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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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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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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气象田余庆  

2015-01-31 13:31:59|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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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气象田余庆


2015-01-23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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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气象田余庆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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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http://www.eeo.com.cn/2015/0123/271718.shtml

张耐冬

2014年12月25日,九十高龄的史学家田余庆去世。田先生一生专治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几部名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东晋门阀政治》与《拓跋史探》已成学界经典。先生去世后,学界发表的纪念与追思文章,也基本集中在评价其史学成就这一方面,这些评论的观点也基本一致,那就是田先生以其独到之眼光,从细微处发掘了很多易被忽视的史实,又梳理出这些史实之间隐含的关系,从而对国史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加以揭示。学界的这种评价,正符合章学诚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在考索之上发独断之论,正是田先生学术的特点,这种极具个性的学术,已经成为一种无可取代的存在。

田先生的论著令后学受惠良多,其个性化的学术也令人叹服,甫一闻其辞世的消息,第一感觉自是难以接受。他去世当天的上午,我从微博上获知消息,一时目瞪口呆。冬至那天,我带着学生读魏晋南北朝史的几篇经典论著,其中就有田先生的《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孰料不出几日便得凶问。片刻后,我写下一段话:“少年时读田先生的文章,觉得他是老辣睿智的学者,近十年重读其著作,方觉他是纤细敏感的才子。手头几乎有田先生每一版次的所有著作,这些书也作为自己成长岁月中的路标,在书架上凝视着我。”他的著作越是反复揣摩,越能感觉他作为才子的纤细敏感,无论是文笔之优美,还是谋篇布局之精巧,都是现今学术文章中难得一见的。

以往读田先生的论著,关心的是他对历史的见解,特别是剖析历史现象的手法,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近日看到得其亲炙的学生们的追思文章,才恍然大悟:他的研究总有独得之见,是因为他考察历史问题所持的独特观察视角,读他的文章与著作,往往只能从纸上的观点追溯到他的思路与视角,而持此视角的人则是我不了解的,自然会觉得缺少了重要的信息。我未曾见过田先生,无缘聆听其教诲,对他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在每一段经历中的想法更是知之甚少,自然难以知晓他为何会在看待历史问题时持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这种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只能从他的学生们的回忆中感受他与学生交往时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在日常中表现出的对学术的严谨与对教学的热情。

获得了这些难得的线索,再去看他的文章,马上便有了不同的感觉。一些以往不大注意的段落所具有的意义凸显出来,一些耳熟能详的内容,重读之下也有了新的味道。

在《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前言中,他写道:“十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而后,他引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再版前言中的话,说“‘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这些年来读到这段话不知多少次,主要的感受是对待学术应有“宁恨无悔”的态度。现在看来,这未免有不见泰山之陋。田先生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六十七岁,之前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运动,到此刻方将此前十年左右所写的文章(其实并不限于十年的范围,还有发表时间较早的文章)整理成集,此种甘苦自难以一语言之,故而他借用钱钟书之语,表达相近的心情。钱钟书在《围城》之后曾写过一部未完成的《百合心》,按他自己的话说,“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钱先生用“手忙脚乱”一语,轻描淡写地带过了那个大时代下北迁的事实,又不无狡黠地说,“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像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无法继续《百合心》的写作,但还是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给查到,肯定会遭殃”。钱钟书的这段自述,正可作为“宁恨无悔”的最好注脚,田先生与钱一样经历了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他自己也在《我的学术简历》中介绍过他的学术生活在这些运动中的遭遇,与此对读,方可体会他所说的“宁恨毋悔”的味道。

陈寅恪晚年作《赠蒋秉南序》,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文中概叹“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憾意跃然纸上。当时陈寅恪七十五岁,已经经历过几次运动,还有更大的运动在等着他,也许是有所感应,所以陈寅恪特别强调“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晚年多病且生性敏感的陈寅恪,在这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经历过民国时代、正在受运动影响的正直学者们的共同心语,也可与钱、田所说之“恨”与“悔”相印证。

不过,田先生并没有沉浸于“宁恨毋悔”的惆怅之中。《秦汉魏晋史探微》出版前的十年,是他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多年的积累终于在此时喷发,新见迭出,他的政治史分析模式基本建立起来。而他在《探微》的前言中,除了表明自己的“晚学之憾”,还强调“自知之明”与“学有所守”,而后若干年他在学术上的探索,正让我们看到了在“有憾”之后的有所守之学。

这种“有所守之学”,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他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文史爱好者,对这本书都推崇备至,他将东晋政治史的基本脉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探讨了这一历史脉络背后的政治模式,在历史的细节上,更有很多精到的考证。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田先生自己在全书的最后却写有这样一段话:“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在分析了东晋一朝的政治模式及其演变过程之后,田先生自己跳出圈外,站在更高处对此时期门阀政治的现象进行了总体评估,认为这不过是历史演进中的支流,而且不过是浩浩洪流中的表象,而历史运动的真正主导者,与“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不是他在书中论述的对象。

这段颇具自我颠覆色彩的言说,应该被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中最有情怀的文字之一。有些出色的学者,强调自己非国史中的“大事因缘”不研究,而现今我们见惯的,是各类夸大自己研究题目重要性的言论。田先生直陈自己研究的并非历史中的主流,谈不上是“大事因缘”,这份率真与坦诚实在不是一般学都所能做到的。

既然如田先生所说,他研究的东晋门阀政治不是历史主流,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呢?这些年来我个人阅读的体会是,曾经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六朝时代乃至魏晋至隋唐的整个时期都是“贵族政治”、“门阀政治”,这是事关历史主流的认识,田先生认为此说不确,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此加以证明,这是其一;通过研究,他将以往头绪繁多的东晋政治史梳理出清晰的线索,让我们对此有较为明白的了解,这是其二;研究东晋门阀政治,考察了士族在当时的特殊政治与社会作用,分析了其兴衰过程,厘清门阀士族权力与皇权的升降关系,说明了皇权政治是古代中国政治的常态,所谓“贵族制”只是变态,这种对皇权政治的历史定位具有理论的意义,这是其三。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田先生没有被自己研究的论题困住,明白这个论题的意义与局限,在全书结尾处将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正有金针度人之意。

他对自己研究论题的清醒,和直言论题本身并非“大事因缘”的坦诚,每每让人感觉到那种宗师的风范。本科时上“古代汉语”课,老师讲课间隙提及学界轶事,说冯友兰初见蔡元培时觉得满室皆是其君子气象。当时读书不多,阅世亦浅,对“气象”也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想来,所谓“气象”,正是独一无二的特质罢。在对东晋门阀政治的这段总结中,我们就能感受到田先生的这种磅礴的气象。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气象呢?以前我一直没有太多体会,看了曾受教于田先生的学者们的回忆,才有一点心得——这是师者的气象。他自己曾非常明白地表露过自己的学术心态,只是以往我未曾注意。在《我的学术简历》中,他写道:“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我是以教书为乐的,所以我把备课与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促科研,科研为教学。”《耄耋之年话教书》中,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教书是一种不断追求的事业,我这一辈子都很安于、乐于做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做学问的动力和启发多半来自课堂,来自跟师友的问学,来自于学生的接触。”为师者,待学生以热诚与率真,待学术以严谨与谦恭,就是他个人气象的渊源所在。他在论著中,似乎也将读者设定为同师道友,所以对胸中所想毫无保留。在《论语》中,与学生讨论时充满热情、毫不掩饰个人情绪的孔子,让我们感受的也正是这种气象,醇正的师者气象。

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说法是,高校的学生似乎对老师们的课堂教学的记忆越来越少,这和生活的多样化有关,但也和高校的变化有关。像田先生所言“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教书是一种不断追求的事业”,恐怕已不是所有高校教师的共识了。我们纪念田先生,也希望他的名山事业与师者之风并非绝响。《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段戴逵在支道林墓前的话,其中有“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之言,正是此理。

现今的北京大学,位于原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大的毕业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就读时,曾被校园中的一段碑文所感动。那是“三一八”运动中的烈士、燕大学生魏士毅的纪念碑,其上碑文曰:“国有巨蠹政不纲,城孤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刚刚过去的2014年,北大发生了一场是否要招收国际学生、设立“中国学”学位的激辩,在一次校方与师生的“沟通会”上,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就引用了“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这两句,劝告校方保护校园,不要轻易改造既有校舍以待国际学生。这位学者曾发表文章就田余庆先生秦汉史研究的观点进行商榷,在已发表的追思田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有学者谈及此事,他们既想知道田先生对商榷文章的看法,又不忍告诉他。学生的复杂心情,田先生已经不能知道了,他若看过商榷文字,也应该不会不高兴,在《拓跋史探》修订本后记中,他引宋代沈作喆《寓简》中所述欧阳修“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之语,而后说“后生笑,笑得有理有据,就意味着学术上的扬弃,学术上的超越,应当视之为学界福音。对于教书人来说,新陈代谢正是夙所企盼,更要额手称庆。”胡宝国先生在回忆田先生的文章中也说,“在学术上,他的兴趣十分单纯,不计较别人反驳他的观点……他有着宽广的学术胸怀。”

田先生在八十岁时所写的《举杯歌·虚中》有“守拙尽残年,但效泥中藕。虚中以自持,知己乃知足”的句子,正是“兴趣十分单纯”之说的最佳证据。他乐见“后生笑”的态度,也是作为师者的宽厚与谦虚。这种境界,也应“愿后死者长毋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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