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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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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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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倚靠也相难: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  

2016-12-01 21:33:52|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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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倚靠也相难: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

张旭东

2016-11-28 10: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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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陈寅恪、傅斯年都是学问大家,两人之间的友谊“伟大而曲折”。11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文《从亲密到生分:陈寅恪与傅斯年(上)》详述陈、傅二人的交往,本文为下篇,刊于11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帮助与分裂
在陈寅恪拒绝傅斯年随史语所南迁的一年以后,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10月,梅贻琦校长电命清华诸教授均赴长沙。早知今日,还不如随史语所南迁。陈寅恪如今的状况是,一方面,父亲散园老人绝食废药而死,父亲如此,儿子势不能居留北平于刺刀下苟活;另一方面,小女儿美延5月23日出生,南迁令发布时不足五个月,仍然是“软体动物”,不便播迁。陈寅恪料理丧事之后,毅然随清华南迁。
清华无可托之人,这一点在将来的日子里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书信集》里向傅斯年求助的信,大多写于此一阶段。
11月13日,陈寅恪夫妇带三个孩子携两位佣人,夹杂在难民中间,奔赴长沙。11月20日夜间抵达长沙临时大学。因清华又迁云南,陈氏一家转道香港入滇。1938年春节前夕(按:《编年事辑》作春节,《年谱长编》作元旦,今取前者)抵达香港。4月22日陈先生独自赴蒙自,陈师母心脏病发,不能再走,家人留港,待了四年(按:至1942年赴桂林团聚)。西南联大又迁昆明,陈先生8月13日赴昆明任教。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先生为汉学教授,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6月1日陈寅恪致梅贻琦函分析“汉学教授”四字云:“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而弟近年兴趣却移向历史与文学方面。离家万里而作不甚感兴趣之工作……”(《年谱长编》193页)夫子自道比学者所归纳之“史学三变”更为直截明白。但这次牛津之聘,如久旱之甘霖,同1929年陈先生却哈佛之聘不能相提并论;那次却哈佛之聘的胡适之现在不也在美国当大使吗?夏,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傅斯年对陈先生赴英的态度没有文献的记载,是不是如他后来所说“对陈之去留与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详下),不得而知。陈先生运气不好,抵港后适值二战爆发,英国亦非平安之地,牛津也可能关门。9月,陈先生返回昆明。
1939年秋陈寅恪全家在香港
1939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开办,地点设在青云街靛花巷内(按:之前为“中研院”史语所租用,今转给文科研究所),所长为胡适,时出使美国,由傅斯年代理所长,北大历史系郑天挺教授任副所长,陈寅恪为史学部导师。据邓广铭回忆,陈先生把这里称作“青园学社”,与傅斯年再度合作共事。就是住在这儿的时候,买到一颗红豆,引发了后来笺证钱诗、撰写《柳传》。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傅斯年失去支持。3月23日“中研院”第五届评议会选举新院长,选出候选人三名:翁文灏、朱家骅、胡适。最后胡适落选,朱家骅当选。傅斯年最怕翁文灏当选,而朱氏亦是老交情。评议会除学术人物外,亦多高官,为陈所不喜,此次赴渝自言“为投胡适一票”。7月,再度离开西南联大,准备赴牛津之聘。结果形势恶化,再度滞留。8月15日香港大学拟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中英文化协会杭立武先生替陈先生致信清华,希望在此情形下,允许陈暂客座港大俟机赴牛津,而这段期间清华能“照支原薪,可共促其成”。梅贻琦8月24日复电云:“贵会借聘陈先生一节,本校可予同意,即作为陈先生请假一年。但关于薪金一节,敝校因经济不裕,且格于定章,碍难照支。”(《年谱长编》202页)陈居港生活窘迫。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合影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年初有《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诗:“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乞米至今馀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是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乞米”是这时段的主旋律。陈寅恪《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三十一函至四十八函皆往来讨论“钱”事。傅先生可谓极富耐心,助陈最多。艰难时刻往往由史语所出面相助。
5月5日终于经由广州湾离港,6月末抵桂林,应广西大学之聘。因陈夫人原籍广西,桂林各方面又较宜居,故留桂,引起傅斯年强烈不满。8月14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兄之留桂,早在弟意中,弟等及一组同人渴愿兄之来此,然弟知兄之情况,故此等事只有凭兄自定之耳。其实当年兄之在港大教书,及今兹之举,弟皆觉非最妥之办法。然知兄所以如此办之故,朋友不便多做主张,故虽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办法之后,有所见命,当效力耳。……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处,恐嫂夫人在彼比较方便,但从远想去(按:四字加着重号),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此战事必尚有若干年,此间成为战地,紧张之机会故远在桂之下,至少此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目下由桂牵眷到川,其用费即等于去年由港经广湾到川,或尚不止,再过些时,更贵矣。”(《遗札》988页)责陈贪图舒服,太听夫人话。
同时,傅斯年复函广西大学校长张颐,劝其莫留陈在桂云:“寅恪先生事,弟之地位非可使弟‘奉让’者,然历年来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决定。因寅恪身体、精神,不算健康,故彼之行止,朋友未可多主张。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既接受广西大学之聘,恐迁眷入川非明年不可也。寅恪来书,节略抄奉一阅。弟于寅恪之留广西,心中亦不赞成,然寅恪既决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转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弟等固极愿其在李庄,然如贵校确有何等物质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体有益者,亦当由寅恪兄自决之,只是两处天气、物质,恐无甚分别,而入川之途,乐山更远耳。且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绝不肯‘主持’也。弟所见如此,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遗札》991页)由此函可知:一,陈氏不来李庄因其夫人,夫人不来因天气、物质等因素也;二,“节略抄奉”以示他人,不知妥还是不妥;三、桂林与李庄两地,天气、物质是否“无甚分别”,我未至其地,不敢置评,耳食所得,李庄甚苦;四,傅氏做人做事,无人敢不信其真,然若以小人之心度之,信末“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云云,如何“节略”既未可知,是否“抄寄”亦难对证;五,至于“不指导研究生”云云,已近于毁人令誉,其所言是否属实,下详。
8月31日,傅斯年致叶企孙函云:“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又说:“目下恐须依旧发彼一聘书,其格式如下……”(《遗札》996页)“依旧”二字加着重号,与前“目下恐须”四字连读,其意似谓发其聘书,彼亦不来,然虽白发,面子上亦须做也。陈虽不来,又事事依靠傅某,若依傅先生实意,此聘书必不发矣。对陈之不满已明显表露。
关于陈的“不肯指导人”,所涉却大,不能置之不理。如前所言,傅先生直言直语,不由人不信。但与其他人记述有所不同,陈在清华、在云南,皆有大量弟子门人、同事友生之记述,皆未言陈高傲不指导人,但傅氏何等人,其言不容轻轻放过,因其少数而不理,必须加以分析。
首先,陈先生上课认真不认真?周一良记1935年秋与余逊、劳榦到清华第一次旁听陈先生上课,“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我们都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王永兴回忆陈先生上课:“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书呢?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他的高度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们。”(《怀念陈寅恪先生》)犹如画出了当时之景象,仅就“写满一黑板再讲”而言,怎么说都不是敷衍应付之态度,其所描述,陈先生也不是高傲不理人只顾自己读书的类型,而是“高度负责”,上课认真。联系1930年陈寅恪欲逐步退出史语所时致傅函中所云,“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陈寅恪《书信集》39页),和1936年屡辞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理由为要认真备课(陈寅恪《书信集》48页),其言并非客套虚语。
其次,上面所言是上课,傅先生所言是个人指导,略有不同,一为公开,一为私下。一般来说高水平之人不愿与低水平多纠缠,此事常有,亦在理中,不可强求。先要分清致张颐信中所谓“研究生”与致叶企孙信中所谓“研究助理”,是分在陈先生名下,还是没有分在名下。若是前者,当然是傅先生所责高傲自私不负责;若是后者,无所抱怨。
就前者而言,不轻易接受研究生或助理归于自己名下,也是慎重之意,老师对学生有要求,有选择,这应当是老师的权利;一旦归于名下,倾心相授,助其成才,相信这一点陈先生必能做到而无疑义。就后者而言,陈寅恪对很多并非归于自己名下,没有“师生责任”但才华出众的后起之秀,也都奖掖推荐,不遗余力。试看《书信集》,荐人最多。靛花巷三号时期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部王明(按:当时哲学部有王明、任继愈两位研究生,王氏后任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回忆:“陈先生通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年谱长编》197页)陈寅恪后来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作文还自署“青园翁寅恪题”(如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语),这个“青园”不指清华,而指靛花巷,可见对陈先生言,这也是一段好的回忆。
第三,傅斯年提到的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不能轻易否定。人是复杂的,陈先生负绝学,能识别英才而奖掖之,也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并非很苛刻,但这不代表他就是老好人,随和得不得了。同样是靛花巷时期的周法高(按:属于语言学部)回忆:“寅恪先生为史学组导师,先后指导汪篯、王永兴。第一期研究生十人,分住三楼二大间,先生亦住三楼,出入皆不交谈。余返南后,得悉余姑丈王伯沆翁为先生之业师。”(《年谱长编》197页)周法高即与陈寅恪先生缘浅,对面亦不交谈,这虽不能说明指导与否事,但可知亦有不理人时。西南联大翁同文之回忆,涉及研究生论文指导(按:时在1938年):“由于徐高阮、季平与我三人都是即将毕业,照规章仍该写论文一篇。当时教国史,也可指导论文的张荫麟先生应召去重庆,就都与寅恪师议定一个范围有限的题目,开始进行。寅恪师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他就不愿评阅。”(《年谱长编》191页)这是唯一涉及“不愿评阅”的字眼,但也合情合理。
总之,自陈归国之初到建国之初,皆“与人为善”,沈氏兄弟好几年不作一文,沈兼士偶作一“鬼”字,便得寅恪大奖,认为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称杨树达为“汉圣”,杨一生感戴。对后辈更提携赏赞,毫不吝惜,正如周一良所言“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嘉奖”,仅就《年谱长编》所列,已指不胜屈,奖陈述(168页),奖张荫麟(161页),奖罗尔纲(184页)。当然你如果不是周一良、陈述、罗香林,而要求他谆谆教诲,一点也不能不耐烦,那类似找事儿。建国以后便很少赞人,偶赞唐长孺,唐先生一生感戴,自许“教外别传”。唯一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是冯友兰先生著述审查,讲了一些一看就有问题的话,后来自我纠正,不再这样讲。陈捐馆数年,冯作文纪念,称陈先生“性格孤僻”,与卞僧慧所记,恰成对照(卞氏《老师之老师,公子的公子》云:“同学常看到陈、冯两先生在校园中相遇。陈先生抱着一大包书,冯先生拿的东西不多。相见之后,往往驻足很久。遥见两先生略作寒暄,即见陈先生讲说甚多,冯先生频频点头示意,亦有时插话,陈先生再讲。最后,两先生相向鞠躬九十度,各奔前程。”按,罗尔纲即记陈氏“胸怀旷达”,罗氏虽非久知陈者,但就学界交往言,并非如何孤僻,反倒可以说如鱼得水)。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资历、人品,其言必有所据,虽与其他大量记载不符,但傅先生所言当有其事。不过究其实,似非陈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导人,而由于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导人的时候。傅先生如此说,当非无中生有,而是夸大其词。
果如傅斯年所料,陈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从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然后离桂赴成都,据《竺可桢日记》,12月18日到达,任教成都燕京大学(按:私立)。与当时任教华西大学的顾颉刚有了交集。
半年之后,到了1944年7月,明知傅斯年最恨别人从史语所拉人,不知怎的,陈寅恪忽然写了封信去问董作宾能否赴华西大学教书,14日,傅斯年冷冷地回信:“寅恪兄:手书奉悉。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手写文稿付印,岂肯中辍?至于援方桂办法一说,方桂之办法不适用于其他人或其他学校,便乞华西或其他学校无以此为言。一切乞告前途为荷。专此敬颂道安。”(《遗札》1139页)陈寅恪得信不知作何感想。
《傅斯年遗札》
疏远与分别
蒋秉南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量讨论书本中事,故学术气氛浓厚;第二,情感充沛真挚,字字史评,催人泪下。其不足之处,事迹不备。故托师弟卞僧慧撰《年谱长编》补其不足。
陈寅恪入滇岁月,其同人、友生所记颇多,尤其昆明靛花巷一段,然入蜀岁月却几乎无所记载。不仅《编年事辑》无所书,即《年谱长编》亦几乎空白。今藉顾颉刚先生日记(共七处),零星补缀,虽或无关大体,然于其1944年蜀中生活(成都燕京大学时期)有较直观之记录,吉光片羽,堪可珍惜:
1944年11月17日星期五云:
与静秋同到四五六吃点。予至华西壩齐鲁村访厚宣,并晤其夫人。出,遇沈镜如。与之同到陈寅恪先生家,并晤沈祖芬。
11月19日星期日云:
午,与静秋赴蔡乐生家宴,到骆园。同席为陈寅恪夫妇,宾四,陈耀真医师,黄觉民,主为乐生夫妇及其子女三人。出,到宾四处,并晤黄淑兰女士。
11月20日星期一云:
夜,忠恕来,同到子杰家吃饭,同席为于主教,朱孟实,向传义,张大千,钱宾四,黄季陆,陈寅恪,罗忠恕,主为郭子杰。
11月22日星期三云:
与静秋同到商务书馆,应黄觉民之宴,同座为蔡乐生夫妇,汤逸人夫妇,寅恪,宾四,孟实,黄淑芬女士,翁培雍。
11月23日星期四云:
张克宽夫妇来。肖甫,大沂来。郑德坤夫妇来。王锺翰来。马松龄来。有警报,买包子当饭。与静秋到陈寅恪家。又到小天竺吃抄手。
11月30日星期四云:
与静秋到四五六赴宴,主为斠玄,大沂,厚宣,镜如,定宇,永庆;客为予夫妇及寅恪,方桂,吴雨僧。出,同大沂到新世界吃茶。
12月25日星期一云:
校静秋所钞《李石岑演讲集》序。与静秋同出,到后壩访高长寿,找不到。遇怒潮,至其家。出,雇车到存仁医院,视寅恪病。遇锺翰,希纯。
所记凡七处,几日日赴宴,与蒋秉南《编年事辑》所抒无限之愁苦艰难不甚合。
所引最后一则日记云“视寅恪病”,寅恪何处不适,病况如何,皆不可知。其实这次住院即是眼疾。左眼,卒失明。陈寅恪先生《书信集》致傅斯年第六十三函云12月18日动手术,顾氏夫妇探视正在一周之后(即25日星期一),手术不成功,视网膜皱于一处,后赴英治疗,谓视网膜完全脱落,无术治之。从此,“读书种子”陷入黑暗世界,无书可读了(其右眼于1937年散原去世时痛哭,视网膜脱离渐趋失明,七年之后,左眼亦归同一命运,惜哉。曾闻穆俦先生言,尝有友引荐一位高人,谓前知百年,后知百载,可无偿提一问题,穆俦老无所问者。临别,忽问“我的眼睛今生不知可免失明否”,通灵者踌躇数秒,慰曰“不致失明”。穆俦欣然归。其实无疑而问,深恐失目无乐趣耳。今述及寅恪先生事,涉笔及之)。
席中数人,略可追踪。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云:“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陈寅恪《书信集》99页)则11月13日即发病。而《顾日记》11月19日所记宴中有陈耀真医师,当在咨询眼疾事。而最终决定手术。又,1945年1月18日致傅斯年函空白处陈夫人附语云:“陈医生人很好,极直爽。”(陈寅恪《书信集》102页)此所谓“陈医生”当是一人,则为陈寅恪于成都存仁医院开刀之医生,或为陈耀真先生。
顾日记所记11月20日宴,“同到子杰家饭”。子杰即郭有守(1901-1977),字子杰,四川资中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赴法国留学。为张大千表弟,故席中有大千。1944年1月21日陈先生撰《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年谱长编》218页),知中人亦子杰。《傅斯年遗札》有三札致子杰,总第七百七十八函抬头云“成都省政府教育厅,郭厅长子杰兄”云云,知郭为成都教育厅厅长。此函所讨论者,即傅斯年与郭子杰商量史语所初到李庄,欲借住张家大院事。
据以上所述,知南下以后颠沛流离,陈寅恪不能听傅斯年之安排,又不能自了其局,往往须傅帮助,滋生不满,产生裂痕。
目盲之后,陈寅恪不仅陷入深深的恐惧中,经济困难更成为现实。1945年1月26日,陈寅恪致傅斯年略云:“寅恪自前年(三十二年)暑假离开广西大学,来燕大授课,除领教育部所发正薪外(每月薪水陆佰元,研究费肆佰元),至如其他教授应得之种种生活津贴、食米及薪水加倍等(如其他部聘教授每月之所应得者),分文未领过。换言之,以往一年半以来,已替国家(即教育部行政院)省下将近贰拾万矣,此点望能使当局明瞭及注意。”(陈寅恪《书信集》105页)我对民国时期大学转聘及由此产生之薪金问题全不在行,稳妥做法为仅提供材料而不判其是非,然此处所谓“部聘教授每月所应得者”,因其应聘私立大学而不得享受,若无明文规定,在陈先生个人遇此奇难而又物价高涨之时段,不当弃宽而从严。
但这种判断会因人而异。从陈寅恪《书信集》判断,李庄到香港通信只需七天,而将近一个月以后,傅斯年才给朱家骅写信,有所延宕,其原因大概是傅氏于此问题从严,认为既应聘私立大学,便不宜再向学部提要求。但傅斯年还是写了这封信,1945年2月22日致朱家骅云:“陈寅恪兄病中蒙兄一再汇款接济,友朋均感。彼自去年年底来三信,言及其部聘教授之待遇事。彼自前年离广西大学后,三学期中(在燕大时)仅领到部中之月薪(月六百)、研究费(月四百,此部聘教授特有者),其他如米贴、生活补助费解未领到,即以燕大兼课之待遇为生。彼今既生重病,且常依燕大不是办法……”(《遗札》1195页)
傅氏以自己节俭知名,不乱用公费,号称“为公家吝”(《遗札》596页)。他对陈寅恪不与史语所相始终,而移驾成都燕京大学,本来不满,这次乞米讨薪,必不以为然。但情况确实特殊,延宕之后,伸出援手。信中又点明这是陈立夫任部长时事,陈立夫与朱家骅不合,陈氏事情没办好,望朱勿践其失。但看得出来,傅斯年这种帮忙,如同1942年继续发放史语所聘书一样,已颇不耐烦了。
接着抗战胜利。1945年底,傅斯年忙着西南联大和史语所回迁的事,人虽在昆明,心已飞回北平。冬天来了,傅斯年缺件皮袍子,夫人俞大綵把料子寄给他,孰料傅先生还是太胖,料子不够用。11月30日,傅斯年致俞大綵云:“有一件怪事,前因料子未到,在你老太太处问,九姊立刻说,你老太爷给大维的一个狐皮袍,大维不能穿,要送我,我立辞,他拿出来,强我试之,简直尺寸正合适,必欲送我!我大吃惊,只好暂时拿回,后来还他。他对昭抡说,我为寅恪办了些事,故他如此。我以为必有下文,已而果然。寅恪家眷走的问题,要交给我。”(《遗札》1249页)九姊,即陈寅恪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作继妻。大维妹大綵嫁给傅。该叫嫂子的,家里人叫九姊。俞明震留给俞大维的一个皮袍子,大维不能穿,九姊强给了傅。这虽是亲戚间礼尚往来的家事,但这中间流露出傅斯年对帮陈寅恪忙的不耐烦。
按理说,俞大维和陈关系更近,俞已是高官,但陈事事靠傅。这样说起来,虽有牢骚,但傅不负陈。陈使唤不动亲妹夫,只能用表妹夫。傅斯年1946年1月20日致妻子俞大綵云:“大维返此,大快活,无人管他,每日有女人在座,便兴高采烈,不管何种女人,大有毛子水之风!毛亦在此,昨晚同在一处,惜你不在也。”(《遗札》1258页)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大嘲妻兄,而能不触其怒,倒也有趣。以前看过一本传记,说陈寅恪和俞大维在留学生当中,是贾府门前的那两只石狮子。不知是谁胡说!
1945年陈寅恪独自赴英就医,无功而返,归来已是1946年,回到南京,家属已先至南京。《编年事辑》引小彭笔记云:“四六年父亲从英国回国时,妈妈和我们姐妹三人分两批从四川坐飞机先到南京。父亲回国到南京后,我和流求留在南京读书,美延随家回北京。”忽略了后面出力的胖子。
1946年冬10月,陈自南京转沪,由海道返清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园。至此之后,傅先生更忙,陈先生转闲。在陈傅二位的书信集里已经很少找到二人书信往来之痕迹。1948年败走台湾,尚有一次联系,陈终究未从傅走。从此两地悬隔,直到傅先生1950年底辞世。
陈寅恪与傅斯年
结语
“但开风气,不能为师”,此语为傅先生设。他是学术领域最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当时便无人能比肩,今日更无人出其右。以懂学术,而作领导;以能任事,而作先锋。高喊“事情是傻子干出来的”,奋勇向前,而自己又一点不傻。五百年出这一位。陈得遇傅,是其幸事。虽不能始终,然已足矣。
史语所之前的清华国学院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阵地,然吴宓由于个人原因,未能成为后来的傅斯年,清华国学院亦水流云散,成为过往。此二机构于陈先生言,一前一后,同样重要。吴宓若能长袖善舞,得到上面支持,与清华国学院绑在一起,跑完全程,则将成为陈寅恪可以倚靠的大树。这任务吴宓没有完成,要傅斯年和史语所来承担。但由于性格原因,陈寅恪不能完全扑入后者之怀抱,与他相始终。无权无队伍的吴宓保持了对陈寅恪之敬,而本来敬陈的傅孟真先生转而变为令陈畏。世事难料,但陈、傅这段友谊,催生了巨大的“学术生产力”,并不辜负那段因缘。傅斯年代表国家机构,为保存读书种子不断绝,做出了他的努力。其间种种起伏挫折,亦人世间常有,无足抱憾。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这就是人。
陈寅恪与傅斯年,也相倚靠也相难。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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