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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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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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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校证》献疑:以卷三九为例  

2015-05-19 06:21:53|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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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校证》献疑:以卷三九为例 


《唐会要校证》献疑:以卷三九为例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黄正建   发表于2015-05-17 09:34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5/17/1269853.shtml
《唐会要》是一部有关唐代历史的重要史籍,使用率极高。

  《唐会要》是一部有关唐代历史的重要史籍,使用率极高。《唐会要》又是一部缺乏善本、脱误甚多的史籍。2012年,继中华书局本《唐会要》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唐会要》之后,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由牛继清先生校证的《唐会要校证》上、下两册(以下简称为《校证》)。牛先生以一己之力,将这部重要史籍做了详细、认真、负责任的整理,是对古籍整理的重要贡献。

  从该书前言看,作者延续了上古本《唐会要》前言对版本源流的辨析,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最终以江苏书局本为工作底本,以武英殿聚珍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为四库本)对校,以两唐书、《通典》《册府元龟》等文献他校,“严格遵循‘不校之校’的原则”(《校证》前言,第8页),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科学合理,保证了《校证》能够取得较好的校证质量。

  最近因工作需要,笔者较详细地阅读了《校证》卷三九《定格令》与《议刑轻重》二篇,在肯定《校证》所作贡献的基础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不揣浅陋,将这些问题写出以请教作者及各位方家。

  作者在前言中明确说要用四库本为对校本,但从卷三九看,实际使用四库本很少,列出异文也不多。实际上,通过对比可知,四库本虽然“脱误颇多”(《唐会要·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606册,第2页),但在很多地方似乎更接近《会要》原貌,许多异文也胜于《校证》所据底本。尽管《校证》作者在前言中规定了“无关史事理解,或不影响文意”的异文不出校勘记的原则(《校证》前言,第8页),但四库本中那些胜于《校证》所用底本且影响了文意的异文,还是应该将其列出并给出校勘记的。以下我们按顺序举例讨论。

  我们说四库本更接近《会要》原貌,可举一例(以下所举《唐会要》例均出自《校证》卷三九)。

  《玉海》卷六六《唐开元前格、开元后格……格令科要》引“会要:开元三年正月又敕定格式令,上之,名为开元格六卷”,并加注云:“删修人内作李延祚、阎顗,馀同艺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250页)这就是说,在《开元前格》的删修人中,《新唐书·艺文志》写有“吕延祚、阎义颛”(《新唐书》卷五八《艺文二》,中华书局,1975年,1496页。《旧唐书》卷五○《刑法志》亦同),但《会要》中此二人写作“李延祚”和“阎顗”。查《校证》,此处写作“吕延祚、阎义颛”;但是查四库本,此处恰恰写作“李延祚、阎顗”(606册,521页)。当然,也许这里“吕延祚、阎义颛”是而“李延祚、阎顗”非,但由此或可证明四库本其实是接近王应麟所见《会要》的原貌的。类似例子还有一些,均是四库本更接近《会要》原貌。

  由此可知,在对《唐会要》作校证时,应该充分利用四库本。可惜的是,这一点《校证》似乎并未做到。据我们对校,四库本与《校证》所用底本之间异文甚多,其中的大多数确实不必列出,但也有四库本文意稍胜者。下面我们就按页码举几个四库本文意较胜的例子。

  一、604页正数第二行:“今年五月三十日前敕,不入新格式者,并望不任行用限。”此句中的“不任行用限”,四库本作“不在行用限”(606册,522页)。“在”,似文意稍胜。

  二、604页倒数第十行:“礼部员外郎齐庾敬休”。《校证》出校勘记云:“依文意‘齐’似衍文。”查四库本,正无“齐”字(606册,522页)。

  三、605页正数第五行:“伏请但集萧嵩所删定建中以来制敕”,云云。按萧嵩死于天宝八载(749)(《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中华书局,1975年,3095页),怎么会删定建中(780-783年)以来制敕?查四库本,“萧嵩”作“萧昕”(606册,523页)。萧昕,大历十二年为刑部尚书,贞元初为礼部尚书,贞元七年(791)卒(《旧唐书》卷一四六《萧昕传》3962页),因此这里似当以“萧昕”为是。

  四、605页正数第七行:“仍慎择法官,法署省等所断刑狱,有不当者。”“法署省等”,语义不明。查四库本,“法署”作“处置”(606册,523页),文意稍胜。

  五、605页正数第八行:“言者宜依”。四库本“言者”作“敕旨”(606册,523页),似是。

  六、606页正数第二行:“其所诸司于刑部检事”。不通。四库本“其所诸司”作“其馀诸司”(606册,523页),稍胜。

  七、608页正数第十三、十四行:“臣既处法官,不敢以闻。”这是御史大夫唐临奏文中的一句。既然“不敢以闻”,为何还要上奏?四库本“不敢以闻”作“敢不以闻”(606册,526页),似是。《通典》所引,亦作“敢不以闻”(卷一六七《刑法五·杂议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4320页)。

  八、610页正数第七行:“(李)若幽便当籍没者,于典礼亦所未安。”四库本此句作:“(李)若幽便当籍没,揆于典礼,亦所未安。”(606册,528页)稍胜。

  九、611页倒数第十三、十四行:“官必任亲贤贵,无宜轻授,罚不及嗣,经训具有明文。”这是刑部员外郎张讽等讨论“议亲议贵”之后,敕书中的一句话。“官必任亲贤贵”,于理不通,也与下句句法不相应。四库本此句作:“官必任贤,亲贵无宜轻授;罚不及嗣,经训具有明文。”(606册,529页)不仅词通义顺,而且句法整齐。

  十、612页末行至613页正数第一行:“宜令所司,重详定条流”。这是敕书要求所司对会昌元年关于窃盗赃的规定予以重新审核,然后上报皇帝的话,因此“条流”后应有要求上报的字样。查四库本,“重详定条流”后有“闻奏”字样(606册,531页)。《册府元龟》卷六一三引此敕书,亦有“闻奏”二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7356页)。

  十一、613页正数第二行:“四年四月,请依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云云。按此条接上条,是所司“重详定条流”后上报的意见,但“请依”前面没有主语,文意不明。四库本此句为“时刑部及大理卿同议,奏请依建中三年三月十四日敕”(606册,531页),云云,文意稍胜。

  如所周知,四库本《唐会要》确有种种问题,不是好本子。但如上所论,一方面四库本可能更接近《唐会要》原貌,另一方面四库本的文字有些可能更为正确。若拿四库本与《校证》所据底本逐字对校,确实异文甚多,仅本卷就大致有数十处。这些异文中有许多是四库本不如《校证》所据底本,还有一些与史事无涉,或不害文意,但也确有一些即如以上所举例子,是前者胜于后者。因此,如果在校证过程中能对四库本更重视一些,能将那些与史事或文意相关的重要异文在“校勘记”中列出,应该更有利于读者对《唐会要》原文的辨析与理解。

  标点问题有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若严格一些,有些标点还是值得商榷的。现在也举几例如下:

  一、602页正数第一行:“黄门侍郎宇文节柳奭”。此处宇文节后应有顿号。因为柳奭在永徽初做过中书侍郎、中书令,但从未做过黄门侍郎。那么为何此处不写柳奭的官职呢?因为他作为王皇后的舅舅,在王皇后被废后被诬谋反,被杀于爱州(《旧唐书》卷七七《柳奭传》,2682页)。因此后来史臣在写到他时,就将其官职抹去了。此处如果不加顿号,就会被理解为柳奭也是黄门侍郎。这显然是不对的。

  二、605页倒数第三、四行:“又文明敕,当司格令并书于厅事之壁,此则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独有典章。”这里一逗到底,使读者不明哪些话属于“文明敕”。其实这“文明敕”的内容就在同页倒数第八行。参照该行,本句应点为:“又文明敕:‘当司格令并书于厅事之壁。’此则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独有典章。”

  三、606页正数第六至八行:“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这里“者”之前是刑部奏文文字,当加引号。又,《狱官令》是唐令篇名(复原唐《狱官令》第九条:“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参天一阁博物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644页),不能断开,且应加书名号。因此本段当标点为:“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

  四、607页正数第五行:“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校证》在“任”下加人名号,是认为“任”是人名,“统军”是动词。实际在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到唐太宗贞观十年(636)间,统军是府兵制下军府的长官。武德六年,改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将军为别将,贞观十年分别改为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新唐书》卷五十《兵志》,1325页)。《唐会要》此条为贞观元年(627)前后事,驻扎各地的府兵长官正是统军,因此这里的“任”并非人名,不必加人名号。

  五、608页正数第十一、十二行:“礼王族刑于僻处,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这里的“礼王族”语义不明,其实这是引《礼》中的话,虽然与原文可能不甚契合,但加上书名号和引号,可以使文字更清楚。因此本句似应标点为:“《礼》‘王族刑于僻处’,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

  六、611页倒数第二行至612页正数第七行:“准开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书门下奏:‘准律,窃盗五匹以上,加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不得隳违者。伏以窃盗本无死刑”,云云。这里用单引号将中书门下的奏文,变成了仅有一句话。实际上在“者”之前都是中书门下的奏文内容。因此这里所用的单引号,其结束应该放在“者”字之前。

  《校证》在本卷还有一处重要失误,即漏掉了十二个字。

  《校证》611页末行到612页首行:“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踣,或至数十钱不死。”“所在为踣”不成话,也与后面的“或”不能呼应。查中华书局本《唐会要》(上古本、四库本同),原来这里在“所在为”后,漏掉了“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十二字(《唐会要》卷三九,中华书局,1990年,714页)。因此本句应该是:“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踣,或至数十钱不死。”

  古籍整理,应该后来居上,这里漏掉了如此多的文字,当是重要失误了。

  以上就《校证》卷三九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也许这些看法本身并不正确,也许这些看法属于吹毛求疵,但本着提高古籍整理质量的共同目的,这些意见希望能得到《校证》作者的理解,也希望能得到作者和其他古籍整理专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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