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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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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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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士族群体和石刻文献是两个入手点  

2016-11-29 19:40:34|  分类: 书评与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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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士族群体和石刻文献是两个入手点

李佳欣

2016-11-29 15:4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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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史研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明清以降的社会史研究发展比较顺利,学者云集,成果丰硕。相比之下,在宋以前,尤其是中古时期,社会史研究还略显薄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夏炎如是说。
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于近日举行。本次论坛以“中古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为主题,颇具意义。社会史研究在诸历史时段展开的不平衡性催生了此次会议的主题,而借此“再出发”之际,呼吁中古史学者共同勉力于社会史研究,使之迎头赶上、欣欣向荣,一方面从社会史的视角构建对中古历史的多面相解读,另一方面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史的整体研究贡献力量。
论坛现场
社会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范式与路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古时期下的社会史研究特立独行?中古研究与社会史的相互关照、有机结合,或许可为中古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些范式上的启发。
首先是极具中古时代特色的士族群体与社会史的结合。夏炎认为,“作为一门专门史的社会史具有三个重要面向,即社会结构、日常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而作为历史上社会结构中特定人群的中古士族,当然是社会史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在强烈的政治史问题意识的导向下,士族政治研究逐渐抢占了研究的话语权。同时,一些本应该具有社会史研究意义的话题,如婚姻、思想等亦纷纷向政治性靠拢,士族社会史研究‘边缘化’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他接着说道:“实际上,士族研究是一个容量极大的多面话题,并非仅仅依靠政治史路径便能够完成历史建构的任务。”因此他呼吁重建士族研究的社会史范式,并称之为“还士族以血肉”。具体来说,“所谓范式的重建,是区别于以往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研究,建立一种新的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旨在通过对不同时间、空间、族群、生态背景下的士族人群日常生活方式的历史解读,建构全新的士族史学术诠释体系。其核心学术理路是在以往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士族日常生活的历史诸面相,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核心,重建特定历史时期士族的社会生活图景。”这一范式突出了新时代下士族社会史的研究特色。
夏炎进一步提出,“根据目前的知识积累,士族日常生活史包括日常生活的时空背景、日常消费生活、家族与家庭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历程、日常工作生活、日常交往生活、日常精神生活、日常文化生活、日常娱乐生活以及日常聚落生活等十大专题”,并对此做出了具体的研究构想。有具体的研究方向,还应重视理论的升华,夏炎表示,“士族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目标不应当仅限于还原历史上士族阶层的生活面相,而是应当有更深一层的理论关怀,更重要的是要触及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宏大问题,探讨人的行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其次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出土石刻文献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中古历史,出土的石刻文献,尤其是墓志的运用极为重要,这些难得的地下资料蕴藏着诸多新史料,尤其是对于底层民众的叙述与描绘,更是与社会史研究紧密相关。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博士在其关于唐永淳元年关辅灾荒的社会史探讨中就格外重视墓志材料对唐代中下层官民应灾面貌的记载。她说道:“唐代灾害史研究近些年来还是有许多学者用历史学的办法来解读灾害史料,但从我的视野来看还不能称之为灾害社会史的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时传世的史料是官方的话语体系,包括正史和会要,它们主要描绘的是官方在灾害应对中的措施与面相,但是我们对于中国农业社会中国家以外的,即社会层面应灾的面相了解还不是很多。当然,这也是由于受限于史料。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墓志或其他史传材料的出现,为我们研究社会史提供了很多动因。如出土文献或唐代墓志记载的中下层民众或官员的经历,为我们讨论灾荒史或者重建社会史视野下的灾荒史提供了比较丰富充沛的材料。”她认为,“将官方记载与可用的亲历灾荒的官民墓志记载相对照,分析灾难中官方、民间各自的立场、反映与表现,并试图贴近罹难者个体的体验与伤痛。以此全景,作为透视政治过程、社会结构的一种视角,推出富有新意的灾荒史研究理路。”
在会议闭幕总结中,徐畅进一步将石刻文献所蕴含的的民间因子扩展到整个中古社会史研究中,她说:“社会史研究可以依据的史料有很大程度的拓展。以往我们进行社会史研究可依据的传世文献有限,所以有很多话题难以展开,但是随着出土文献,尤其是推动中古历史研究的相关文献,包括纸本文书、石刻墓志的出现,这其中除了揭示高层人士的生活动态以外,也有很多基层民众生活的描绘。借助这些材料,我们完全可以构筑一个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这个‘自下而上’的历史就是我们社会史展开的场域。”
第三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与会学者合影(11月26日摄)
此次论坛还就其他议题进行了热烈、细致而有深度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学者的讨论并不局限于社会史研究,而是广泛涵盖了政治史、制度史、民族史、宗教史及性别史等领域。各个研究领域互相交融,涉及到社会史的多个专题,多个角度。社会史一些传统的角度在本次会议中得到了表现,例如因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如家庭、宗族、士族等。
对社会史的讨论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尊志的报告《秦汉时期居住建筑装饰及相关内容》和保定市文物管理局于素敏老师的报告《保定地区辽金佛塔研究》。除此之外,还有比较抽象的社会史研究,如对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方面的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玉兴的报告《唐代地方军府置狱与五代马步狱的来源》揭示了唐五代时期军府势力对地方的影响。
在论坛中还可以反映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被引入社会史研究领域之中,如性别史。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孙正军所提交的报告《被裹挟的司马妙玉——读新出<元忠暨妻司马妙玉墓志>》,即反映出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人生遭遇和人士轨迹。
许多学者提交的论文不仅仅是个案研究,而是烘托出一个大的背景,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的报告《丧礼背后的身体史:汉唐间发须爪埋葬的礼与俗》,通过对汉唐间发须爪埋葬的概述,揭示出丧葬制度与礼俗所反映的时代文化、信仰的积淀。
学者的文章比较集中于两个很有影响力的社会范式:第一个是隋唐制度的渊源,第二个是所谓的“唐宋变革”。这种范式很好地解释了社会的变迁,达到了一种理论和范式,在今天依然有其可贵之处。当然,不仅仅是要停留在理论,也要对这些理论和范式做出实证性的研究。
第三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汇聚中古史新锐,进一步推动社会史视角下中国中古史的建构课题。同时,论坛为来自四方的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术发展。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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