过程的多元性以及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的存在,对于传说资料研究而言,其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表明古代传说资料作为整体在本质上是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 

  【关键词】清华简;古书成书;多元性;传说资料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9-0127-10 

 

  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传说时期资料的地位和价值问题是其史料学问题的一大核心。即以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而言,其必须利用并解释有关传说时期的各种史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由众多传世文献和陆续面世的出土文献以及古文字资料所包含的有关传说时期古史的大量记述,不仅是我们了解可能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有重大关联的远古史事内容的唯一依据;而且所有这些史料内容本身非常重要,也极其丰富,只要是依靠正确的方法,对于阐释这段历史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如何对待传说时期史料的问题便成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史料学问题的一大重点;对传说时期资料的史料学分析,也无疑成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史料学工作的重心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也说明了对传说时期资料的史料学特性进行合理分析的重要性。 

  在传说时期研究史料学的问题上需要讨论的问题非常多,但随着有关研究的进展,在一些问题上现在似乎也已经有了较之过去更深入的认识。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认识传说时期资料发生上的复杂关系。以下我想就这方面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想法,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作者简介】谢维扬,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一、古书成书过程中文本形成的多元性质 

  在传说时期研究史料的问题上,由不同文献所记述的传说资料在发生上相互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难以廓清的问题,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争论的重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古史研究中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所谓“疑古”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这一点进行评估和分析。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无数学者长期以来所做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尤其是在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出土文献资料得到研究的基础上,目前我们在有些方面的认识应该可以比较过去更加确定。比如由“疑古”学者所提出的认为早期传说内容是在一种单线性的过程中“层累地形成的”的观点,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但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明确其与古史传说资料形成的实际过程是不完全相符的,作为在有关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种假说,其证据始终是并不充分的;早期传说内容形成的真实过程其实比其所描绘的要复杂得多,在对传说时期的具体研究中简单地沿用这种观点所代表的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于这方面问题的整个背景,多年来有不少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分析,笔者也曾对有关问题发表过粗浅意见。①在这里,我想补充来自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清华简的部分资料所反映的情况,从古书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情况这一角度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认为目前看到的传世的《尚书》文本,其最初的源头是与孔子“编书”的活动有关的。也正因为这样,在汉以后的古书分类传统上《尚书》是铁定为儒家经典的。对于孔子“编书”的问题,尽管历来也有过很多争议,但是多数学者还是相信有其事的。②但孔子编书的细节却始终并不十分清楚。而近来由于清华简的发表,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些以前未能论定的情况。 

  例如从对清华简(叁)《说命》三篇(连带之前清华简(壹)发表的《金縢》等篇)的分析中似乎可以看出,孔子编书时应该还没有为各篇文字拟就确定的篇题。在传世文献范围内,如果仅从《论语》引《书》的情况看,其提到《尚书》的几处文字中均只称《书》大题,而未提及《尚书》各篇的篇题③。其中《为政》和《宪问》篇的有关文字分别引用了属于《尚书》的两段文字,也均未提篇名。而《孟子》引《书》据陈梦家整理共计20例,其中也有相当部分(11例)是只称《书》大题的,但同时另有将近一半(9例)引《书》时则明确称篇题④。陈梦家据此提出两点,一是“《尚书》至此时(指孟子时)已有篇名”,以及“似孟子时《尚书》或者已编成课本”⑤。这也等于认为在孔子时候《尚书》还没有篇名,而孔子也并不肯定已做了编书的工作。只是仅从传世文献中这类证据出发显然还无法将问题说死。 

  而最新发表的清华简《说命》三篇内容上的一些特征则有助于表明,由传世的或出土的文献文本所披露的《尚书》篇题确实不是在孔子编书时拟定的。理由就是作为战国中期文献文本实物的《说命》三篇本身是写有自题的篇名的,那就是在每篇最后一支简背所书写的“尃(傅)敚(说)之命”,而这与已知传世文献如《礼记》的《缁衣》《文王世子》《学记》和《墨子·尚同中》以及出土文献郭店简《成之闻之》引《说命》文字时所称的“《兑命》”“《术令》”“《命》”(皆“说命”之异作)均明显有别,作为篇题应该认为是不相同的。从存世及流传年代上说,清华简《说命》三篇比起亦曾引《说命》文字并披露篇题的《礼记》《墨子》等传世文献都不一定更早,很可能还会要晚一些。⑥但从各自篇题的表达方式看,“《说命》”与“《傅说之命》”比较,后者显出较更繁复,因而可能更保存原初的状态,而措辞简洁的前者反而可能已经过提炼而有异于最初形成者。清华简(壹)另有属于《逸周书》的《祭公》一篇,但篇题与传世本不同,也是更为繁复,作“《祭公之顾命》”。整理者表示:“本篇是今传世《逸周书》所收《祭公》的祖本。”⑦可见是认为简本的篇题应该有更早的来源。这同我们对简本《说命》三篇篇题意义的分析理由是相似的。然而从战国以后《尚书》文本流传的实际结果来看,被作为正式篇题永久使用的反而是“《说命》”,这非常可能表明简本的篇题尽管形成更早,但因为并不是出自孔子亲拟而且由孔子所确定,所以最终不被传承。 

 清华简所反映的《尚书》篇题出现的这些情况,实际上表明孔子“编书”对于《尚书》成书和有关文本形成上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也并非以做成《尚书》统一或标准的文本为目的,而因孔子“编书”形成的《尚书》文本很可能只是《尚书》成书过程中出现的众多早期《尚书》文本中的一种。这实际上意味着历史上很可能并非只有孔子一人、也并非只有儒家一家做过“编书”的工作。 

  我们从对《说命》三篇用字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特点的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关于这个情况的一些佐证。简本《说命》三篇文字与传世文献所引用的《尚书·说命》文字在字的运用及表达方式乃至篇章编排上均有不同,而这些不同应该都不是出于传抄中的偶然误作,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差异的反映。 

  如《国语·楚语上》中记有白公子张的一段话,经清华简整理者有力论证,现在普遍认同是引用了《尚书·说命》佚文,其文字与简本《说命中》则可大段对应⑧。但两者的不同也颇值得注意。首先在语序上有多处不同。如《楚语上》“若天旱”句在“启乃心”句前,简本则相反;“若津水”句《楚语上》置于整段第二句,简本则为反数第二句。在用词上二者则互有增减现象。如《楚语上》“若金,用汝作砺”,简本在“汝”前增“惟”;《楚语上》“沃朕心”,简本句前增“日”;而在简本“汝作舟”“汝作霖雨”等句前《楚语上》均增“用”;简本“若诋不视,用伤”,《楚语上》于“视”后增“地、厥足”。简本与《礼记·缁衣》所引《兑(说)命》内容在用字、用词和语序上也均有较大差别。如简本有“惟干戈作疾”一句,《缁衣》所引则完全不见;而《缁衣》引文有“惟甲胄起兵”,简本则阙如。《墨子·尚同中》所引“先王之书”《术令(说命)》的一小句,同简本和《缁衣》所引文字也都有不少出入(《墨子》作:“唯口出好兴戎”,《缁衣》作:“唯口起羞”,简本作:“(且)惟口起戎出好”)。⑨这些用字、用词及语序上的差别似乎都很难用传抄人的误作来解释,而更可能是由于所依据的文本本身的不同。 

  还有一个现象也反映出《尚书》文本形成的复杂性,即《礼记·缁衣》以及《文王世子》《学记》所引用的另几条《尚书·说命》的文字不见于简本《说命》,而见于更晚出的孔传本《尚书·说命》(有文字上的变动)。但这些文献所引用内容源自古文《尚书》系统文本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孔传本《尚书》的大部分文字均与清华简《说命》不同,故其整体上作为《尚书》较早期文本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如果这几条引文并非出于杜撰,那么它们最大可能应该是来自有异于简本《说命》的另外一个或数个《尚书》文本系统。李学勤曾就此现象表示:“这大概是传本不同的缘故。”⑩就上述事实本身而言,实际上也不能排除与自成书最初阶段起就可能有不同的《尚书》文本系统出现有关。这不仅表明清华简中的《尚书》文本似乎并不能看作是《尚书》成书过程中唯一形成的文本,同时也反映出《尚书》成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呈“多元性”的复杂现象。 

  与清华简《说命》三篇所反映的古书成书中文本形成上的这种情况相类似的,还可以提到清华简(壹)中的《金縢》与传世本今文《尚书·金縢》在文字上有大幅差异的情况。廖名春曾概括二者的异同说:“竹书本《金縢》与今本首尾一致,但中间行文却有详略之异。可以说今本详尽而竹书本简易。”(11)尤其是今传本中有关于周公祝告和举行占卜的详细描写,简本则有大幅的省略,关于占卜的情节甚至基本没有提。这种内容上的大篇幅的差异,很多时候只在不同的文献之间出现,在同一文献的不同文本之间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并不寻常的,所以应该想到这可能是反映了早期古书成书过程上不同于以后时期的特点。李学勤在有关分析中也认为这是属于同一文献活动中的问题,因此提出:“清华简与传世本《金縢》应分属不同的传流系统。”(12)作为进一步的思考,实际上恐怕也还不一定能排除在更早的所谓“编书”的环节上亦即成书过程中简本与今传本也已经是“分属不同系统的”,虽然这可能会使对于古书成书的界定变得更为复杂。

 

早期《尚书》文本形成过程中之所以有这些复杂情况,其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与《尚书》本身是在对古代原始公共文献资源利用的基础上编纂成书的有关。我们现在说到所谓《尚书》的“成书”,很多时候指的是今天所见的《尚书》文本的形成过程,但实际上在这些文本“成书”前,《尚书》的主要文字内容应该已经在一定意义上以未知的形式流传和被利用了。这很容易证明。《左传》昭公二年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所说的“《书》”无疑是指孔子编书前就已存在的《尚书》文本,但因此时孔子才十一岁,故不可能与孔子“编书”有关。这个文本应该就是在西周以来藏于周室和少数诸侯国(如鲁国)公室,由各级史官撰写、整理和保管的官方历史文献和其他资料基础上形成的某个原始《书》类文献文本。从《左传》定公四年关于周初对鲁、卫、唐(晋)分封情节的详细记述中可以知道,鲁国拥有这些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则是周初对鲁分封时由周室赐与鲁国的“典策”。目前的《尚书》学研究对这类原始的书类资料与后来被编为《尚书》各篇的文字之间的关系是肯定的,认为它们应该是后者内容的原型或雏形,唯其早期文本的具体形式现在还无法知道。 

  原始书类资料在很长时期里除作为官方文件的用途外,还以未知的形式被用于贵族教育。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曾记述赵衰称晋将郤“说礼乐而敦《诗》《书》”,便是当时贵族学《书》的一个写照。但在早期,这些官方历史档案资料对全社会似乎还是封闭的。《左》昭二的记述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即此时能够接触原始书类文献的似乎还只包括如韩宣子这样的高级贵族,并且还十分地不便。但在孔子成年时这个局面显然有很大改变;编书已经成为孔子教学活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书类资料已进入向更多人群开放的阶段,而且很可能早期原始书类资料也由此进入摆脱官方收藏限制而开始形成某些流行文本的过程。孔子看来是加入这一过程的一个先行者。 

  正因为《尚书》成书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和背景,孔子编书所形成的《尚书》文本,显然不必是唯一的。孔子之后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不同的《尚书》文本会陆续出现,这些都应该是可能的。在以往的《尚书》学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战国时期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也对《尚书》做过整理工作,如刘起纡曾表示“墨家也把《书》篇作为主要读本”并对《尚书》大加利用,并提出:“对于《书》的搜集编排不止儒家一家……有的或且过之。”(13)现在清华简《说命》三篇的情况反映出早期《尚书》文本确是具有某种多元性的,而简本《说命》三篇本身则更可能是《尚书》成书过程中出现的某种未知文本,从总体上说明刘先生早年的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归根结底也有助于人们看出《尚书》成书过程确实不是单线性的,而是带有某种多元或多线性的。

二、古代传说资料形成过程同样具有多元性 

  我们注意清华简《说命》三篇和《金縢》等所反映的古书成书过程的复杂情况,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从古书成书的角度进一步看清,将古书中披露的大量传说资料理解为是在某种单线的过程中形成的(例如说是“层累地形成的”)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古书形成过程本身就不是单线性的。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像《尚书》这样的古书,其成书过程也呈现出明显多线或多元的特征,而这种多线性或多元性还不仅仅表现在不同文本字句、语序和篇题的差异上,在有些个例中甚至还表现为古书内容上有较大的不同(如上述清华简本《金縢》与今传本《金縢》内容的差异)。这就是说,不同古书中相近和相关的记述内容之间在发生上的关系也并非一定是单线性的,而也可能是多线或多元性的。当然,不同古书的成书过程不会是完全一律的,所以对于《尚书》成书过程中复杂情况的认识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古书成书过程的全部情况。但从《尚书》成书过程的分析中并不能看出古书成书中单线性过程的存在和表现,这一点对我们准确地理解传说资料形成的真实过程还是非常有启发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大量不同古书文本中记述的传说资料解释成是在一个统一构想的支配下,沿预先有设计的轨迹而形成的特定内容组合,就非常困难。而既然古书成书过程是多元性的,那我们也就连带地必须认真对待古代传说资料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可能存在的多线或多元性的问题,甚至应当突出地来确定这一点。但是这个认识,在过去对古书成书过程缺乏更准确和完整了解的时期,是不太能被看出其重要性及合理性的。在早期的某些研究中,例如在《古史辨》中,这种认识基本上不存在。而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对古书成书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重要新成果的今天,我们仍然还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实际上还是习惯于以古代传说资料呈单线性形成的认识来评论传说资料的品质和价值。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来开展传说时期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问题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开展进一步的讨论还是有其意义的。 

  在此我想以黄帝传说的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对传说时期历史研究中,关于黄帝传说的形成过程及性质的判定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出于对这类资料发生的总体上的不信任,“疑古”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和最为强调的一点是:关于黄帝等这些活动于古史极早年代人物的传说的出现却是很晚的。如童书业说:“黄帝、颛顼、帝喾等传说之起很晚”(14),就是最明确的一例。顾颉刚先生依据对晚至驺衍的各种材料的解读提出黄帝成为传说人物之第一人须在“战国之末”。(15)所持立场是同样的。“疑古”学者的这些结论是要证明,不仅黄帝传说的发生与黄帝本身活动的时代相距甚远,而且其被作为古史传说中活动年代最早的人物之一也是很晚时期才有的事情。于是黄帝传说作为真实史事反映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推断,就是很典型地以一种单线性演变的关系来理解黄帝传说资料发生过程的方法的体现。因为依照“疑古”学者单线性演变关系的逻辑,晚出的传说资料一定是在早出资料演变基础上形成的,既然黄帝传说资料最早的出现也已经是很晚时期的事情,那么它发生在历史很早时期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疑古”学者的方法是未经证明的。与黄帝传说发生过程有关的问题远比其推断的要复杂。 

  例如,我们知道,《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都提到有虞氏和三代王室祭典的内容,且都提到了黄帝,但对有虞氏祭典内容的具体提法则有不同。《鲁语》是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而《祭法》则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也就是,《祭法》中有喾,而《鲁语》没有;《鲁语》说“郊尧”“宗舜”,《祭法》则说“宗尧”而没有舜。对这里的差异应如何解释呢?对此,“疑古”学者的方法便明显是单线性的,即认为《鲁语》同《祭法》之间在发生上一定是有某种关系的。如童书业就认为这里的不同是“《祭法》变换了《鲁语》之文”,并解释说:“因为他们(《祭法》作者——引者)想,有虞氏(指朝代)到舜已绝,那末那里还有有虞氏来宗舜呢?所以他们在这个有虞氏的祭典中把舜除去,添了一个喾……理论是圆满了,但是有虞氏却白白的添了一个喾的祖宗,而尧又不幸由郊降而为宗了”。(16)但这样的解释很显然只是出于推测,是研究者依照自己的理解将不同传说内容的关系放到了一个表现为传说内容元素演变过程的脚本中。而按照这样的解释,《鲁语》和《祭法》的记载就主要和更多反映的只是其各自作者的理念或意图,对其中包含的传说时期史料品质的认定是非常低的。但这种方法缺乏依据和有力论证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为说明这一点,可以注意到在《鲁语》与《祭法》对上古祭典记述的不同中,还包括对商人祭典的记法,其中《鲁语》说到“商人禘舜”,而《祭法》却说是“殷人禘喾”。徐旭生早年曾对两者的关系作如下说明:“《国语·鲁语》上写的清楚,并无错误。可是自从韦昭注《国语》,就自破藩篱,说舜为喾的误写。此后大家对于《国语》商人禘舜的说法几乎完全忘掉。”(17)徐先生指出的韦昭注的依据恰恰是《礼记·祭法》(韦注以《鲁语》“舜,当为喾,字之误也”),而从徐先生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商人与喾有关这个问题上,《祭法》的影响反而大于《鲁语》。实际上直至近代情况也还是如此,例如王国维在对殷先公、先王的研究中是认可喾为商人先祖的,徐著也提到了这一点。(18)可见《礼记·祭法》的记述至少自韦昭时代起就不被简单地认为是对《国语》有关内容的改写,反而是《国语》文本被认为有误。王国维以喾为商人先祖,实际上包含了对《鲁语》和《祭法》内容各自可靠性的判别,表明这两个传说资料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绝不只是后者对前者的所谓“变换”等等。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过程的关系的问题上,那种根据单线性演化理论所作的解释,其资料和逻辑基础都是不充分和不严谨的。 

  《鲁语》和《祭法》所透露的这些内容珍贵的传说时期史料的真正价值应通过更完整和深入的分析来研究。在这一点上,近年有学者说“《鲁语》和《祭法》的不同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19)应该是很正确的。“疑古”学者早年研究方法的根本问题是在于其习惯性地将古代传说资料间关系看成是某种假设中的单线性演化过程的关系。而从我们对《尚书》成书过程中文本形成中复杂的多元化情况的了解来看,《鲁语》与《祭法》有关内容上的不同是不能排除与古书文本形成中的复杂情况相类似,同样也与有关资料发生上的多元性有关的。“疑古”学者以单线性演化观点解释传说资料发生问题的方法在近代对中国传说时期研究的早期有相当大影响,迄今对于这种方法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要点也还不是所有人都明确和认可的,所以在当今的有些研究中我们还是不时可以看到这种简单方法的表现,而对这种简单方法的沿用在当前对传说资料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将继续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近年一些涉及黄帝传说性质问题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虽然研究者总体上对于方法问题有相当严谨的要求,却还是会在缺乏必要证据的条件下不经意地以单线性演化的概念来解说有关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引起研究者注意还是很必要的。 

  如所周知,在黄帝传说问题研究中,黄帝传说的属性问题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对整个传说资料研究有示范的意义。而早年《古史辨》学者是普遍相信传说中的黄帝是由神演化为人的,实际上等于否定黄帝传说可能与真实存在过的远古人物或远古人群的指代有关。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关于“黄帝与皇帝”的论述,可说是这一论点的最详尽、深入的论述。(20)而在黄帝本属神性说的基础上,《古史辨》学者逐步构建起作为传说人物的黄帝由神(“上帝”“皇帝”)向远古人主和古代王室的“祖先神”演化的过程。上文提到顾颉刚依据驺衍所谓“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断言“当战国之末,‘学者所共术’之古史,其最早一人为黄帝”,(21)意思也就是黄帝被当作历史人物须是战国末期才有的事,在此之前则固然只能是神话而已。这就是《古史辨》学者努力构建古代记述内容元素沿单线轨迹演化图景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其中证据上的缺环是很多的。我在多年前曾有一篇小文指出:以“‘黄帝’实出‘皇帝’之变字(通假字)”并不能成立;而“黄帝”也并不是“帝”演化的结果;甚至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资料中的“帝”的起源也有具有“人性”(而非必“神性”)背景的迹象。(22)虽然有关的问题是可以再讨论的,在黄帝传说性质的问题上也还有许多难点和空白点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但《古史辨》学者早年构筑起的那种具单线性特征的传说资料演化理论过于简单化,并且明显证据不充分,这一点还是应当看到的。而且当前仍应当特别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对于我们客观地分析黄帝传说的发生及其属性问题干扰最大的,也还是由《古史辨》研究所极力主张的这种单线性演化的理论。

例如,当发现早期器物上有记述黄帝的文字后,从一般的研究方法的要求出发,研究者应当首先将其作为一件有独立来源的资料对其做完整的考察,以最终确定其史料意义,而战国青铜器陈侯因K1YC05.jpg敦就是这样的一件资料。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提到“目前所见最早谈到‘黄帝’的出土文献是战国是齐威王因K1YC05.jpg(齐)所作的陈侯因K1YC05.jpg敦”(铭文中有:“其惟因K1YC05.jpg,扬皇考,邵(绍)K1YC06.jpg(緟)高祖黄啻(帝),屎(纂)嗣桓、文”),但其评论则是:“齐威王所处时代是战国中期,可见至少在战国中期,黄帝在某些地区已经由上帝(皇帝)变为祖先神了”。(23)其实如果将陈侯因K1YC05.jpg敦作为具独立来源的资料来看待,其提及黄帝的内容本来可以是表明黄帝传说的发生可能具有人性背景的一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线索或证据。正如该作者同时所引的丁山的评论所说:敦铭固已表明“黄帝之为人,更不得疑其子虚乌有,谓非故帝王也”。(24)丁山之说的重要理由显然是出于对古代有关礼仪的严肃性的体认。尤其是对于祖先的追认和祭奠,在三代文化中的严格要求是极为突出的。因此对丁山这样的判断并没有很好的理由绝然地否定,而是应值得重视。我们现在对于战国中期齐国王室对祖先祭典(包括纪念)礼仪规定的意义以及有关仪节的做成和施行细节,还不能说已全盘了解,所以就更没有明确的理由将敦铭提到“黄帝”并称之为“高祖”乃是出于古代礼制的严肃要求的可能性完全否定掉,至少应当谨慎地对待敦铭的真正意义的问题。所以未经严格论证就先断定敦铭所说一定是攀附之词,显然有过于轻率之嫌。上述学者的评论,在这里很明显是受到《古史辨》单线性理论的影响。所谓“黄帝……由上帝(皇帝)变为祖先神了”这个说法本身已经表示作者对于《古史辨》学者描绘的传说故事元素关系图是认可了,而这幅关系图的理论主旨就是传说资料的单线性演化。然而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都是远未经过严格的论证的。在这个例子上还应注意的是,它不仅认可了以传世文献记述为对象的单线性理论,甚至还将三代的实用性文字资料也涵盖其中,使单线性演化过程涉及的文字资料范围扩展到最大。由此需要说明的问题会更多。这样不仅会进一步导致对于因古书形成过程中文本问题而产生的传说时期资料间的复杂关系不可能有清晰、准确的分析,而且对于由不同载体形式保存的大量传说时期史料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将由于受过于简单化的单线性演化理论的影响,而失去正确认识的机会,尤其是完全没有能看到传说资料形成中也存在多元性过程的问题。从对包括清华简《尚书》文本在内的古书成书过程复杂情况的认识中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对于形成过程本来就更为复杂也更少确知的传说时期史料的问题,如果仍然坚持某种单线性演化理论的解释方法,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中更长久的失误。传说资料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多元性特征,应该是我们今天讨论传说资料地位和价值问题的一个认识上的起点。 

 三、中国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存在的意义 

  我们现在强调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过程的多元性问题,是因为需要廓清以往研究中的较为简单化的单线性演化理论对传说资料研究的影响。但这个事实本来是非常容易看到,其特性也并不难以说明。近代以来,包括近三十年来,有许多研究实际上都在不同的重点上指出了这一点。 

  例如20世纪90年代李零在分析东周的“帝系”资料时提出,这些资料“主要分两大系统:(一)《世本》和《大戴礼》等书的五帝系统。……(二)《封禅书》《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和《淮南子·天文》等书的五帝系统”,“此外《易·系辞上》和《战国策·赵二》还有一种包括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帝系”。(25)虽然这里提到的古书的年代都并不及于传说资料发生的时代,但这种分类实际上是针对了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多元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李零对东周传说资料文献分出这样两个(实际上是三个)“系统”,无疑首先是肯定了传说资料在发生上并不是单线的,但同时也关注到不同传说资料在对特定传说内容元素表达上可能存在的联系,而这对于准确把握传说资料的史料品质是有重要意义的。正是根据这一分类的认识,在对上文讨论过的陈侯因K1YC05.jpg敦进行评论时,李零认为敦铭“称黄帝为陈齐的‘高祖’,正合于《国语·鲁语上》……的禘祭系统,显然就是按上述第一种帝系而串联”。(26)我们知道,《国语》成书是有一个复杂过程的。有学者认为,《国语》“并非史料原貌”,而是“已编撰成书”的,而《国语》的编成“至少当在公元前243年前(按指汲冢古书入土的魏安釐王卒年——引者)。”(27)这是目前在《国语》成书问题上比较平实的一种看法,据此《国语·鲁语》的成书便不一定早于齐威王婴齐(即陈侯因)在位年代(公元前356-前320年),所以陈侯因K1YC05.jpg敦套用《鲁语》内容的可能性很小,但作为《鲁语》成书基础的“史料原貌”是应该早已存在的。因此陈侯因K1YC05.jpg敦与李零所谓“第一种帝系”的“串联”指的应该是齐王室对所授受的某一系统的上古帝系资料内容的认可和表达,而不仅仅是对某些古书内容的套用。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古代王室铭文作为实用性的文字资料,有遵从古代礼仪和贵族血缘关系规范的要求,其生成的动机并不能简单地看成与一般的著作活动雷同。从这一点来看,陈侯因K1YC05.jpg敦在记述传说时期史实方面作为有独立来源的资料的品质至少在目前还是不能截然否定的。 

  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系统的整个情况非常复杂。上述李零对传说资料系统的分类基本上针对的还是先秦中原范围内的主要代表性案例,大体上也还都是属于所谓中原的记述系统,并不代表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关系的全部情况。许多学者也都就这方面情况提出过重要的看法。如李学勤在论述《帝系》传说与蜀史的关系时,提到“蜀原有独立的起源,后与昌意(依《帝系》为黄帝子——引者)至颛顼一系发生了联系”,(28)而这些与《华阳国志》以及《蜀王本纪》的记述很有关系,所以李先生认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之说,都表明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作为《帝系》的补充”。(29)但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都很晚成书,分别为东汉扬雄和东晋常璩所著,但如果它们关于蜀地早期历史的记述有与中原传说记述系统相合和为之补充的内容,那么也可以看出这些记述不仅应该是有另外的来源,而且这些记述内容在发生上具有真实史实背景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截然否定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说清这些资料与其他有关传说资料间真正的关系,但完全可以肯定它们是古代曾经出现过的又一宗古史记述系统的表现。 

在古史记述系统多样存在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内容更为复杂的例子,其意义也非常令人深思。这就是徐旭生在讨论炎黄以前古史系统问题时提到的,在西汉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春秋》纬书《命历序》中有一套具有极其庞大记述框架的关于古史的“伟大”系统,本书已佚,但引见于《广雅》《金楼子》《礼记正义》《三皇本纪》《通鉴外纪》《路史》等各种古书,其将整个古史分为“十二纪”,时间跨度“从天地开辟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为二百七十六万年”,涉及传说时期的内容远超出五帝的范围,甚至“也不满于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等传说”。(30)由于是汉代纬书资料,这套系统向来不被研究者看重是自然的。我也曾就《命历序》记述的品质有一个总的分析,即“《命历序》的传说内容基本上不是历史性的记载”。(31)然而《命历序》的这套古史记述系统中有许多内容同其他一些古书所记述的传说资料有交集,其中的意义还是值得注意研究的。如按徐旭生的考证,《命历序》系统中“禅通纪”的前十六氏是一个“古代相传的间架”,而对这一间架予以记述的“我见到最古的就算《庄子·胠箧篇》”,有关的文字是:“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32)《庄子》这一篇属外篇,作者并不能确定,但文字应不晚于战国。可见《命历序》的取材在时间上还不是太晚的。但是对于如《庄子》这段文字所表现的传说内容究竟如何看待很久以来并无好的依据。然而21世纪初上博简《容成氏》的发表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突破性的进展。《容成氏》有篇题,写于53简背面,说明已残缺的正文开首部分应就是“容成氏”,故廖名春据《庄子》《汉书·古今人表》《六韬》《帝王世纪》等有关文字将残简补为“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祝融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尊”,下接现存的“卢氏、赫胥氏、高辛氏、仓颉史、轩辕氏、神农氏、浑沌氏、伏羲氏”。(33)而在记述极早时期人王这部分内容之后,《容成氏》则以更多文字讲述了属于“五帝”范围的尧、舜、禹之史事(还可能有喾及颛顼)。(34)《容成氏》内容上的这些表现使我们明确到以下三点:(一)构成《命历序》“禅通纪”内容的《庄子·胠箧篇》对最古时期传说的记述并不是源于庄子的创作,因为《容成氏》简引用《庄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况且两者在细节上并不完全雷同,这说明这部分传说内容虽然就传世文献而言我们目前最早只见于《庄子》,但它们可能有更早的来源;(二)由于《容成氏》全部内容是将所谓中原记述系统(包括李零所提的第一至第三种系统)中的传说内容以及之后三代历史的内容与对远超于这类系统范围之外的众多极早时期人王记述的另一系统融合在一起,因此《庄子》所代表的传说记述系统至少在上博简时期是同样被世人所利用并信从的,同时其在发生上也完全不能确定为只是出于著作性的动机,这不仅说明各传说资料形成系统发生作用以及相互渗透的情况是极为多样和复杂的,而且从总体上对多样存在的各传说系统记述内容中真实史事背景的存在可能引导更积极的估计;(三)虽然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对于传说的所谓中原记述系统与上述见于《容成氏》及《庄子》等古书中对极早时期传说记述的系统有巨大差别,但是两者在所接纳的传说内容元素上是有许多交结点和相互流动的,这从上面对《容成氏》的简单介绍中并不难看出,而在看清记述系统分化的总前提下,同一传说内容元素在不同传说记述系统中的分布反而有利于说明相关资料在生成上可能拥有的真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希望以一定的方法对真正具有史料品质的传说内容作合理的鉴别。以上这些认识我想对于深入探讨传说资料形成及其品质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 

  当然,除了以上论及的各样传说记述系统外,《山海经》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类记述系统中的一个。其不仅在成书问题上与上述所有古书的成书有巨大区隔,也就是看不出它们之间在发生和流传上真正的关系,其体例和内容也是独特的,但也绝不是纯神话学的作品,而是融有大量传说时期乃至三代历史时期史事内容的元素的,从传说资料研究的角度,应当看作是有独特意义的古代又一传说记述系统的结晶。而《山海经》内容的突出一点就是它所包含的传说及古史内容元素有许多都可以与其他传说记述系统的相关内容相比较乃至印证。 

 

在多样存在的传说记述系统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着重提到自20世纪末以来在多件新出土实用性器物上、包括在少量传世器物上发现的一批属于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青铜器铭文和记录实用性文字的简策)的有关传说时期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这些都必须认真地看作是多样存在的传说记述系统的又一大宗。据不完全归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类资料就有:记有“黄帝”的陈侯因K1YC05.jpg敦(已见上述)、记有“禹蹟”的秦公簋、(35)记有“陆终”的邾公力钟、郳公镈(36)记有楚先“老童”及陆终裔“祝融”的包山简和望山简、(37)记有“老童”、“祝融”的新蔡简,(38)以及记有黄帝裔“高阳(颛顼)”的秦公编磬等。(39)所有这些资料的载体都不是古书,所以没有著作性的动机,虽然其做成年代距所记事主已极其遥远,完全复原其来历可能性很小,但相对记述相关传说内容的古书类资料而言,它们所记述的这些内容来自各具独立来源的远古资料的可能性更大。这是这部分传说资料较之古书资料具有更特殊价值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代传说资料形成过程的多元性,以及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的存在,对于传说资料研究而言,其最深刻的意义是在于有利于表明古代传说资料作为整体在本质上是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现代古史史料学的要求应当包括真正重视古代传说记述系统的多样存在,其原因即在于此。原因很简单,由不同独立来源生成而内容相关的证据资料是能够互为证据的。如果我们能完整地证明以上提到的各种不同系统的传说资料记述文本确是各具独立来源和形成路径,也不具有相互承继关系,那么其所记述的内容具有真实史事背景的可能性当然会大大增加。王国维当年提出著名的古史研究之“二重证据法”概念时,其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新获殷墟卜辞与《殷本纪》间有相互印证或补充的关系,实际上还针对了上文曾提到的、当时尚未在学界引起足够重视的传世器秦公簋铭文述及“禹蹟”的事实。在王国维看来,秦公簋述及的“禹蹟”“即《大雅》之‘维禹之蹟’,《商颂》之‘设都于禹之蹟’”,并解释说:“《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他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按指秦公簋与齐侯镈、钟——引者)”。(40)这正说明了非古书类文字资料对相关内容传说有一定证明力的情况。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思想,绝不只是简单和片面地主张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必须要有地下出土资料的印证,他其实是肯定古书记述本身作为有独立来源的资料,其真实性是自带的。在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个概念时,他首先对于地下材料能佐证古书内容的一面予以充分肯定,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但紧接着他给出了关于古史研究证据思想的完整表述:“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41)说明他认为古书资料的真实性本身并不因有无其他来源资料的印证而消长,而“二重证据法”的本质正是使来源不同的相关证据资料相互证明的作用得以发挥。在王国维看来,相对纸上材料,地下材料就是具不同来源的、属其他记述系统的证据资料。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对传说记述系统多样存在的意义做真正深入研究的原因。当然,我们现在应当注意研究的具不同独立来源的传说记述系统,远比王国维当初提到的要更多、更复杂,不仅纸上和地下资料是不同的系统,不同古书或古书文本组合之间也可能是不同系统,著作性资料与实用性资料之间则也是如此。但有一点应该看到,那就是由于每一个记述系统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具独立来源的,中国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存在的最明确意义就在于说明古代传说之总体是有高度真实事实背景可能的。我认为这应该是传说时期研究史料学关于传说资料品质可以确立的一个基本概念。 

  中国古代传说资料研究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和复杂。而今天我们可以确信有理的研究方向是:摆脱以单线性演化假说为依据的简单方法,致力于深入探讨各不同传说记述系统间在内容和文本形成上的真实关系,廓清其不可肯定或可作其他性质说明的部分,从而逐步检出能确实能够作为传说时期历史研究史料并明确其完整意义的资料。这不仅需要依靠加强对传世和出土的各类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者真正理解中国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过程的特点。 

注释: 

  ①如李锐:《由新出土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学灯》2009年第1期;谢维扬:《“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②如刘起纡说:“在儒家教本中,把所搜集到的断简残篇的《书》加以编排,是孔子开展他的教育时所应该有的事。”见刘起纡:《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③分别见《论语》的《述而》《为政》《宪问》篇。 

  ④⑤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4、14页。 

  ⑥如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认为《缁衣》成书“似应在郭店简、上博简钞本之前半个世纪左右,亦即公元前350年前后”。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1页。而清华简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3页。 

  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73页。 

  ⑧⑨⑩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11)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学灯》第17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 

  (12)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13)刘起纡:《尚书学史》,第12页。 

  (14)(15)童书业:《“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古史辨》第7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16)(19)郭永秉:《帝系新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1、152页。 

  (1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18)同上。又按,李零也提出过“《鲁语上》‘商人禘舜’似是‘商人禘喾’之误”(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氏著:《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20)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7册(上),第189-209页。 

  (21)顾颉刚:《战国共术之古史》,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22)谢维扬:《关于黄帝传说的“人性”与“神性”问题》,吕绍刚编:《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75-189页。 

  (23)(24)郭永秉:《帝系新研》,第152页。 

  (25)(26)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氏著《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71、72页。 

  (27)张以仁:《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氏著《张以仁先秦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28)(29)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氏著《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3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42-243页。 

  (31)(32)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9、253页。 

  (33)廖名春:《读上博简〈容成氏〉札记(一)》,简帛研究网,www.jianbo.org,2022年12月27日。 

  (3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444-445页,4315。 

  (36)王国维:《邾公钟跋》,氏著《观堂集林》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4页;及董珊:《郳公韦皮父二器简释》,《出土文献》第三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58页;周亚:《郳公鎛铭文及若干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6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郳公镈系小邾国器,而小邾由邾分出,两者俱称陆终之后,始终不忘氏姓所出,这对我们体会古人基于明辨氏姓所出的历史记忆的延续性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历史记忆的延续性正是打通战国陈侯因咨器与“黄帝”之间时代鸿沟的绝好利器。再者,小邾器属春秋晚期,视之邾国器为晚,但其称先祖却依然是陆终,这无疑也颠覆了疑古派“时代愈后,知道的古史更早”的说法。 

  (3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38)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岭楚墓·竹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39)李学勤:《秦公编磬的缀联及其历日》,氏著《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40)王国维:《古史新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4-245页。 

  (41)王国维:《古史新证》,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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