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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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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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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毅:在史料学田野上深耕细作  

2015-12-27 06:37:20|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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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毅:在史料学田野上深耕细作

魏光奇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09日   10 版)
吕志毅:在史料学田野上深耕细作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畿辅通志〉暨〈河北通志稿〉研究》,吕志毅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48.00元

    吕志毅先生是我国方志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上世纪90年代,他撰著的《方志学史》,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著名方志学家、档案学家傅振伦先生誉为“当今修志之要籍”“治史之宝筏”。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畿辅通志〉暨〈河北通志稿〉研究》是他悉心从事方志学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我于方志学是门外汉,但近些年从事清代、民国时期的县制研究,较多地接触和利用了相关的地方志资料,因此便对于方志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有一种关注。

    对于方志学的学科性质,人们或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而毫无疑问的是,它历来就属于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方志学著作,也属于中国历史学论著的一种重要体裁。一部质量较高的地方志,由于能够全面记述、深度透视一地方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方言,因此会被视为一部地方史史著;而与此同时,它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又是一部可资利用的资料集。这样,方志学与史料学就发生了关联。中国历代流传至今以及当代纂修的地方志不下一万种,但质量高下悬殊。有鉴于此,对于纂修质量优、利用价值高的地方志进行研究、评介,就构成了方志学和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只有通过这种研究和评介,才能使得这些优质方志从“烟海”中脱颖而出,使人们明了它们的特色、价值,以及利用它们来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清代康、雍、光三朝所修《畿辅通志》和民国时期进行纂修的《河北通志稿》就属于这种史料价值很高、值得进行专门研究的方志。

    有清一代,曾有十几个省份纂修过通志,但其价值全都难与《畿辅通志》相比肩。“畿辅”在清代指京师和直隶行省,京师地处直隶省之中,两者同属一个地理区域。然而就政治社会层面而言,这一区域的情况十分复杂。京师有内外城之别,内城的核心区域是皇城,皇城的核心区域是宫廷。内城人口主要为满、蒙、汉八旗人户,外城人口则主要是汉人。京师外围是顺天府,辖宛平、大兴两个京县和其他22个州县(置东、西、南、北四路同知分领之);顺天府四周,则是直隶行省所属的其他政区。在这一差序结构的地域中,行政、司法管辖关系错综复杂。居于内城的宗室、觉罗由宗人府管辖,宫廷内宫女、太监由内务府管辖,其他满、蒙、汉旗人归步兵统领衙门管辖,外城居民则由隶属于都察院的五城兵马司管辖。顺天府的地位也十分特殊。《清史稿·地理志》将顺天府列于直隶省,此仅就地理而言;而就行政系统而言,顺天府首领称府尹而不称知府,正三品(清代各直省知府品秩在乾隆后为从四品),由皇帝特旨简任,而不经吏部提名,同于各省督抚。顺天府各州县的赋税,汇入直隶省奏销,但其各州县官员的任职、监察、考核,则由府尹与直隶总督共同负责;其境内行政、司法,则由顺天府系统负责。《畿辅通志》以这样一个复杂地域和社会政治系统为记述对象,其内容就自然会与其他各省的通志有很大区别。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畿辅通志》(及《河北通志稿》)具有这样几个重要价值。其一,记述了华北地区的风土人文,有助于人们了解“燕赵社会文化”。其二,记述了清代庆典、陵寝、行宫等与皇室、朝廷有关的各种“文物制度”。其三,广泛收集、利用各种文献,以直隶省、直隶各州县、长芦盐区、海口关隘等为“个案”,通过“解剖麻雀”的独特方式,综合、立体、多角度地记述了清代职官、刑法、科举、铨选、海防、兵制、赋役、财政、盐法、钱币、仓储、漕运、治河、救恤、学校、祀典等各种制度。吕先生对这样几部方志进行综合研究,精耕细作,对于史料学的建设无疑具有极高价值。

    吕先生对几部《畿辅通志》和《河北通志稿》的研究驾轻就熟,路径清晰。吕著对光绪志的研究最为着力,于各目之下大多勾稽其内容与康、雍二志之异同,分析其得失,此处最能彰显吕先生在方志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对于志书各目所涉及的制度、文化问题,均梳理其源流演变,如果没有广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这一点则绝无可能做到。这两方面的例子,书中俯仰皆是,无须赘举。对于志书中某些记述的特殊史料价值,吕著往往予以发掘,这极大地方便了各研究领域的志书利用者。这里仅举一例。中国历代盐法是一个研究难度较高的问题,如能结合某一时代某一盐区的情况加以透视,会有不一般的收获。清代的长芦盐区地处直隶,故雍正、光绪《畿辅通志》和《河北通志稿》均设有盐政(盐法、盐务)一目,其记述、探讨不乏独到、新颖之处。有鉴于此,吕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指出了这三部志书在辑录资料和撰述方面的特点及高下得失。吕著指出,《光绪志·盐法》有关清代的文字“几乎全为辑录文献而成”,而《通志稿·盐务》系纂稿者自己撰文,“所述之言,必注明文献来源,而无武断之语。正文文字无多,叙事简赅”;又统计指出,后者明代部分“正文近2万字,注释317条,引书300余种次”,清代部分“正文16000字左右,注释凡379条,引书370余种次”。显然,吕著的这种研究是对于历代盐法史料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有些重要问题,四部志书结论不确或语焉不详,吕著还做出了自己的考证。例如,唐代著名书法家苏灵芝书“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价值极高,历代金石家多有著录。碑原立于易县,清乾隆后至民国年间,几经迁移,最后坐落于保定莲池水东楼南侧。对于该碑迁移之原委与周折,各种志书记载不详不一,吕著结合其他文献、碑刻的有关记载详加考证,最终厘清了这一问题。http://tangsongshi.blog.163.com/blog/static/223915150201511276363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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