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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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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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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史源新考  

2015-03-15 09:51:18|  分类: 史料与史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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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史源新考
2015年02月06日 15:28 来源:《文史》2014年第3辑 作者:赵庶洋字号
http://chis.cssn.cn/zgs/zgs_lswxx/201502/t20150206_1508669.shtml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2511號敦煌寫卷,首部殘缺,尾部題爲“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該殘卷自發現之日起就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羅振玉根據伯希和提供的原卷,影寫入《鳴沙石室佚書》中,將之刊布流傳,並在《雪堂校刊群書叙録》中據《新唐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所著録的“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一作《處分語》”①,定爲韋澳書之殘本,對之進行了初步的研究②,其中很多結論都得到了後來學者的認同。後來學者在羅氏考證的基礎上,對此殘卷有進一步的研究,並有精確的録文、校釋等。但是,在羅振玉以及後來學者對此書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這些間題尚未能得到指出和糾正,妨礙了對《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認識。其中,《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書的史源問題就是亟需廓清的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的解决還可以爲理解唐代地理典籍之間比較複雜的傳承關係提供有益的幫助。因此,本文就此問題搜集相關材料,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以備參考。 

  一、前人觀點 

  關於《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書的史源,羅振玉和王仲犖兩位學者都曾提出過各自不同的觀點。 

  羅振玉在爲《鳴沙石室佚書》撰寫的《鳴沙石室佚書目録提要》中指出:“今以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中所記建置沿革,皆本《圖志》,其事迹,山川,風俗,物產,則有所損益。”③通過比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大量相同的内容,所以他認爲二書之間存在淵源關係。這個觀點得到了後來不少學者的認可,如鄭炳林在《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的“題解”中就轉録了羅振玉的這段解題④。 

  王仲犖在《〈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校釋》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云:“予以《通典·州郡典》《元和郡縣圖志》、新、舊《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與《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對核,同《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者十五六,蓋韋澳編次此書時,參考十道四方諸志,與《太平寰宇記》同出一源,故相同如此之多。”⑤他並未强?{《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與《元和郡縣圖志》之間的關係,而是説韋澳“參考十道四方諸志”編成此書,這就與羅振玉以《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皆出《元和郡縣圖志》的説法有很大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王仲犖先生所謂的“韋澳編次此書時,參考十道四方諸志”,其根據應當是《新唐書·韋澳傳》的記載: 

  (韋澳)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⑥ 

  《新唐書》的這一記載在王氏《〈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校釋》中也曾經引用過,其中“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一句應當就是其“參考十道四方諸志”觀點的依據。 

 

    【作者简介】趙庶洋,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二、《十道四蕃志》考 

  雖然羅振玉、王仲犖兩位學者均就《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書的史源問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因爲他們都没有看到一則關鍵的史料,導致他們得出的結論也都存在問題。 

  關於韋澳編纂《處分語》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事的原始記載⑦,並非《新唐書·韋澳傳》,而應當爲裴庭裕的《東觀奏記》。《東觀奏記》卷中載: 

  上(按,指宣宗)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輿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即采《十道四蕃志》,更博探訪,撰成一書,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别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君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⑧此處“澳奉宣旨,即采《十道四蕃志》,更博探訪,撰成一書”一語,與《新唐書·韋澳傳》“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互相對應,而略有差别。二者之間的記載有淵源關係,《新唐書·韋澳傳》的記載應當就是根據《東觀奏記》改寫而成⑨。因此,《新唐書·韋澳傳》中的“十道四方志”應當就是源於《東觀奏記》的“十道四蕃志”,只是《東觀奏記》的“《十道四蕃志》”與《新唐書·韋澳傳》的“十道四方志”以及王仲犖先生所理解的“十道四方諸志”之間存在重要差别,即《十道四蕃志》爲唐梁載言所撰一部地理書的書名,而並非泛指十道四方之地理志書。 

  《玉海》卷一五《地理》引《中興書目》載:“唐太府少卿梁載言《十道四蕃志》十卷。以十道爲本,而以州縣圖志附列其下。”⑩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八、《通志》卷六六《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録此書作者、書名均同。《東觀奏記》中所説的“十道四蕃志”,就是梁載言此書。《十道四蕃志》,又名《十道志》,《新唐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録“梁載言《十道志》十六卷”,《崇文總目》史部地理類著録梁載言“《十道志》十三卷”,《大唐新語》《雍録》《太平寰宇記》等書所引也多稱爲“《十道志》”,蓋以其書主體爲記載全國十道州府之地理,而兼及四夷地理之内容,故以“十道志”簡稱(11)。《新唐書·韋澳傳》作“十道四方志”,而非“十道四蕃志”,應該是文字訛誤所致。這個“方”字,可能是“蕃”字的音近誤字,也可能是宋祁修《唐書》時不了解《十道四蕃志》之爲書名而以“方”字代替“蕃”字所產生的錯誤。 

  由此看來,王仲犖先生未能使用原始文獻《東觀奏記》,而是將已經屬於二手材料的《新唐書·韋澳傳》記載中原本錯誤的“十道四方志”進一步解釋爲“十道四方諸志”,這就使原本的一部書變成了多部書,以訛傳訛,離史實越來越遠。 

三、《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與《元和郡縣圖志》《初學記》引《十道志》文字關係考 

  《東觀奏記》在講到韋澳編纂《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書時,只提到他採用了《十道四蕃志》一種書,而没有涉及其他,而據羅振玉、王仲犖等比對研究發現,《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所存内容多與《元和郡縣圖志》之記載相同,羅振玉進一步提出韋澳此書與《元和郡縣圖志》之間有着淵源關係。這樣,也就與《東觀奏記》的記載產生了矛盾。究竟哪一種説法更接近事實,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 

  以《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所載太原府與《元和志》卷一三太原府相關記載相比,《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每州之下分爲“總序”(即建置沿革)、“事跡”“郡望地名”“水名”“山名”“人俗”“物產”“處分語”(並非每州都有)八個部分,而《元和志》每州之下包括“總序”(户口、建置沿革等)、“府境”(或“州境”)、“貢賦”“管縣”等四個主要部分,二者在結構上存在較大差異,這種結構上的差異反映了二者在編纂思想和全書體例上的不同。因此,韋澳撰《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時在編纂思想、體例上應該對《元和志》借鑒不多,在這方面自然也就談不上源於《元和志》。 

  在具體記載上,王仲犖云《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同《元和郡縣圖志》者十五六”,這是比較客觀的説法。羅振玉雖然没有具體説明二者内容相關的程度,但也承認《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較之《元和志》“事迹,山川,風俗,物產,則有所損益”,而在建置沿革方面,則斷言“皆本《圖志》”。 

  確實,《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現在所存的每州叙述建置沿革之語除“今爲××理所”等句爲韋澳本人修纂時所添加之語不見於《元和郡縣圖志》外,其他文字基本上均能在《元和志》中找到。但是,有一句例外,這就是《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太原府下所云“西南距河,北盡朔陲,背地也”一句,造句話,《元和志》太原府以及全書的記載中均没有,可見造句話應當不是出自《元和郡縣圖志》。其實,造句話也並非韋澳個人的創造,而是出自《初學記》所引的一段文字。《初學記》卷八《州郡部》河東道載“今河東道即并、冀兩州之地,西南距河,北盡朔垂,悉其地”,其所謂“西南距河,北盡朔垂,悉其地”與《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文字之間顯然有淵源關係,《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這句話應當就是出自《初學記》所引的這段文字,“背地”應當爲“悉其地”之誤。 

  進一步考察《初學記》河東道所引其他文字,亦有可以與《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相印證之處,如云“太原府,昔高辛氏子實沉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也”,《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太原府文字全同,而《元和志》則作“按今州本高辛氏之子實沈,又金天氏之子臺駘之所居也”,其“又”字據《初學記》及《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或當爲“及”字之形近誤字,但是其前“按今州本”四字與《初學記》《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之作“昔”字絶不相同,也不可能有文字訛誤,三者之間,《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與《初學記》所載關係更近,而與《元和志》則關係相對較遠。又如《初學記》“又爲唐國,帝堯爲唐侯所都”一句,《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文字除“唐侯”下有“之”字外,其他也全同,而《元和志》作“按今州又爲唐國,帝堯爲唐侯所封”,作“所封”,與《初學記》《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作“所都”不同。將這兩例文字差異與上所舉“西南距河,北盡朔垂,悉其地”一句聯繫起來,可以看出《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文字與《初學記》所載更加接近,與《元和志》關係則相對較遠一些。

由此可見,今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中所存叙述各州建置沿革的文字,並非如羅振玉所説的“皆本《圖志》”,而是根據了《初學記》所引的某種比《元和郡縣圖志》時代更早的地理文獻。《初學記》爲抄撮群書而成,其所引文,當出自此前人之著作,然而由於其引文多未標注引用書名,因此這究竟爲何人之著作,尚需考證。 

  考《初學記》本卷所記除河東道之外,尚有河南道、關内道、河北道、隴右道、山南道、劍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嶺南道等九道,合爲十道,而且所引十道之文字風格非常接近,應當出自同一部系統記載唐代十道地理的著作。在清人王謨所輯《漢唐地理書鈔》一書中,將《初學記》所載的這十道文字輯入了梁載言《十道志》的佚文中,王謨在《序録》中大致説明了其判斷的理由: 

  按徐堅《初學記·州郡》總載引《括地志》言以唐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原作“九”,據《初學記》改正)州府三百五十八,依叙爲十道。梁氏當即據此爲《十道志》:一河南道,二關内道,三河東道,四河北道,五隴右道,六山南道,七劍南道,八淮南道,九江南道,十嶺南道。本書次叙大要如此。而《太平御覽》叙十道則以河南、河北、河東、關西、隴右、劍南、山南、淮南、江南、嶺南爲次,《寰宇記》則以河南、關西、河東、河北、劍南、江南、淮南、山南、隴右、嶺南爲次,中間州郡名號、沿革隸屬亦多參錯,而劍南、山南、江南又各分東西道。由各朝制度既有更張,後人修書亦以時爲變易也。今故未能一一求詳,特采《初學記》十條爲綱領,且即以是爲次。(12)從王謨的説明中可以看出,他對《初學記》所引十道總序是否確定爲梁載言《十道志》的文字,並没有很堅實的證據,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學識作出判斷。雖然以王謨本人對漢唐地理典籍的熟悉程度,他的學識應當有很大的可信度,但是若没有其他較爲有力的文本證據作爲輔助,他的這個結論難免會啓人疑竇(23)。今據所見,略爲其補充幾條證據,以支持王謨之結論。 

  第一,從著述時間上來考察。《初學記》一書爲徐堅等人開元年間奉敕編成,《唐會要》卷三六載:“(開元)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之。”(14)是此書進呈於開元十五年,因此,《初學記》中所引用到的典籍,必然早於開元十五年。檢《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史部地理類所著録的唐代地理著作,早於開元十五年且系統記述唐代十道情形者,只有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梁載言的《十道志》十六卷和不題作者的《長安四年十道圖》十三卷、《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四書。後二書後世未見流傳,疑當時即流傳不廣,而《括地志》《十道志》二書則流傳廣泛,也有較大影響。因此,《初學記》可能引用的,應該是《括地志》《十道志》二者中的一種。《括地志》在《初學記》本卷前“總叙州郡”中已經引用到,而《十道志》在本卷“河北道”下也有引用,因此,這段文字很有可能出自二者之中,僅從時間上還無法判斷究竟是《括地志》還是《十道志》。 

  第二,從十道的排列順序來判斷。王謨已經考察了各書所載十道的排列順序,並且發現《初學記》《太平御覽》《寰宇記》等書所列十道順序各不相同,他總結出現這種差别的原因是“由各朝制度既有更張,後人修書亦以時爲變易也”。這種説法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排列順序出現差别的原因,但若能進一步探討各種排列順序所代表的時代環境,則可以爲判斷這些十道總序文字的歸屬提供重要的證據。 

兹將《初學記·州郡部》“總叙州郡”下引《括地志》所載貞觀十三年大簿、《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下所載開元二十五年《十道圖》及《初學記》所載十道順序列爲表格,以便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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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學記·州郡部》“總叙州郡”下引《括地志》所載的十道順序與其下分列的十道排列順序差别比較大,這首先能説明十道總序的文字應該是來自於一部《括地志》之外的典籍。而對比這三者的十道排列順序可以發現,其中最有時代意味的是關内道、河南道二道的順序。 

  都城所在州郡在歷代編纂的地理通志中都是處於最前的位置,這應該是歷代地理典籍編纂的通例,《漢書·地理志》以京兆郡爲首,《後漢書·郡國志》以河南尹爲首,《晉書·地理志》以司州爲首,《隋書·地理志》以京兆郡爲首,無一例外,這是當時人觀念中尊崇首都的反映。《括地志》、開元二十五年《十道圖》以關内道爲首,同樣也是這種觀念的反映,因爲唐代京城長安位於關内道雍州,所以關内道才得以列在首位。《初學記》編纂於開元時期,當時首都亦爲長安,但是所列十道順序却是以河南道爲首,關内道次之,這就説明這個順序反映的不是開元時期的觀念。若從唐代前期歷史來考察,這種河南道尊於關内道的情况,最有可能出現在高宗、武后至中宗時期。《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顯慶二年十二月載“丁卯,手詔改洛陽宫爲東都”,卷六《則天皇后本紀》嗣聖元年九月載“改東都爲神都”,終武后一朝,均以洛陽爲首都,這種狀况一直持續到中宗時期。《初學記》所載之十道先河南道而後關内道,應當反映的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情况,而《十道志》的作者梁載言恰好爲武后、中宗時人,其撰《十道志》之時間,當爲其在中宗朝任太府少卿時(16),其時代正是以河南道爲尊而關内道次之的。因此,《初學記》所引的十道文字順序反映的應該是梁載言《十道志》的排列。 

  再加上《東觀奏記》謂韋澳據《十道四蕃志》編纂《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與前文考證中所云《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中“西南距河,北盡朔垂,背地也”一句不見他書,只見於《初學記》中,這種種證據都指向《初學記》所引十道文字當出自梁載言《十道志》,而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書在編纂時也確實如《東觀奏記》所説參考了梁載言的《十道志》一書,羅振玉所謂的《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皆本《元和郡縣圖志》的説法應該是錯誤的。 

  至於《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與《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多有相同之處的原因,應該是由於二者採用了同源的甚至是相同的文獻,也就是説,《元和郡縣圖志》很有可能也採用了梁載言《十道志》的記載。宋敏求在《長安志》卷一京兆府總叙末自注云: 

  所載皆用圖經舊文,按圖經所出,皆取唐梁載言《十道志》。(17)從宋敏求的這個陳述中可以看出,梁載言《十道志》一書在當時以及後世影響頗大,連素以文獻豐富著稱的長安,在唐代人所撰寫的長安圖經中關於長安的建置沿革也還是完全採用梁載言《十道志》的記載。因此,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採用梁載言《十道志》也就可以理解了。 

  綜上所述,敦煌本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書的史源,並非如羅振玉所説爲《元和郡縣圖志》,也不是如王仲犖所説爲“十道四方諸志”,而應當如《東觀奏記》所説爲梁載言的《十道四蕃志》。今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所存記載中多有與《元和郡縣圖志》相同者,應當只是因爲二者均採用了梁載言的《十道四蕃志》,有相同的史源,而並非《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記載源自《元和郡縣圖志》。 

註釋: 

  ①《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 

  ②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目録提要》,《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26—28頁。又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中華書局,1979年,第111—112頁。 

  ③《鳴沙石室佚書目録提要》,《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第27頁。 

  ④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2頁。 

  ⑤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中華書局,2007年,第90頁。 

  ⑥《新唐書》卷一六九《韋澳傳》。 

  ⑦《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著録“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注云“一作《處分語》”。 

  ⑧裴庭裕《東觀奏記》,中華書局,1994年,第110頁。 

  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一“《李珏傳》《新書》多取《東觀奏記》”條云:“《舊書》所無而《新書》增入者,多取《東觀奏記》。”其實,不僅《李珏傳》如此,凡涉宜宗朝之人,《新唐書》多據《東觀奏記》以增補其列傳。 

  ⑩王應麟《玉海》,廣陵書社,2007年,第290頁。 

  (11)梁載言《十道志》在流傳過程中已經亡佚,清人王謨在《漢唐地理書鈔》中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得佚文三百餘條,編爲兩卷,王仁俊在《經籍佚文》中又輯得佚文一條,現代學者先後在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夾注》和殘本晏殊《類要》中發現此書佚文百餘條,夏婧《唐梁載言〈十道志〉輯校》一文(《國學研究》第三十卷)在王謨輯本基礎上,利用新發現的材料,撰成迄今爲止梁氏書較爲完備的輯本。 

  (12)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1961年,第267頁。 

  (13)夏婧在《唐梁載言〈十道志〉輯校》中未收王謨所輯《初學記》中十道總序文字,可能就是出於這種考慮。 

  (14)宋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8頁。 

  (15)《括地志》原文不載十道之名,此據賀次君《括地志輯校》據《括地志序略》所列三百五十八州府所屬歸?{,見《括地志輯校》,中華書局,1980年,第2—4頁。 

  (16)《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唐十道四蕃志》十卷”,解題云“唐太府少卿梁載言撰”,《玉海》卷一五引《中興書目》亦載“唐太府少卿梁载言《十道四蕃志》十卷”,是梁載言撰《十道四蕃志》當在任太府少卿之時。《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載太府寺“龍朔改爲外府,光宅改爲司府,神龍復爲太府寺也”,因此,梁載言爲太府少卿及撰《十道四蕃志》均當在神龍元年之後。《舊唐書》卷一九○中《文苑·劉憲傳》云梁載言“中宗時爲懷州刺史”,《新唐書》卷二○二《文苑·劉憲傳》載梁載言“終懷州刺史”,是梁載言之爲懷州刺史在中宗時,並卒於任上,《太平廣記》卷三六一“梁載言”條引《朝野僉載》云:“唐懷州刺史梁載言,畫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雖事涉怪異,然謂梁載言終於懷州刺史任上與兩《唐書》記載相合。千唐誌齋所藏《大唐故朝議大夫行洋州長史上柱國王府君墓誌銘并序》一文,其作者爲梁載言,墓誌中云王震“景龍三年十月廿六日,安厝於北邙之山”,則梁載言至景龍三年尚在世。唐中宗在位時間至景龍四年止,梁載言之卒恐怕也是在這一年。《十道志》的完成至少應當在他卒前,也就是景龍四年之前,由此可知《十道志》一書當爲梁載言在唐中宗時期所編纂而成。夏婧也認爲《十道志》當爲梁載言任太府少卿時所作撰,“所叙應主要反映高宗至武后時期的行政建置”。 

  (17)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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