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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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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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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悲情记忆与……中日关系史  

2015-12-14 06:10:10|  分类: 书评与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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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悲情记忆与……中日关系史

民族主义的悲情记忆与……中日关系史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李公明   发表于2015-12-13 03:12

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著述颇多出现,大有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显学”之势。

一周书记

 

  

  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著述颇多出现,大有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显学”之势。王柯教授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虽然是近期最新出版的专著,但是其中各章大部分内容是在自1990年代以来陆续发布的论文基础上重新扩充、修订而成,因而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在这个议题领域中的学术发展脉络。葛兆光教授在推荐语中认为,该书作者指出近代日本之于中国兼有朋友、老师和敌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应当格外重视日本的影响;近代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给多民族的中国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转型带来了种种启示、问题和麻烦,反过来也影响了日本对中国的政策、理解和观感;由于作者对近代日本历史和文献非常熟悉,这一观察角度十分重要,有关国家、边疆和民族问题的讨论,也相当有启迪意义。应该说,这是客观而中肯的评议。

  据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自述,关于日本以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为标志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他主要关注三个层面: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建设民族国家的制度设计与近代中国民族问题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以及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与这一问题的关系。很显然,上述三个层面贯穿在思想史、政治史、民族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其思潮之彰显隐伏、人物之纷繁变化、事件之风云诡异等复杂情状可想而知。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民族国家”并不等同于“国民国家”,对选择了民族国家道路的近代中国来说,同时兼有师、友、敌性质的近代日本才具有最为直接和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国家”的思想和建构直接来自于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启迪,以建设中华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得到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积极支援,后者的目的在于这恰好可以为日本首先从中国的“边疆”地区入手侵略中国提供机会;日本的侵略强化了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意识,逐渐并且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近代的中日关系史,其实就是一部从各自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两国互相纠结的民族主义不断碰撞和厮杀的历史。作者坚持把所有这些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坚持在原始资料中梳爬、寻找,查阅、使用了大量当年日本政府的文书、外务省和陆军省档案等珍贵史料,体现了严谨扎实的学风。应该说,在中国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这个议题上,该书的核心观点和对原始史料的运用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略有遗憾的是,作者对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中的日本因素这个论题的已有研究似乎关注不足,对相关成果也未给予足够重视。例如,作者仅在前言的注释中提到美国学者柯博文于1991年出版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并且认为“书中也没有实际涉及到构建民族国家问题的内容”。但是实际上,此书虽然主要聚焦于1930年代日本的侵略而导致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与整合,但是其内在核心却是在日本因素影响下中国民族主义政治的形成过程,与作者强调日本侵略强化了中国的危机意识、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性质的改变的观点不无相关的联系。而且,对柯博文该书的批评之一,就是他过于强调日本因素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列强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以此看王著,恐怕也有可以商榷之处。又例如,黄兴涛在《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作者为日本东京大学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主持的《20世纪中国史系列》第1卷《中华世界与近代》所写专稿,中文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中指出,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发展和高涨始终都与“日本因素”特别是其连续不断的侵华活动密切相关,指出相关研究的缺乏,但是也介绍、评述了柯博文、臧运祜等人的观点,尤其是认为后者的《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尝试从甲午战后中日关系全局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将中日关系的事件史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结合起来的可贵自觉”。还有,关于“民族”这个概念,王著认为中文的“民族”一词是在近代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是,据郝时远在《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载《民族研究》2004年06期)一文中的考证,“民族”一词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在近代中文文献中,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日文中的“民族”一词则见诸上世纪年代翻译的西方著述之中,系受汉语影响的结果。但是他也指出“民族”一词在日译西方著作中明确对应了folk、ethnos和nation等词语,这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直接相关的不同观点,作者本应予以辨析回应。

  值得思考的是,民族主义在政治家的眼中完全可以具有各不相同的功利意义。相对于日本民族主义者(主要是大陆浪人)从分裂中国的角度支援中国民族革命的目的,作者指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当年也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日本大陆浪人的这一动机,只是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从来没有正式批评大陆浪人的这一想法,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者认为这些史实“可以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国家思想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利弊”(97页)。这的确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其实,正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中指出的: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因此,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代被有意识地运用的工具。由此想到,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固然应该重视,但是还应该看到这些影响之所以能对中国政治发生关键作用,原因还在于各种政治力量运用民族主义作为斗争工具的策略。

  如果说上述观点还有待更多专业研究者的验证,那么全书最后的“结语”则可以引起更多读者的思考:在和平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对外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内化为社会边缘群体发泄不满的排泄口和政治家煽动国民的政治资源。这里所提到的民族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可以联系十九世纪德国民族主义历史观的兴起作为借鉴。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在《德国的历史观》(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2月)中不仅指出,德国历史主义是一种“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该书“中文版前言”),进而还批判了狭隘的、抛弃了普世主义的民族概念和国家主义观念(该书47-49页)。以伊格尔斯关于德国历史主义的这些分析回应王柯教授在该书结语中的分析和忧虑,正相契合。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12/13/13217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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