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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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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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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口述:最适合做学问的时间,全给放牛放掉了  

2015-10-22 21:51:43|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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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2015-10-21 15:59 来自 私家历史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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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成了“右派元帅”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解放后接触到的一些事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宣传,对苏联的学习,包括它的哲学、文艺。反右开始以后,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要帮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
比如说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庐山去,沈祖棻和程丽则也都去了。当时武汉市的一个宣传部长也带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吧,就在程丽则面前说:我们家看电影都是内部电影,你们看不到的。诸如此类的话。孩子很小嘛,就跑来问她妈妈。沈祖棻比较谨慎,就说:我不晓得,不要去问这些事情。我却把这个事情记住了,觉得当时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我无所顾忌地谈这些问题,可能这是比较触忌讳的。
1946年春天,沈祖棻在成都留影。本文图片均采自《桑榆忆往》。
再有就是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当时也很有看法。一个复员军人,断了一条膀子,在大学不知读了一年还是两年,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要大家都去听他上课。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这些地方都非常触忌讳。而且解放以后,像当时的校长徐懋庸,满脑子征服者的特权味道,在学校里很有影响。
这样一来,反右一开始我就变成一个重点,被称为“右派元帅”,最为有名。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国际法的专家,现在还活着。他是哈佛大学出来的,后来解放以后遇到国际司法的问题,与外国人打官司,都会找他。他说话比较隐蔽,不像我这样子,就被称为“山中宰相”,好像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不过是珞伽山的宰相。一个很一般的女老师,武汉大学外文系说她是一个反动权威。她的丈夫说:“我太太讲,我既不反动又不权威,我在美国留学一两年算什么权威呢?反动我也实在不反动。”
在武汉大学的徐懋庸,鲁迅骂他是“奴隶总管”,这个判断实在非常准确。他又培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被武汉大学的同事们称作“金童玉女”,后来这两个人当了副校长。所以徐懋庸离开了以后,他的班子没有散。一直到现在为止,武汉大学不团结、闹宗派这种情况,就是徐懋庸搞起来的。这样一来,很长一个时期别的学校都先动手摘帽子,说悔改好了,徐懋庸那里不动。我就这样被拖了十八年。张威克(我的女婿)的姐夫是武钢的一个老工人,工宣队到武汉大学,他也被派去了。他一去之后就问:我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地方,叫程千帆。别人一听就说:知道知道,最顽固、死不悔改的。什么道理呢?一开始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有人揭发我的问题,有许多不符合事实,但是你不能申辩,因为一核对就会妨碍运动的深入,正确的态度就是都接受下来。我就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去改造。人活着总能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越来越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神圣,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罪大恶极了。所以改造来改造去,不是认罪,反而加强了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批判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得那么厉害。我就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乃至道家,的确还是代表了人类部分的真理吧。他们越批判,我就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屈打成招得不出真理来。
这样一想,我反而安定下来,还能读读书,也还能够想些问题。我就没有把摘帽子看得十分迫切。当然很希望摘,明天摘了最好,但是不摘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样一来就拖得很久,在这期间也看到了人生的许多事相,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只要有机会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都是那时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诗,批《杜诗镜诠》。在这过程中对自我也有所评价:第一,我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对人民是有用的,现在不用,总有一天用得着。
1953年9月13日,程千帆一家人到上海探亲时的合影。
书稿被红卫兵抄走
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红卫兵抄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红卫兵的暴力专制的环境下,他要怎样就怎样。一件东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以随便拿走。你也不敢说他是抢还是偷。
比如毕焕午先生,他有一块破表,放在资料室的桌子上,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喜欢,就拿走了。毕先生去告,学校也觉得这有点太不像话,就把这个学生喊来。学生怎么说呢?“他是右派。”意思就是右派的东西人人可拿。毕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读中学,后来朱自清先生看他写散文、写诗还不错,就把他弄到清华去教大一国文。他同左翼联盟有关系,有些活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学生罢课,闹学潮,他也在里面鼓动。后来在清华待不下去,就被开除了。后来又被日本人抓去,严刑拷打,他虽然没有背叛,也就不敢参加革命活动了。解放以后,他作为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先当湖北文化局的局长,后来又到武汉大学。他实际上不是右派,就这样一件事,算他是有历史问题了。
我的这些稿子说是拿去审查,结果随便朝个地方一扔,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个锅里找到了。刚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们就对她说: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祖棻这个人很弱,一大堆稿子从学校抱了回来,抱得气直喘。我们那时住得很远,她拿回来以后,以为我会非常之激动,因为我非常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没有这样,好久好久没有作声。以为绝对没有了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忽然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处理好。过了几天之后,我冷静下来了,就开始抄第二份。这些稿子我就一个字一个字从头抄。所以我有一部《史通笺记》是抄得非常工整的,现在大概是在档案馆。就像我跟学生说的,我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我当了教授,有机会做一个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忽然把它们掠夺了,不让做,这是处理知识分子、虐待知识分子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我不知道是哪个智囊团给想出来的,非常刻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厉害的惩罚。
1963年8月,全家合影。
最适合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书了,到资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几年。还有就是劳动。先是在学校里劳动,让你做那些最困难的事。比如说珞伽山的建筑,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砖;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让你用铲子把淤泥铲走,整个的脚都站在淤泥里。我从来没有赤过脚,没办法,只好穿着袜子到里面去。于是又挨骂、受批判。你怎么可以不打赤脚,诸如此类。后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叫东西湖农场劳动。回来以后又到资料室干了一阵。他们把这些人编成队伍,比如说没有人种菜了,你们就马上去种菜;没有人养猪了,你们就马上去养猪,搞了这一阵以后,下到八里湖,那叫下放。下放之后,过了一阵又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都弄不清楚。后来就比较长期的待在沙洋,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沙洋是个劳改农场,离武汉有好几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或者可以,还要抽签。表面上说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表示宽大,而事实上呢,处处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说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最多只能拿个帕子这样擦一擦。一直到后来差不多只剩下极少数右派。
到一九七五年,胡耀邦上台了,右派的问题要解决了,这样我才所谓摘掉帽子。但是在七五年以后,又巧妙地改称五七干校,反正你还是不能回家。沈祖棻那个诗里说:“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原来是想两个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后来好容易回来了,没有多少时候她又出了事。整个来说,我就感觉到自己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我到南京也不过二十一年,做了多少事。当右派当了十八年,那时是一九五七年,才四十多一点。那个时候学生说我教书教得好,课上引材料,《汉书》多少卷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条材料都非常确凿。而且那个时候野心也比较大,想一个人写一部大文学史,结果只写了半部宋文学史。
我觉得解放以后最初也许有一种善意,想把知识分子改造得马列化一些。翦伯赞后来自杀了,听说是有人讲: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没有办法。意思就是不可改造。像那样紧跟还不可改造,那要怎么改造呢?我想,人的思想改造真正说起来,还是要自我反省,完全靠一种外在的力量很困难。我倒是觉得退休以后这几年,慢慢地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不说是怎么样进步,至少要比较圆通一些。这个时候并没有人要批判我,是我自己慢慢地反省得到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慢慢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挫折,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好的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假如说在武汉大学那个十八年中,也可以培养一些学生,即使不能达到后来我教你们这个程度,总是可以早日出现、早日工作。这个账算不清,所以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我也累次同你们讲过,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愤怒、不平,我在想这个损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命运也是整个民族要负担的,刘少奇扛一大块,我扛一小块。他扛得太重了,很早就过去了,我现在八十六岁了,比他大,还活着。个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就好像恩格斯讲的高山滚石头,这个挤那个,那个挤这个,挤成这个样子。如果碰到刀背上,可以不出血,一碰到刀口,你就要出血。我就刚好碰到刀口上,那就咬紧牙关过去吧。
我现在只有一点是不大能够回忆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来是个富家女子,可以生活过得很好,但就是为了爱情,一辈子受苦,最后又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现在尽可能地使她的东西保存下来。最近冰心、柯灵她们编一个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小说集,把她的作品也收进去。她的东西很少,就是六七篇。后来早早要做她外婆的论文,到图书馆去乱翻了一阵,也没翻到多少东西。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很少见,就是说用一种文体创作,在这个文体上就很有成就,但不久之后又放弃了,用别的文体创作。不知道外国的作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沈祖棻先是写小说,写新诗,后来就作词,时间最久,后来又倒过来作诗。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她是个作家,不是个学者,学者是余事,作家是她的本分。
(本文摘自《桑榆忆往》,程千帆述,张伯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标题和小标题系编者所拟。经出版方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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