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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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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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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志下的……身分制社会与历史阴影  

2015-08-25 07:26:13|  分类: 书评与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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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志下的……身分制社会与历史阴影 

国家意志下的……身分制社会与历史阴影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李公明   发表于2015-08-23 09:44

读高桥芳郎的《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李冰逆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首先想起,我最早接触关于身分制与契约制的理论文字是在大学一年级,古代史的课堂上。

  一周书记

  读高桥芳郎的《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李冰逆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首先想起,我最早接触关于身分制与契约制的理论文字是在大学一年级,古代史的课堂上。那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古代史学习的必读经典(当时习惯简称为“起源论”),其中提到英国法学家梅恩关于“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分到契约”的观点,并认为“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氛围之下,我们讨论的“从身分到契约”议题,迅速从古代史跳到当代史和现实生活;恢复高考后对考生的阶级出身、家庭成分等政治审查的放松,使我们自以为看到了“全部进步”的一个重要起点。没想到,“路漫漫其修远兮”,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深陷在以户籍为标志的身份制度之中。

  高桥芳郎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著名学者,尤长于宋代法制史研究。这部《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所收论文的内容均是与中国历史上宋至清代的身分法相关的各种问题。该书对宋元以来的奴婢、雇佣人、佃仆、佃客、义子孙、雇工人等底层社会的身分特征及其概念内涵详加辨析,从身分法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尤为关注国家权力意志如何在法制层面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掌控。因此,该书对我们思考国家意志下的身分制社会及其历史阴影颇有启发意义。

  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者在“序”中指出:“坦率地说,在我的印象里,从身分法的视角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能取得的成果绝不会很大。身分或者身分法无法成为解明中国社会的基础,然而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对身分法的研究才有意义。”为什么会这样?他解释道,在西欧和日本中世或近世社会研究中,身分法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中国社会并不是封闭的身分制社会。截取某一个时期来进行观察,虽然常常可以看到上下、贵贱等身分差别,但是身分间的转移也频繁发生……在制度上人们被赋予了一个稳定的框架,但同时又仿佛能够自由地穿越这个框架一般”。对身分或身分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真实意义,这是很清醒的看法。但应该细心留意,他在这里讲的是“中国社会”,而不是专指中国法制史中的身分问题。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法律承认贵族、官吏、平民和贱民的不同身份及其在法律上的不同待遇,法律对身分极端重视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关于亲属和社会身分的特殊规定,与一般的规定并存于法典中;法律之所以特别着重身分,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326页,中华书局,1981年12月)。应该说,尽管中国社会的法制特别注重身分,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身分转移的某些空间,虽然儒家成功地以礼入法,但是社会并未走入彻底封闭和固化的身分制社会。究其原因,如果从威权政治的发展角度来看,与全能政治在古代社会结构中尚未充分发展有关。

  其次,高桥芳郎在书中第三章专门论述了国家在私人社会关系平台中,设定法律身分差别的依据所在,所涉及的三个论题对我们思考身分制社会的意义主要是对国家意志对身分差别的关键性影响。第一个论题是在宋代的官与民、士与庶之间,都有改变身分阶层的可能,这也就是上述的“自由地穿越”的可能性。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与对儒家经典和文学的教养,以及测验这一教养的学校和科举制度相关的。”(86页)用今天的话来说,不就是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意思吗?这样看来,在前段时间讨论各地相继出台的户籍管理改革的时候,所谓“积分标准”无非是以各种专业实用技能取代了经典和文学的教养而已。第二个问题是国家身分的形成:“拥有通过学校、科举制度成为官僚及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或资格的人,是良民,没有的人,则是贱民或者是被贱视的人。以这种国家制度和作为制度产生根基的儒教意识形态为基础,形成了各种身分。这些身分构成了由国家赋予秩序的公共社会关系,因此不妨称为国家身分。”(同上)那么,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闲杂人员”等说法,无非也就是处于“国家身分”之外的一种另类身分而已。最后一个问题是本章的核心论题,作者认为在宋代至清代的社会中,国家在把私人关系纳入法制体系的时候,恩义的深浅起到了核心原则的作用(99页)。这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所具有的思考启发意义是如高桥芳郎所说的,阶级关系或人际关系如何在法律制度中得到反映,主要与国家权力的统治理念和统治方式密切相关;“尤其在专制集权的中国,很容易体现出王朝统治理念制约现实的倾向。”(103页)

  但是,国家意志在法律中的体现也要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高桥芳郎在解释宋元时代对地主佃客的法律规定与行政应对存在原则缺失和不稳定性的时候指出,虽然宋朝希望依法治国,尽量将新事物反映在法律中,但是由于唐宋之间社会经济的变革形势以及北方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使之无法形成稳定的法律体系(68页)。

  最后还应该谈谈一个小问题:“身分”与“身份”的用法。网上有文章说,“文革”前多是“身分”,现在基本变成“身份”,原因可能与国家颁发的“居民身份证”有关,而这种变化在《现代汉语词典》七十年代版和九十年代版的差异中也明确体现出来;文章还介绍了台湾 “行政院秘书处”1985年颁布的《文字处理档案管理手册》,其中规定“部分”、“身分”词中一律用“分”而不用“份”。应该说,这种用法差异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语言用法是跟随所在语言文化圈的主流用法。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阅读者和写作者,自应遵从语言的历史语境。比如,高华教授的《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对“身分”的运用就是很好的典范,但是在网上的转载中都改成了“身份”和“阶级成份”,而时下不少历史研究文章更都是“身份”一族。更值得讨论的是,在翻译日本学者的相关著述中,也有把原文的“身分”译为“身份”,如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上海古籍,2011年)中的第七章“身份制度”,还有注释中他的《支那身份史》,而原文都是“身分”。另外,应该知道的是,在百度和谷歌中分别输入“身分制”,搜索的结果大不相同。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8/23/12967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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