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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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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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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该如何进行城市史研究  

2016-11-20 19:33:20|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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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该如何进行城市史研究 
日期:2016-11-18 作者:陈韶旭 来源:文汇报
今天我们该如何进行城市史研究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本报记者 陈韶旭

  韦伯本人知道现实中的大部分城市并不具备他所定义的全部要素,他不过是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不满,而引发出把中世纪城市曾经存在过的某些合乎理想的社会当作完全的城市社区的样板,希望达到某种历史的回归。不幸的是,后来的人们习惯把韦伯的看法当作城市理论方法上的一大贡献而趋同。

  乔尔·科特金在其著作《全球城市史》前言中指出,有两个中心性命题纵贯整个城市历史。第一个命题是,尽管有种族、气候和地点等方面的差异,但城市的发展是普遍性的,甚至在迅达便捷的通讯、全球性网络、便利的交通使得城市间更加相似之时也是如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经评论的那样:“城市永远是城市,不论它位于何处,产生于何时,空间形式如何。”第二个命题是,成功的城市靠的是什么。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是中国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研究全球城市史有其必要性。

  第二届全球城市史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本届研讨会以“欲望、城市记忆与历史书写”为主题。来自国内各个高校研究城市史的学者们汇聚一堂,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同行们进行分享。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它们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要更好应对这两大潮流,我们就有必要回溯历史,将全球史和城市史结合起来,从跨学科、跨领域的全球视角进行开放式、多元化的探索。

  全球史注重宏观空间,考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区域性差异及各种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城市史注重微观空间,着力考察人类在空间中的功能创造,以及空间整体规划、建筑、仪式等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

  全球史视野下的城市史研究则两者兼备,它不仅研究微观的城市个体,也从宏观上强调城市间的关联和影响,并深度考察全球范围内城市本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既可以比较,也可以联结,并通过区域网络构成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有效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世界各地的城市被有机联系起来,并以此丰富人类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与去年的首届会议相比,本届研讨会延续了论文中比较多体现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涉及跨越城市历史各个触角的传统。同样,研讨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对于城市史研究路径究竟如何取道的不同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启能认为,目前研究城市史的学者呈现年轻化,从语言到获得史料的途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青年学者需要提高的是理论水平。学者要做到对城市史本身的理解,更不能忘记对史学的理解,如何冲破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传统,改变固有知识结构是值得思考的,不能简单靠抽象地提高,也要注重方法论的提高。从史学史角度,他认为城市、城市史、文化记忆等重要概念要做出界定和剖析,其中文化记忆有冷的记忆和热的记忆之分。他着重指出,他比较推崇的当前开展城市史研究的有效途径是通过中外城市的比较入手。他也认为,城市史研究亮眼的成果并不多见。

  与会者们一致认为南京大学的洪霞所提交的论文《英国清教与温州商业精神——以清末民初温州城市空间的塑造和整合为中心》一文,令人耳目一新。

  19世纪60年代,温州被动地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窗口。西方文化犹如一股飓风,在宗教的助力下卷入温州,影响了其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此种影响深刻体现在温州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温州新教的发展以教堂和信众为载体,在教堂建设上注重对温州原有地理空间的建构,尊重温州传统、适应地方习俗。在信众发展上则通过信仰空间的渗透不仅影响普通信徒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也悄然塑造了温州商人群体新型的交往和工作方式。受西方文化和商业伦理熏陶成长起来的温州商人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臣。温州新教的成长体现了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差异对立与交流融合的并存,其经验可以为处理其他时期文化交流问题提供参考。在经济全局化的背景之下,国家对外文化交往深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难免产生差异和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和化解矛盾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启能认为,这篇文章比较好地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功能,在理论层面有归纳提高,言之有物。在研究方法上切入点比较小,材料丰富,将英国清教与温州商人教众的比较,在此前城市史研究也不多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指出,把宗教与商人社会做比较并非初创。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代经典。对于城市史如何研究,李孝聪认同陈启能所推荐的比较研究以及要提高史学理论水平。他希望青年学者能够在城市心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城市文化学甚至城市生态学方面有所建树。但他认为,研究者必须具备非常深厚的学养,尤其做中外比较,必须对中国史有相当的认识和熟悉,否则很可能流于表面。

  从事城市史比较研究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方是站在中国城市史研究基础上去比较世界,大多是中国史研究出身的学者;另一方是站在世界史、区域史研究基础上进行中外比较,大多是世界史学者。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所受到的学术训练囿于中国大学教学和学院制度的限制,呈现出视野偏窄的状态。李孝聪以自己为例,他在西藏从事地质工作十年后考上北大学习中国史,毕业后留校任教,硕士读的是地理系,本身与考古、中国古代建筑等学科联系十分紧密。跨学科的背景应该成为城市史比较研究的必备条件。

  在做城市史比较研究的路径上,李孝聪认为不能做大跨度的比较。比如将唐代长安与现在的纽约做比较会显得十分荒唐。比较研究中外城市必须要有一个学界能够接受的共识性基础,一个比较一致的时空背景。比较中外城市还要注意找出共同点来,比如古代城市留下来的规制,一些制度性的遗存,从中找出相同点来。汉代和罗马时期时间相近,但是都没有出现以城墙为标志的都城(商周有明确的城郭设计,考古也有所发现),而是各自分别以宫殿和神庙作为中心辐射发展。不过这也不是说中华文明西来之说就得到了验证,只能得出各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城市规划这一答案。有意思的是,在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欧洲,以及在同时代的明朝,反而出现了大量有城墙的都市。李孝聪的研究结论是城墙体现出欧洲文化复兴和中国的礼制回归。这就是比较研究找出共同点的意义所在。同样,这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特别是跨度的要求较高。

  李孝聪说,比较研究也不能拿外国的现成理论来套中国的城市。

  马克斯·韦伯力图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城市做一详尽的考察,而创立一种普遍的城市模式,他的确这样做了。韦伯考察了欧洲和中东地区历史上的城市,并与他自认为所知的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城市加以比较,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五点论模式。即一个聚居地要成为完全的城市社区,它必须在贸易商业关系中占有优势。而且具备下列五个特征:1、防御设施;2、市场;3、自己的法院至少有部分的自治法律;4、相关的社团;5、至少享有部分的公民自治权赋。韦伯的观点主要是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点而判定的,因而认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城市。问题的要害在于西欧的城市发展迸程在公元3世纪以后由于蛮族的入侵曾经有过中断。公元8世纪前后又有一个城市重新起源、发展的阶段,也就是中世纪城市的出现。而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起源模式同早期城市的产生是不一样的。

  韦伯的结论大多源自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的考察,并不代表早期城市的起源。比如他认为城市起源的典型过程是先出现军事要塞或者说“城堡”,继而在要塞外面形成市场,然后二者合为城市。这显然是欧洲中世纪城市最常见的一种起源模式。此结构形态的痕迹在现存的历史稍长的欧洲城市中很容易被发现。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虽然也几次受过非农耕民族的侵扰和摧残,但是并没有类似欧洲城市历史进程上的中断,至少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内还是这样认为的。因而,韦伯的定义模式未必适用于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他的逻辑推定也未必准确。其实,韦伯本人知道现实中的大部分城市并不具备他所定义的全部要素,他不过是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不满,而引发出把中世纪城市曾经存在过的某些合乎理想的社会当作完全的城市社区的样板,希望达到某种历史的回归。不幸的是,后来的人们习惯把韦伯的看法当作城市理论方法上的一大贡献而趋同。

  中国的城市塑造,深深地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点与韦伯的定义完全不一致。比如隋唐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为了便于管理,便采取了封闭式的坊市制,城市规制四四方方。但是到了宋代,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这也就为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率先开始研究的“唐宋变革”提供了佐证。李孝聪说,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许多地方破墙开店,政府规定如果某一家不破墙就不能继续居住。每次说起来都会有人笑,但这却是非常真实的政治经济影响城市的典型例子。

  通常国内学者对于外国史的研究很难有国外本土研究者那样深刻的认识,除非长期在被研究对象国生活,否则其研究方法不免会采用演绎。而对于中国城市史的材料,归纳则比较容易。不能说两种方法谁是谁非,适合特定的研究、运用得当,都能够得出好的成果,要避免的是用演绎法不能先入为主,而用归纳法不要琐碎芜杂。对于研究方法,“从当前城市入手”比较好,然后向上溯源搞清楚整个城市发展的脉络。

  城市化是大势,本身发展迅速,可识别,意向性强(城市建设多数是人为主导)。人类在享受城市化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之外,同样在追求和反思城市化对文化的影响。

  像上海这样一座城市也许可以有高楼大厦林立,却也应该容得下承载城市发展印记的市井弄堂。

http://whb.news365.com.cn/whxr/201611/t20161118_2642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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