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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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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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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背景下的清末学术之争  

2016-01-07 22:44:13|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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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背景下的清末学术之争 


“进化论”背景下的清末学术之争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孙明   发表于2016-01-01 04:06

刘师培、梁启超对清学之历史的梳理,都找到了“进化论”这一条西来骨架,而又与政治主张背面的学术传统遭遇,表现为不能以“直线”概括之的复杂形态。

  刘师培、梁启超对清学之历史的梳理,都找到了“进化论”这一条西来骨架,而又与政治主张背面的学术传统遭遇,表现为不能以“直线”概括之的复杂形态。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 朱维铮 著 廖梅 姜鹏 整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第一版 374页,58.00元

 

刘师培致端绪手札

 

  清代学术的样子,任你一闭眼,也能想起经今古文之争、“倒影而缫演”等富于动感的图景。我们今天认受的清学史,主要是在清朝与清学结束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奠定的框架。在一派天地玄黄中,刘师培、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承前启后的研究与评价,确是中国传统经史之学进入总结期的大事,也因其演于政争之中、表于报章之上而溢出了学术研究,别具时代思想的意义。

  那是一个由新的政治理想诱发政争、因新的思想学说引出学战,而又斯文尚未付扫地、政争与学战混融的年代。刘师培、梁启超正当传统士人的最后阶段,又同具经学背景,都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或“改良家”。这样的年代、这样的身份,都赋予那一段政论之争以学战的“清末范儿”。

  还不能忽略的是,此学战又处于新学、旧学古今资源兼而有之的阶段。刘师培、梁启超对清学之历史的梳理,都找到了“进化论”这一条西来骨架,而又与政治主张背面的学术传统遭遇,表现为不能以“直线”概括之的复杂形态。近读朱维铮史学史系列著作,颇有感于先生对“以史论为政论”的洞见,复忆起陈寅恪先生所拈出的“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一节,乃秉烛重检刘师培、梁启超辛亥前的清学史研究著作,虽未能由其“史论”而一一感知“政论”,亦对论中幽怀加深了一层认识。表出他们未必自觉的构思策略,或有助于明了“清学史何以如是”的委曲之处,也为观照那个时代的参差增开一个新的视域。

 

对今文经学派的评价破坏了“进化”的直线

  对清学史的评价,刘师培和梁启超有恰成对比的两个论断。

  刘师培的观点,可以《近代汉学变迁论》为例,他将两百余年的汉学变迁分为四期,即顺、康之交的“怀疑派”,康、雍之间的“征实派”,此后的“丛缀派”,嘉、道及以后的“虚诬派”。这“四派”是“先进后退”的发展过程:“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他感慨道,这也正是道咸以降学术不振的原因和表征。

  与“衰落”恰成对比,梁启超用“古学复兴”总括清代学术发展,越到晚近越发蓬勃朝气:“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关于刘、梁对清学评价的分歧,学者如李帆指出其关节在于今文经学,这是我们对清学史及其研究史的“经典认知”。但是,问题似乎还要更为复杂。如果我们进入刘申叔和梁任公用进化论统摄历史编纂的大背景,就会发现彼时他们对待经今古文学并不能简单荣辱进退之。在他们那里,如何在历史逻辑的勾勒中将今文经学置于“恰当的位置”,或者说如何结合进化史观这一圭臬和对今古文之争的好恶来勾勒历史逻辑,其实“是一个问题”。由此而来的是,他们构筑的清学史都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

  将清学归于衰落,并不是刘师培全部的意思。1905年,他就宣称要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写出“社会进化之阶级”与“学术进退之大势”,“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显示了基于进化论的学术推理信心。他对清学史的主要梳理与此同时,如《南北学派不同论》亦作于1905年,《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则在1907年。

  刘师培撰“学术进化史”的实绩是晚近少有人注意的《国学发微》,亦作于1905年。这是一部自先秦至明代的学术简史,以时间为经线,持进化之观念,比较显著的例证是对唐、元、明三代学术的肯定评价。针对“唐代无学术可称”,他认为唐人之学实乃宋学的“导师”,并且在治《汉书》《文选》《说文》等方面尤擅胜场。列举元代在经学、理学、历学、数学、音学、地学等方面“学术之影响及于后世者”的成绩,并特别称元代为“西学输入中国之始,亦即西教流行中国之权舆(唐代景教至宋已微)”。一排明学空疏的论断,梳举启发清儒治学的“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共十条。于是,历代学术都被整合进入一条传承进化的线索。

  同样易于忽略的是,梁启超的“古学复兴”说实暗藏与进化论龃龉之处。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于《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之际,倡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诸篇与《新史学》同时刊出,可以解释为以新史学理论撰写一部新史的实践,因为学术史是他较为熟悉的领域。但是,“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这是“进化”吗?梁启超的价值评判固然仍采“进化”的语式:“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细想起来,却很有问题。如果说进步的过程是“倒影而缫演之”,进化的表现不是拓展及远,而是“近里”方更“有味”,那岂不是说前此二千年的“进化”大有问题,实际上就推倒了自先秦以来的“进化”大势?

  当然,梁启超认为进化不仅是“往而不返,进而无极”的直线,也可能是有“进步”方向的螺旋线。但这样的“倒着走、向前进”,就会让我们想起皮锡瑞说的“学愈进而愈古,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那就回到了“直追三代”、复古为尚的老调子。

  在其所持的进化史观的观照之下,刘师培、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都有着耐人寻味的“不完全”之处。

 

刘师培:“统系”与“部分进化”

  在清代汉学“四期说”归于衰落的同时,刘师培也以清学传统中的“统系”说适当地缓解了今文经学派对清学发展的“负面”影响。《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07年5月2日出版的《国粹学报》第二十八期、同年6月8日出版的《民报》第十四号、同年7月29日出版的《国粹学报》第三十一期。这样一个清学史的系列文章,在第一篇《近儒学术统系论》的开头,刘师培即强调“统系”之于清代学术史发展的统摄地位:“昔周季诸子,源远流分,然咸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最崇家法;宋明讲学,必称先师。近儒治学,亦多专门名家,惟授受谨严,间逊汉宋。”末了还不无批评之意地指出以“统系”为纲领作《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的江藩恰恰“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引出自己的总结。从而,“统系”而非时序成为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单元。按这个逻辑,三篇文章中,对学术的兴衰,他多强调门派的兴衰。学派多以地域分,这就与《南北学派不同论》的地理及地域风尚的决定作用有相通之处。

  朱维铮曾指出刘师培“在研究中,不仅注意到历史的时间差异,而且注意到同时代中学术的空间差异”。由进化史观遭遇的“链条中断”问题,恰有助于增进对此种研究理路的理解。

  “统系论”将清学的衰落集中于常州学派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吸引了读者的目光,而与此前的清学进步论调并不显得明显的矛盾。“近人俞樾、孙诒让,则又确守王、阮之学,于训诂尤精。定海黄氏父子,学糅汉宋,尤工说《礼》,所言亦近阮氏,然迥与龚氏之学异矣。”对其他学派同时代的发展的并述,更让人坚定了“后来承学之士,其亦兴起于斯”的信心。而评龚自珍的学术“略与常州学派近”,江淮学者受魏源、包世臣影响“间言经世,然仍以治经为本”,及上述黄氏父子“迥与龚氏之学异矣”,均可见今文经学派诸人被画定的界限。刘师培甚至将龚自珍、魏源之学划为综合“词章”与“经世”,孙星衍、洪亮吉之学画为“词章”,从而与惠栋等“汉学”诸儒区别开来,更是彻底将其排出了汉学的框架。

  刘师培不会为了进化史观而予今文经学派以历史的肯定,但他似乎也不会因为贬抑今文经学说而放弃清学史的进化观,学统的单元确实对进化论的时间观念发挥了分解、淆乱而终于弥缝的作用,从而进入一种“有无之间”的状态,只不过这样就因为掺进了诸多清学史上本来的旧元素而赋予进化史观的框架以古怪的样貌。

 

梁启超:“进化”的“复古通例”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而以“大势”为题,着眼固于作史之外,颇存未来关怀,这从《总论》中即可看出。更何况这种关怀不限于学术,尚及于政治。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前,他先在《新民丛报》第一号撰写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同期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亦言“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

  基于自身的今文经背景,梁启超必须将这个“越复越古”的逻辑以进化称之,为今文经学说的兴起找到新学说中的合法性。他的处理较刘师培更为复杂而趋新。文中,他首谈学术发展中“时势与人事”相互左右,进而将学术与思想适当析分。于是就可以对清学前期,强调学术进步,虽为“思想最衰时代”而思想发展实潜于其间;自今文经学兴起,强调新思想的革命。梁氏认为这合乎西方“古学复兴”、开启近代政治的先例,也合乎“征诸古今中外而皆然”的学术思想历史“通例”:“怀疑”之后方有“诡辩”,“学界革命”随之而来。时势转移之际,是今文经学给思想革命带来了“一线光明”。

  除了“通例”的进化史学典型特征外,他还明标这一过程表征了“优胜劣败,真理斯出”。在由西史先例而来的世界史通例和进化史观这两面大盾的掩护下,就几于“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由“古学复兴”而得“进步”的逻辑。

  对这个逻辑推演,我怀疑梁启超酝酿了很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自第六章《佛学时代》之后间断了两年。他归因为“积冗”,虽然1903年有为期十个月的美洲之行,但以梁氏落笔为文的迅速,如果思路理顺,未必如此艰难;并且一待有时间,他顾不上补写第六章未完的部分和第七章,写了《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的长文就收笔了(计划中的第七章和第十至十六章终未完成;从其题目看,第六章中的中国佛学之伟人部分亦未补充)——“以三百年来变迁最繁,而关系最切,故先论之”。

  1906年,章太炎致信刘师培,专门指出《国粹学报》“所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的问题,希望以《左传》为家学的刘氏阐发古文经的奥义,“以示后生”,甚至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出手。我们可以想见,“政争”与“学战”合体时,经学评价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及其对清学史叙述的要求、对包括进化史观在内的各种理论框架的冲击。曾几何时,今古文经这样玄奥晦涩的学术分野,那么直接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走向,又反过来改变了自己的模样。而当我们按照朱维铮先生的提示,像马克思的名言那样,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历史的事实时,又不仅惊讶于陈述和事实的双重矛盾,更感慨历史学的纯学术之路其实很短,而“史论即政论”却是一个那样悠长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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