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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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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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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借钱来中国见梁漱溟  

2015-09-06 05:39:23|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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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借钱来中国见梁漱溟 


35年前借钱来中国见梁漱溟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早报记者 赵振江 实习生 林梦希   发表于2015-09-04 06:17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15/9/4/1298926.shtml
“梁先生送过我一个瓷器,是香炉,像个狮子的样子。我第一次见他送的是开信封的刀,我在哈佛的书店里买的。”

1980年代,艾恺(右)在梁漱溟的书房中采访梁漱溟(左)。

 

  东方早报:《这个世界会好吗?》修订本内容上有变化吗?

  艾恺:内容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就是加上了很多的注解,对普通的读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梁先生在书中提到的一些人物是普通中国人根本没听说过的,还有一些历史事件也加了注解。第二是增加了很多插图,第一版只有我抽着烟斗采访的那张图。

  东方早报:1980年代你的经济条件也不大好,却坚持来华,动力在哪里?

  艾恺:这还要说吗,你研究了十多年的人,现在有机会见到他,当然要去呀!当时没什么钱,我和老师费正清说起这个事情,他说一定要去,借钱也要去。我是借钱来的中国,一收到梁先生的信就立刻来华了。从一个基金会弄到飞机票的钱。那个年代的飞机票还是很贵的。那时美国人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当时我们只知道北京饭店,可是太贵了。我根本不知道应该住在哪里,所以我就请梁先生帮我找一个最便宜的旅馆,梁先生去政协那里提了我的名字,我就住到了北纬饭店,虽然在官方那里我不算是正式的客人,但也住进来了。当时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也没有单独的洗澡间。

  东方早报:你们互相送过什么礼物吗?

  艾恺:梁先生送过我一个瓷器,是香炉,像个狮子的样子。我第一次见他送的是开信封的刀,我在哈佛的书店里买的。当然我知道按照中国的习俗不应该送刀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当时哈佛书店里比较好比较贵的东西,是银子做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送了。其实我送给他的礼物里,他最欣赏的是两张画像。我先请了一位艺术家来画了梁济先生(编注:梁漱溟之父)的画,就是按照他的照片画的。我在讲座那天也说了,梁先生的孙子梁钦宁第一次看到很惊讶,太像了。后来送了一张梁漱溟先生的画像,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那两张画像。

  东方早报:你之前提过“研究梁漱溟既与偶然有关,又与美国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逐步深化的主体趋势有关,也与个人性格有关”,个人性格是指哪些部分,你们的性格有什么共同的部分?

  艾恺:不敢说有共同的地方,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我最喜欢他的表里如一。我是天主教的,也很讲究这些,我们很尊敬这种人。第二就是独立思考,我在西方一直很佩服这些独立思考的人。为什么一般的西方人很佩服他,还因为他敢说真话。比如伽利略,即使面对宗教裁判所的严刑,他勉强承认他们是对的,但还是低声嘟囔了一句“可是它还是动的呀”。我们都佩服这样的人。

  东方早报:梁先生对你有什么影响,从学术研究到做人?

  艾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写传记的,都是很渴望有机会见到研究对象的。但是我很特殊,我是书先出来,然后见到传主。我在1980年和1984年把对梁先生的采访出了两本书,其实我们的来往比书里记的多一些。很多人问我,“你见到真人后,你的书《最后的儒家》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说没有啊,除了一些小细节需要订正外没有需要修改的,这是很少见的。

  梁先生对我学术方面的影响大得不得了,反现代思潮的东西,还有我研究的一些地方的历史,河南的山东的,这些地方都是和他有关系的。我研究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他,所以影响很深。

  就是因为梁先生我才对反现代思潮这么感兴趣。我之所以写《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就是因为梁先生。我很仔细地研究欧洲、印度、日本、中国来分析这些地方对现代化的批评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本书中我把全世界关于现代化的批评都做了研究。后来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概念——反现代思潮,原本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而这一切的灵感都来自梁先生。

  东方早报:你最近有什么关于梁先生的新的研究吗?

  艾恺:其实我在邹平(位于山东省滨州市)做的研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我一直在忙别的事。包括在宛西,一个南阳的古城,我采访过差不多四百五十多个老年人,这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

  邹平那边,我跟他们村子里的党委书记关系非常好,他去美国也去我家吃饭。他也给我非常大的优待,去跟村民说“艾先生要采访,你们一定要都告诉他”。我是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去访问的,当时他们就已经八九十岁了,现在应该是没了……他们都还记得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山东土匪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别处没有的、宝贵的历史资料。我现在就是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我要写一个类似邹平史的书,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完成。

  东方早报:你和梁先生的后人有联系吗?

  艾恺:这些年一直有联系。这些年我每次来北京都会去拜访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他跟我是无所不谈的朋友。1993年,我专门去了解他的生平,给他做了访谈,所以我以后也许会发表跟他的交谈。

  有一次,梁先生的次子梁培恕突然出现在芝加哥。他在我家门口留了张纸条,说“艾先生啊我到了芝加哥了”。他当时是陪他的第二任妻子在芝加哥大学读社会系的研究生。他在那边住了四年,我们也经常有来往。在我办公室里我会把我搜集到的梁先生的资料给他用。他回国前也出了几本书,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在芝加哥写的。

  还有一个是梁钦宁,头一次认识梁钦宁,是在1980年,当时他16岁,一直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碰面。比如去年我们一起在四川旅游了两个星期,我们的关系也很悠久,都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了,过得太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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