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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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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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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从“周边”发现“中国”  

2015-01-04 07:10:41|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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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从“周边”发现“中国”
2014年12月22日 11:18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魏沛娜字号
http://chis.cssn.cn/zgs/zgs_dh/201412/t20141222_1451772_4.shtml

  

  图为葛兆光。(受访者供图) 

    

  《想象异域》副标题: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葛兆光 著中华书局2014年1月 

    

  《何为“中国”》副标题: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 葛兆光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 

    

  2000年秋天,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葛兆光耗时7年,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对于1895年之后的思想史写作,葛本来有一个第三卷的计划,当他开始着手准备时,发现1895年之后的中国“已经不能完全封闭起来写了”。 

  这十年来,他辗转从北京、台北、香港到上海,一路推动“从周边看中国”领域的研究。今年,他的两本学术新著——中华书局的《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正是他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思想结晶。 

  如何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为什么要“从周边看中国”?葛兆光的研究,价值究竟是什么?本期,我们专访了葛兆光教授,听他夫子自道。同时,还邀请学者黄子平与旅日学者李长声,为我们拓展对这一话题的多层面解读。 

 

把被历史“减”去的“中国”找回来 

  1、我最有兴趣的,是被中国历史“减”去的东西 

  《文化广场》: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最早接触到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其中哪些史料真正激发了您的研究兴趣? 

  葛兆光:在撰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大概是1993年到2000年间吧,我就看过朝鲜崔溥的《漂海录》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也看过日本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当时就感到,“另一只眼睛看中国”的资料相当有意义,但是,当时很忙,并没有专门研究的想法。2000年年底,我写完《中国思想史》,那时在比利鲁汶大学,觉得这些年太累了,想歇歇脚,喘口气,于是开始翻闲书,也开始翻看随身带的两种燕行文献。那个时候,燕行文献不太容易看到,韩国虽然出版了《选集》两大册和《全集》一百册,但中国内地还不好找,只是台湾出版过零零星星的若干种。直到我的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教授)到韩国访问,知道我想看,就帮我拍了近万张照片,还影印了好些册,我才算是大体翻看了一遍。 

  我原先最有兴趣的,是一些中国文献中不记载的东西,就是被中国历史“减”去的那些东西。我曾经在《中国思想史》里面特意讲过历史的“加法”和“减法”,就是想把被“历史书写”减去的东西再找回来。你知道,清代知识人的忌讳很多,有一些想法,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不能被公开记载到文献里的,但是,清廷再强悍,也鞭长莫及,你不大能管到朝鲜使臣呀,所以,在他们的日记里面,就有一些咱们自己不敢记载的东西。比如,原来以为清代思想大一统,心往一块儿想了,可是,居然有汉族士大夫,敢于向外国使臣公开批判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朱子之学;原来以为满汉冲突到了大清建立百年后的乾隆时代,应当基本是和谐社会了,但很多燕行文献里面却反映表层底下的满汉矛盾仍然很尖锐;原先对于乾嘉时代是否理学已经真的不流行,还是有些不清楚,可燕行文献里面真的记载北京书店都买不到程朱理学的书了;这些都很珍贵呀。当然,里面有一些外国人看中国的有趣细节,特别好玩儿,当时,我就想模仿史景迁写一些历史故事,像现在书里面的季文兰故事呀、蓟州的安禄山杨贵妃庙呀、正月初一皇帝堂子祭祀呀,可是没有想到,越写越严肃,越写越学究气,最后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这样,也许是是积习难改,所以,命运注定我当不了文学家。 

  《文化广场》:尽管早前中国学界曾注意到朝鲜史料,比如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在瑞士的苏黎世参加第一次国际历史学大会时提到过“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而1962年也出版过吴晗编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等。那么,为何燕行文献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呢? 

  葛兆光:我在书里面讲到过,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史料太多,就是所谓“汗牛充栋”,学界还顾不上外国文献;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朝鲜燕行文献,在中国主要是被用作“补充材料”,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是“异域之眼”的观察,特别的历史立场和研究方法还没有成熟;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这些资料不容易得到,燕行文献的大规模引进和出版,其实都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 

2、最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开始重视“海外汉籍” 

  《文化广场》: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些年来您是如何搜集和整理燕行文献的?目前国内对燕行文献的数量掌握程度如何? 

  葛兆光:这些文献的使用,也许很早就有人做过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引起学术界特别重大的变化?我想,也许就是刚才讲的,一直还没有新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只是中国文献外的“补充史料”。最近这十几年来,国内不少学者重视“海外汉籍”,虽然他们并不特意区分海外留存的中国书籍和海外撰写的汉文文献,但无疑也推动了国内对这方面史料的重视,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方向,注重收集、整理和出版海外撰写的汉文文献,强调这是“异域之眼”,可以用来当做另一个立场、另一个角度,重新理解、观察东亚和中国,所以,这些文献逐渐被学界关注。近几年来,我们又把燕行文献的范围扩大,不止是李朝朝鲜,也包括日本、琉球和安南各种观察中国的记录。所以,出版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二十五册、《韩国所藏燕行文献选编》三十册,凡是东亚诸国出使或到访中国的记录,我们都把它算成“燕行文献”。可是,这还是不够呀,异域之眼,还得有更多只眼睛才行,所以最近又要出版《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五册十八种,顺便说明一下,虽然这是朝鲜出使日本的记录,不是直接到访中国的记录,但这里处处涉及中国,我就说,中国在这些文献中是“不在场的在场者”,在这里面呈现了东亚各国的“文化比赛”,从这里面也可以看看明清中国,也应该给它整理和出版。 

  目前,国内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已经相当开展了,在《想象异域》这本书后面有一篇附录,介绍中国学术界对于燕行文献的研究,这是我2012年在韩国首尔大学外交系的主题演讲,说得也许并不是很全面,但你从这篇演讲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并不落后了,虽然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进步很大。 

  《文化广场》:对于您本人而言,您在阅读研究这些燕行文献有怎样的困难吗?有没有语言上的理解障碍? 

  葛兆光:之所以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朝鲜、日本、越南人用传统汉文撰写的文献,中国学者的阅读障碍很少,甚至比日、韩、越的学者更容易。 

 

3、汉族中国的文化, 对当时的朝鲜影响巨大 

  《文化广场》:您在《想象异域》里说到,李朝朝鲜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万历皇帝再造之恩的感谢,究竟还出于什么深层原因致使他们对汉文化如此“归心”? 

  葛兆光:其实,你不要认为他们真的一直对大明王朝那么认同。也许你听说过,李朝朝鲜有所谓“三报坛”,就是官方设坛祭祀明太祖、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其实,那是由于在清朝对比之下,追认和颂扬明朝的光荣和伟大,心底目的是在贬低清朝的野蛮。经历了几次后金的欺凌和羞辱,他们痛心疾首呀,越发觉得“明清易代”就像“华夷变态”,所以对大清格外蔑视,对大明特别歌颂。但是,当你看李朝朝鲜在明代“朝天”的资料,你也会看到他们对明朝的不满,包括他们自己的《李朝实录》、《承政院日记》里面有很多资料,对明朝皇帝,他们有时候是虚与委蛇,所谓“事大”是不得已的妥协,对于明朝的官员比如来朝鲜的“天使”或在北京的大臣,他们也一肚子意见,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明朝学术和思想出现异端的时候,他们更觉得自己学问“纯正”。民族与国家的自尊,对异族和异国的警惕,其实始终存在,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容易淡化和泯灭。 

  《文化广场》:我发现您在《想象异域》中记叙朝鲜使者来到中国时,对清帝国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喜欢抱着反复询问,或是故意询问的态度,就像您所说的“很有心计”。如何具体理解他们这种心理? 

  葛兆光:当时各国使团互访和交流,往往顺便收集各种消息,朝鲜使团到日本是这样,日本接待朝鲜使团也这样。朝鲜使节到中国,当然也要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虽然不好说是“收集情报”,但他们确实希望通过这种观察和询问,对中国文化界的变化加以了解,毕竟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对朝鲜思想世界有影响嘛。更何况有的朝鲜使臣觉得,自己是外人,未必能够准确判断当时清帝国文化界的动向,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曲里拐弯地套中国知识人的话。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他们常常会问,现在你们这里谁是执牛耳的文坛领袖,谁是公认最杰出的文学家?这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拿不准,需要求证的文化消息。可是,如果这些问题在不同中国人那里得到相同的答案,不仅给朝鲜文人提供了消息,也给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那个时代的潮流和时尚,带来了新角度和新问题。比如道光年间,好些中国人都告诉朝鲜使臣说,现在最有权势的文坛领袖是孙玉庭、汪廷珍,为什么?因为他们“位至卿宰,主当世之文柄”,而最了不起的文学家,是湖北陈沆、广西陈继昌、安徽凌泰封、四川王炳瀛,他们都曾是状元、榜眼等等,“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这种文学价值判断,显然和当时的文学权力和科举考试有关,就像如今崇拜高考状元一样嘛,但是,和我们后来的文学史却一点儿也不一样,这些人在今天,大多数挤不进文学史,但是,当时看法和现在看法之间的差异,不也有一些可以深思的问题吗? 

4、从自我陶醉中走出来, 反省历史上的自大和傲慢 

  《文化广场》:今年除了这本《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您还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为“中国”》,再加上三年前的《宅兹中国》,这三本书其实都是回答历史文化中的“中国”这一复杂问题,您的学术研究重心从什么时候真正转到这方面? 

  葛兆光:2011年出版的《宅兹中国》和2014年出版的《想象异域》,都是我在2000年年底写完《中国思想史》之后,才开始进行的研究结果。这两部书确实围绕的是我这十几年来特别关注的东亚、中国、历史和文化认同等等问题,它集中讨论的是类似“疆域”、“民族”、“宗教”、“历史”、“国家”等这一类关键词。 

  但是,《何为中国》一书,却是一个计划外的产物。关于这部书的情况,也许读者不太了解,我简单地说一下。差不多两年前,日本的辻康吾先生看到《宅兹中国》,想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但《宅兹中国》过于专业,篇幅也太大,并不适合普通读者,所以,他提议我写一本小书来讨论“中国”问题。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由于我刚好在韩国、美国和中国内地、香港做过几次演讲,讨论的是同样话题,一般来说,演讲稿比学术论著要流畅和简明,于是,2013年下半年,我就花了一些工夫把这几篇演讲重新整理,并且加上一些注释,形成一个完整的小书叫作《中国再考》,由永田小绘教授翻译成日文,今年2月在日本的岩波书店作为“岩波现代新书”出版。同时,我在提供给日文翻译稿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订和修改,特别加写了一章《纳四裔入中华》,这就形成了现在这本香港版的《何为中国》。 

  《文化广场》:“周边”尤其是东亚诸国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是从何时开始,彼此信任又是何时消失?现在韩国、日本都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那么“东亚”各国跟中国在今天的文化认同度上实际上还存有多少“同”和“异”? 

  葛兆光:在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上,可能有偏重“同”与强调“异”的两个取向,两种取向都有意义。偏重寻找“同”,比如钱锺书先生,就借用陆九渊的说法,强调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寻找东西方文化上的共同点,这是在提倡一种普遍价值和世界主义;但是强调“异”呢?也并不一定就是在倡导彼此分界的民族主义,也许恰恰相反,认识差异可能恰恰是寻求共识的起点,认识到历史上彼此分离的尓疆我界,其实可能会消解一些糊涂观念,特别是中国人常常自我想象的“天下”观念。所以,我在《想象异域》中一再强调,中国人早已不是“天朝上邦”,可以等待各个周边藩属国的“万邦来朝”,也绝不是汉唐时代的天下帝国,总是可以文化笼罩四海,让人家心悦诚服。我的书里讲朝鲜(也包括日本)对大清帝国的记录、想象和偏见,也就是为了说明那个时代,朝鲜虽然是大清帝国最亲近的藩属国,其实在文化上也已经渐行渐远了。 

  只有认清这一点,中国才可能从自我想象和自我陶醉中走出来,反省历史上的这些自大和傲慢,周边各国也可以从中国的自我反省里面,了解和亲近中国。可是,我们总是陶醉在讲什么“山水相连”、“一衣带水”、“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总是在强调“同”,说中国是东亚的文化总源头,老是说东亚同文同种的连带性,把“东亚”不自觉地与“西欧”对立起来,好像东亚与西欧真的可以成为同一的“我者”与同一的“他者”。如果这样,你怎么才能理解近代以来各个国家历史进程的不同?你怎么才能想明白,近代以来这些国家之间为何会有这么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 

    

  日本人与清代得泰船主的对话充满了对清朝的敌意和对本国文化的优越感。图为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得泰船图。 (葛兆光/供图) 

    

  《十全敷藻图册》之乾隆末年安南国王黎维祁至避暑山庄改易服色。(资料图片) 

    

  欧亚非三大洲文明的最早接触是什么时候?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告诉我们,对于古中国的想象不妨更大胆些。 (资料图片) 

    

  5、“从周边看中国”,并不是重建“中国”历史的全部 

  《文化广场》:以往“从中国看中国”,后来是“从西方看中国”,现在的“从周边看中国” 是否可以称得上开启了重建“中国”新的历史叙述的研究潮流? 

  葛兆光:使用周边文献,通过周边视角、理解他者的立场,当然是重建“中国”历史论述的重要方面,但是并不是全部。我一直说,中国的自我认识可以有三阶段,第一个是传统中国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自我想象阶段,第二个是以近代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历史为背景评判的阶段,第三个可能会是通过周边各种不同眼光重新打量自己的阶段。但是,这种历史认识的变化,还应当包括立场、思路、方法和资料的更大变化才能达成。其实,我在《宅兹中国》里面说的“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就并不仅仅是“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点。 

  《文化广场》:这几年您所执掌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重新审视“中国”研究方向上,尤其在“从周边看中国”这个命题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下来还有哪些计划? 

  葛兆光:关于我自己嘛,2006年年底离开清华大学到复旦大学,组建了文史研究院,推动“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和“图像文化与艺术史”等等领域的研究。其中,“从周边看中国”这个领域,刚才我说过,除了出版一系列文献资料集、召开若干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编写一些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之外,我们通过专题研究、出版和课堂教学,把这个想法逐渐推广,让中国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一领域的意义,也让日本、韩国等学术界逐渐接受了我们的看法。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硕士博士招生项目,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合作开办“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研究班,为的是使更多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老话说,“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坦率说,我不知道它将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拓展前景,但目前的情况好像还不错,让我很安慰。到了2013年,我不再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院长,我想,在明年上半年出版《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之后,“从周边看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我个人这里也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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