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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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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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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在1949  

2016-12-13 20:37:55|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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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在1949:迎接解放、申请入党、批判英雄史观

蒲溪 沈渭滨 编撰

2016-12-09 18:1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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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沈渭滨先生于2015年4月18日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享年78岁。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则是他的恩师,陈先生于1988年12月1日去世后,沈先生尽管足疾缠身,但仍决志为先生编撰年谱,撰写先生传记。虽然最后未能完成,但他晚年念兹在兹的全在这部年谱和传记,令人感动。沈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张剑研究员将沈先生已完成的部分《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略加整理,交《上海学》发表。澎湃新闻经授权以节选的方式转载沈先生的这篇遗作,俾使先生夙愿稍尝,并志对先生的感念与缅怀之意。
陈旭麓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一岁
仍在大夏大学任秘书、讲师。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下,约在三月间开始过东躲西藏的流动生活。五月初,为迎接上海解放,拟联络部分大夏教师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以研究教育为掩护,作为迎接解放和复校的准备。在“流亡”生活中与未婚妻陆鸿达结合。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一文中说到解放前夕的生活时写道:“上海解放前的一些日子里,情绪是异常紧张的。因为反动派在作垂死的挣扎,到处逮捕。在那两个月中,晚上我不敢住在自己的宿舍,是东宿西餐度过的。”(未刊手稿,第8-9页)
不仅被列入“大夏群奸谱”黑名单的先生和进步教师为躲避特务而流浪,连学校也被疏散了:
解放前夕的上海,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局面,不敢固定住在学校,王毓祥也关照我不要去学校办公。过了两个月的流动生活,学校在反动军警威逼下,跟着也全部疏散到市区。这时吴泽同志和我联络了一部分平时在政治上表现略好的教师,以作迎接解放和复校的准备,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自传》第17页)
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先生在《我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写道:
上海解放的前夕,在蒋匪帮逃前的大逮捕大屠杀的威胁下,我们数日一地,住宿不敢固定,然而为了保护校产,迎接解放,对策划解放来临所要进行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解放前的最后半月,我与吴泽同志住在法华路一个地方,旦夕计划,一待解放,即争取大夏的进步分子及有好倾向而本质好的同事,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解放后的一年内,对于大夏反动势力的斗争和革新运动的展开,主要都是由这个组织连同学生会进行的(党支部还为公开)。(未刊手稿,第12页)
关于解放前先生避难情况,据先生在大夏读书时的同学张英年回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我到上海,曾在他(沈按:指先生)那里住过一个月。南京解放后(沈按:南京于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又在他那里住过几天。那时他在大夏大学任校长室秘书兼文学院讲师,是由该校副校长王毓祥的关系找到这些工作的。当时他和大夏进步教授吴泽很要好,在上海解放前,他在学校很活跃,据他的未婚妻告诉我说:学校反动学生已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送到反动政府去了。说经常有反动学生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住的房子外面还有放哨的。我在他那里作时,的确看到有这情况,晚上他住的房子外时有人走动,还有时敲门。我当时曾劝他躲一下,他气愤地说:“怕什么,这些混账王八蛋!”直到解放前不久,反动派开始大批捕人,有一次我在小报上看到登载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被逮捕消息,曾马上打电话告诉他,几天后,他就躲在副校长王毓祥的三楼上不露面。后来由他税务局的一个朋友(好像是姓张)替他在法租界法华镇找到一所房子(据说那房子是一个匪国民党空军将领的,房主人全家逃走了,是一所空洋房),他就躲在那个房子里。他未婚爱人陆鸿达这时也搬去,和他开始同居;后来大夏进步教授吴泽也搬来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住的这个地方对外人都守秘密,只告诉了我。我曾去他那里好几次,直到解放后,他们才搬回学校。(未刊手稿,第2页)
五月底 上海解放,大夏师生返回学校,修复校园,迎接新学期。
六月 先生与大夏部分教师发起成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在复校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的简述》中写道:
去年六月,上海刚解放,为了推动大夏的复校工作,为了向传统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由吴泽和我发起组织大夏新教育研究会,参加的有十余位同事。这一个组织在向校方斗争期间,起了相当的作用。(未刊手稿,第9页)
八月 任大夏大学专职副教授,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教学成为工作重心,但教余仍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组织员工的学习事宜。
先生自述:“一九四九年秋季开学,我除在大夏专任副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外,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政治教授。”(《自传》未刊手稿,第17页)
“去年秋季开学后,我的时间大部分摆在教学和写作上,而社会发展史又是改造学习和思想的重要课,所以教学变成了我的工作重心。不过学校内外必须参加的运动以及员工的学习事宜,我都没有放弃过我的责任。”(《三十二年生活》,未刊手稿,第9页)
秋 第一次申请入党,参加长宁区学校党员的党课。先生在《申请入党报告》中就自己在解放前对中共的认识写道:
在解放前的两三年中,转念过“将来是不是应当加入共产党”,这仅是掠过心头的浮影;有时虽和朋友们谈起,也还是怀疑者的态度。但对共产党很早就作为英雄形象看待的,想接近他们。在贵阳和进步的朋友建立友谊,在重庆曾和新华日报记者追求过关系,主要的还是出于这种景仰的心理。由于自己的认识不够,由于自己没有“取信于人”的明确革命立场,到上海后的几年(就解放前说),周围虽不乏革命的朋友,但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上海解放了,共产党员的称号,在人们的心目中,代表了英雄的斗争和革命的胜利,我也和人们怀着一样的心情,但我更有着无限的向往。
就在上海解放后的不久,大夏党支部的几十位同志聚餐庆祝,只有我以非党的身份参加。由于党在学校还没有公开,有些同学以为我是党员,同志们也这样的问过我。我怀着“喜”和“懼”交错的情绪:一方面以为自己是“革命”的,所以别人这样的看待我;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并不是党员,就不可能享有这荣誉,以此每被这些思想所苦恼。甚至这样的想过:要是上海晚解放一年,根据我对革命认识的发展,我一定在反蒋反美的斗争中会更积极些,是可能被地下党所吸收的。同时也想在党未公开的时候,赶快争取入党,还不算晚。就是以这种极端个人的侥幸心理来为自己打算,严重到希望晚些解放来满足个人的意图。
一九四九的秋天,就是上海解放后的两三个月,我作了第一次的申请入党。
那时,大夏党支部程传泰、廖锡瑞两位同志经常来联系我,确定我是党发展的对象。在他们的帮助和启发下,我愉快地填了入党申请书,写了自传,因此我就得到了党的直接培养,受到党的教育——长宁区学校党员的党课。(陈旭麓:《申请入党报告》,未刊手稿,第1-2页)

十月 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到人民大宪章》。
十二月 以大夏大学副教授、圣约翰大学兼任教授应邀参加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议,被推为筹备委员。
据冯绍霆等编《上海历史学会大事记》1949年12月11日记载:该天,在上海番愚路209弄16号海光图书馆召开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下简称史学会)初步筹备会。会议主席周谷城(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报告召开会议经过,李亚农(时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就老解放区用社会发展史改造思想所产生的教育作用作了讲话。董每戡、李平心、吴泽、陈旭麓、姚绍华、金兆梓、胡厚宣、周予同、蔡尚思、姚瞬钦、王伯祥、顾颉刚等出席会议。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上列出席者均为筹备委员,推定周谷城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南京、杭州方面推顾颉刚、李平心分别去信接洽。(见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附录第39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本年 发表《英雄主义的丧钟》,批判英雄史观,阐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文章指出:
英雄主义像一条横亘的长流限制着人类的进展。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主义者;封建社会的封建领主王侯及武士更是不可一世的英雄主义者;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大亨们及殖民地的总督们,不也都是这个时代里趾高气扬的英雄主义者吗?尽管历史在不断的演进,社会经过了许多的变迁,由渐变而至突变,然而英雄主义通过了变迁之流,仍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不同的名词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掌握着一切,其实质则始终不变,永久站在社会的最高层做人类的统治者剥削者,不但那个社会里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是那个社会里的千万老百姓的生命也一样的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由他们任意生杀。
又英雄主义而导致英雄崇拜。对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文章作了分析,认为:
英雄只靠他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成为英雄,还须赖别人的趋奉鼓吹才能成为英雄。“牡丹虽好,还仗绿叶扶持。”所以英雄主义者除了利用别人的生命制成了自己的皇冠外,还需要大量的血汗来挹注。换句话说:英雄不能孤立,他的治下必须站着无数的善良人民,做他发展的资本和工具。所以英雄先天的即要具有征服人民意识的力量,这种力量几千年来的社会构造及上层政治组织,已给他们预备好了一切,只要他们有机会投身上层政治的组织,总不难成为英雄的。所以英雄崇拜,以英雄为最高人格价值,这即是英雄们意识统治的先声。我们现在打开中外历史及许多文艺作品来看,不是英雄们生活思想的描写,即是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故多少年来的教育,就是英雄思想的灌输。因此歌颂英雄崇拜英雄好像是人民的天赋本能,于是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以及现社会存在的英雄,一直就成为人民崇拜的偶像。尤其在英雄做了群龙之首的时候,声势显赫,令行万里,谁不闻名而凛然起敬。我想我们这一代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过这种经验,这是英雄进一步神化的结果,以神化的英雄来统治人民,无怪只有加深愚民政策的成份。可见两三百年前的科学家主张“地动说”主张“进化论”会有罪,至今还以读马克思主义为叛徒,这就是普遍神化的结果。

……
英雄主义经过了奴隶主封建领主专制魔王以至于法西斯强盗,是一个垂直线的系统发展。但英雄主义发展到法西斯主义,正如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一样,是矛盾的顶点,已到了质量发展的统一性,现在历史的脚步正走向完全相反的新社会——只有人民大众没有英雄个人的新社会。这是历史规律演进的结果。
(原载《启示》1949年,收入《陈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22-429页)
《英雄主义的丧钟》
本年 结识冯契,后成为挚友之一。

冯契先生在《怀旭麓》一文中写道:
我和旭麓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了。解放前,因同为《时与文》撰稿,参加大教联活动,便已相识了。上海解放后,在筹备高教联和教育工会期问,接触就更多了。真可说是一见如故,我感到他为人爽直、热情,以赤子之心对待朋友,是很难得的。他邀我到大夏兼点课,我同意了。后来院系调整,成立华东师大,他和佛年都劝我正式到师大来工作,并且要我把家也搬来,旭麓有次说:“你搬进来,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的几句诗:“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问,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期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其实,我说的“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
我们之间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和我专业不同,但都兴趣广泛,喜欢涉猎各种书籍。见面时介绍自己在最近读了些什么新书,这几乎是每次谈话必有的一个内容。“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可以使人欣然忘餐的。我们也经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和对方讨论,这种讨论是无拘无束的,互相启发和诘难,问题便忽然迎刃而解了。我提出“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观点,是和旭麓反复讨论过的。旭麓在《近代史思辨录》中有关“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等文章,在写作时,也都曾和我讨论过。近年来,他在整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而我则在整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讨论的问题便更多了。我于一九八七年夏把《革命进程》完成后,请他把全部书稿通读了一遍,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例如洪秀全与儒家的关系,胡适和西化的关系等,他的指正,我基本上都采纳了。他本来说等《新陈代谢》一书完成后,也要请我通读一遍,但是很遗憾,他竟抛下他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手稿走了!
(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1989年编印,第47-48页)

(本文原载于《上海学》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原标题为《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现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5629
 责任编辑: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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