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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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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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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产史研究看史学的人文属性  

2015-10-21 13:37:53|  分类: 文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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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史研究看史学的人文属性

              邢  铁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通常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包含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这两个学科其实是有区别的:社会科学是近代兴起的,注重实用,目的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制定政策法规,使社会和谐地运转,如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学学科自古就有,哲学、文学就属于人文学的范畴,目的不是实用,而是通过探讨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让人活的更明白更纯正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人文学的学说只是提供一些认识和想法,无法进行实证。具体到历史学,很难直接归入哪个学科,因为历史学既有社会科学的特征,又有人文学学科的因素,有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双重学科属性。鉴于论者关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比较多,这篇短文只谈谈其人文学的学科属性。

我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学术构架中,到今天唯有“史”的名称没有改变;王国维先生说近代以来的学问可以分为三种,即科学、史学和文学,史学也是独立的;西方学者曾经争论过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不管结论是什么,至少说明按这两大类的标准来划分,历史学既有与这两个学科相同的地方,又难以归类,因为历史学是有着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又有着综合性特征,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以后,历史学主要属于社会科学,此前则属于人文学学科。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在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制度因革等宏观大事的时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考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情感的时候,则属于人文学学科了。

譬如我国古代家产继承中的纠纷问题,与我们现在遇到此类问题首先想到法律解决的方式不同,我国古代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家产纠纷在现代属于法学的问题,在我国古代则属于社会生活的内容,虽然也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人们却习惯于从生活习俗的角度考虑解决办法,先礼后法,争取不用法,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按学科分类,我国古代的家产纠纷不应该归入法制史,应该是社会生活史或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题目。再进一步说,即使是现在,我们遇到家产纠纷问题也首先是通过劝说调解来解决,尽量不走法律程序,与西方以及香港的情形不完全相同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日本学者研究我国古代的家产继承方式和家产纠纷问题,都是从法制史的角度入手的;我国一些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基本沿袭了日本学者的路子,都把这类问题作为法制史的内容、也就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内容来研究了。有的法制史学者还专门著文批评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在研究家产继承之类的问题时必须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实例只能作为旁证。应该承认,传统实证史学尽管强调证据,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由于古代读书人乐于猎奇式的关注那些出了圈的怪事,使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列举的材料往往都是些特殊的例子,很容易把特例推广扩大成一般情况。另一方面,法制史的视角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律”主要是从反面限制越轨违法现象,前提是对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的认同,既然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能自觉遵守,就没必要讲了,只把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规范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法律包括民法条文都是不完整的。而且写在律文上的也往往只是提倡,不是硬性规定;执行了当然好,不执行也不算犯法,《唐律》和《宋刑统》都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世的时候不能分家异籍,否则要“徒三年”,这个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执行过;还有,我国的婚姻法和继承法早就明文规定了男女的平等继承权,直到今天能有几个女同胞走出传统,真的去和她的娘家兄弟分家呢?所以,研究历史上的家产继承及其纠纷问题的主要方法应该是传统的历史学的方法,相邻学科包括法制史的研究方法可以作为借鉴参考,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历史实际,但不能主次颠倒。

我曾经考察过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一个家产纠纷案例,涉及到女儿的家产继承权问题。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和台湾学者柳立言从法制史角度研究这个案例的时候,都是首先寻找判词所涉及的法律条文、看看判决结果是否有法律依据;其实,这是用今天的乃至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解读宋人的断案过程,明显走偏了。因为当初宋人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实际生活需要;判决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依据法律条文,而是以合乎情理为主要原则。这个案例记载,建昌县田县丞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田县丞去世的时候,长子已经去世,次子珍郎和两个女儿都还没有婚嫁,所以,负责初审此案的官员提出了“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家产的原则,研究者由此认定这已经是“男女平等继承”,因为女儿的继承权与儿子相同了。其实,这是以留取聘财和奁产的习惯方式分配遗产,不是通常的分家方式。并且这个方案没能行的通,官司打了几个月,前后提出了五个方案,才把事情摆平了。原因在于,田县丞死后其弟弟以田县丞有遗嘱为借口,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到田县丞家,目的是获取亡兄的家产,田县丞的遗孀刘氏不同意,才打起了官司。这是民间常见的小叔欺负寡嫂孤侄的情形,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都是同情弱者,尽量照顾刘氏的利益,压制县丞的弟弟;还有一层,刘氏是田县丞私通的小妾,身份与正妻不同,审理者不便过多地关照,所以就主要照顾两个孤女了。我们只有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不再拘泥法律条文的规定、不再纠缠家产分配的比例,才会明白这个案子中女儿的家产数额增多的原因,才不至于把数额的增多简单地等同于继承权的扩大。

不只是家产继承和家产纠纷问题,我们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都存在着重社科、轻人文的问题。有学者讲,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的变化趋向是“人文学淡出,社会科学凸显”,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个中原因且不多说,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历史学研究中,既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需要概念和模式,探讨宏观大事;也不要丢弃人文学的思维方式,不一定把所有问题都归纳出模式和规律,概念也可以模糊一些,甚至不妨学学我国古代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体会一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状态和心境。这样说,不是要把历史学做成可以任意解释的主观性学问,做成与科学相对立的玄学,而是说,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根植于中国文化,懂得中国社会,不要用西方的习惯来判断中国的事情,不要把历史学研究做成一种程序化的技术活。

                             

后记:这篇短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1012日,是对台湾学者柳立言先生批评的回应。我在《中国史研究》20101期刊发《南宋女儿继承权的再考察》之后,柳先生在《中国史研究》20122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3分册连续刊发长文,对拙文进行了系统地批评。鉴于我的认识都说清楚了,没必要再重复;分歧主要产生在观察问题的视角上,——柳先生从法制史的角度研究,我则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也可以说,运用的分别是社会科学方法和人文学的方法,所以用这篇短文回应解释一下。是柳先生的批评促使我从方法论的角度做了思考,顺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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