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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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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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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各地宋元墓志的出土和整理情况有何不同?  

2016-12-08 20:21:38|  分类: 史料与史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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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各地宋元墓志的出土和整理情况有何不同?

郑嘉励

2016-12-08 14:2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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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2016年11月11日,应刘成国老师之邀,我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墓志与宋代文学、历史”学术沙龙。会上,我首先作“无题”的主题发言,谈了一些我对浙江宋元墓志出土和整理现状的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墓志与宋代文学、历史”学术沙龙。网络资料
墓志碑刻,历来是金石学家、文物工作者刻意网罗的文物。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对浙江全省碑刻的搜罗、著录、考订,至今足为楷式。其后,丁敬《武林金石记》之于杭州,李遇孙《括苍金石志》、《续志》、邹柏森《括苍金石志补遗》之于丽水,戴咸弼《东瓯金石志》之于温州,黄瑞《台州金石录》之于台州,陆心源《吴兴金石录》之于湖州,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之于绍兴,邹柏森《严州金石录》之于严州(今淳安、建德、桐庐三县)的明代以前墓志碑刻的著录。这既是文人墨客的“风雅事业”、证经补史的学术事业,也是保存史料的“名山事业”。
金石专书以外,晚清民国地方志,亦多辟有“金石”门。一府一县之地,明代以前碑刻,搜罗殆尽。
但是,传统金石学,亦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一、古人著录碑刻,以文字为主,多不附拓本图像。而古人又无今日之“文物保护”的理念,唯以录文、刊书为务,个别具有鉴赏性的碑刻,则据为己有,以为文人之间的风雅之助。大凡为清人著录的碑刻,十之七八,均已失传。鲁迅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我们也无妨说“清人著录金石碑刻则碑刻亡”。清代金石学家固然为国家民族保留了大量史料,但他们大规模的访碑未尝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劫难。所以,做学问、求知识的人,不必太“风雅”;二、清民时期,发掘古墓的风气未开,时人所见碑刻,多为当时矗立地表者,而随葬地下的墓志,则犹未见。旧金石书中的宋元墓志碑刻,多为墓表文,真正地下出土的圹志、墓志铭是很少的。
而1949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生产建设、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近年来,又多有盗墓出土者),浙江各地出土了大量的墓志碑刻。这些前人未见的新材料,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亟需全面调查、整理。自然,浙江各地区墓志的出土和整理状况,是不平衡的,不可一概而论。整体而言,其实际状况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各地墓志的实际资源量;二是墓志出土地的学术传统,尤其是当地搜集、整理乡邦文献的传统。下面,我将就此问题,略述己见。
成绩可嘉的温州 
首先是温州地区。温州的墓志出土和整理、出版状况,在浙江是比较出色的。吕溯《温州博物馆藏历代墓志辑录》,分上、中、下三辑,全面披露了温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墓志,其中多为早年永嘉、瑞安、平阳县出土者;金柏东《温州历代碑刻集》、吴明哲《温州历代碑刻二集》,多明清碑刻,但有少量早期墓志;杨思好《苍南金石志》、永嘉县地方志编委办《永嘉金石志》、陈纬《乐清历代碑志选》、孙建胜《永嘉场墓志集录》、瓯海文化丛书《瓯海金石志》诸书,尽管体例各异,如《温州博物馆藏历代墓志辑录》为墓志专文,完全以实物和拓本为据;《苍南金石志》著录范围虽不限于墓志,亦多以实物为据,因为宋元碑刻极少传世,今日所见的宋元碑刻,多数也就是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墓志;《永嘉场墓志集录》虽为墓志专书,然多据古人文集、族谱辑录,真正的实物反而很少。无论如何,这些著作对各地的墓志资源,已有很好的汇总和整理。
温州的过人成就,首先拜地利所赐。“温州佳山水”,比如永嘉、瑞安县交界的吹台山,宋元以来就是著名的“风水宝地”,有大量古墓葬;其次,因为“地不爱宝”,温州人多地少,生产建设活动频繁,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生产建设中出土了大量墓志;再次,近代以来温州有整理地方文献的优秀传统,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流风遗韵,出土墓志通常得到妥善的收藏、著录和刊布。
温州的成绩固然可嘉,但仍有几点可以补充。传统的墓志整理,多以移录文字为主,末尾,稍缀以文字说明,多以针对志文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的考订为主,反而疏于对墓志出土信息的描述。当然,史料考订是必要的,不过对整理者而言,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对出土信息的搜集和描述。史料考据,是外地学者在书斋内也能完成的工作,而出土信息则必须有赖于有机会接触实物的一线工作者,两者孰轻孰重,不难判断。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份准确的论文,并附有清晰的拓本,仍可能有信息流失。碑刻附属的“物质性”信息,其重要性并不必然亚于“文本”本身。兹举二例:
永嘉县花坦廊下村吕公山出土《宋故孺人刘氏墓志》(现藏永嘉县博物馆),字迹内填嵌白灰,底衬涂以黑色。出土之初,黑底白字,字迹如同书本一般明晰。这说明碑石刊刻完成后,还经过了打磨、嵌白灰、为底衬上墨等工序。而通常所见的宋代墓志,岁月侵蚀,表面已褪去装饰,仅以“毛石”的面目示人,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只有制成黑底白字的拓本,才能充分观赏。碑刻字迹内填嵌白灰的做法,亦见于余姚出土《南宋李光墓志》。我在武义时,曾清洗当地新出土的墓志,一盆清水,常常黑如墨汁,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古人常说“读碑”,我尝大惑不解,字迹模糊如此,怎么读呢?现在看来,古代碑刻,落成之初,字迹黑白分明,纤毫毕露,确是轻松“可读”的。而活泼泼的碑刻,化身为拓本,就“扁平化”了。这些重要的碑刻信息,如果著录者未加注意,很容易遗失;又如,2013年温州市龙湾区上朱垟的明代英桥王氏家族墓地,是五六代人聚葬的墓地,上迄明万历年间,下至清代,共出土墓志40多通。墓葬位次,按照长幼尊卑,分为五排,秩序井然。墓地外围,缭以石墙,形成独立的墓园。后来,因为墓园地隘,在墓园东南角,又溢出三座墓,系晚辈的家族成员。待墓园彻底“饱和”后,则另辟新址。明代英桥王氏,有按房支之别,规划家族墓地的做法,若结合墓志出土的具体位次分析,会有许多有趣的问题。而当地在著录这批墓志时,脱离了原先的墓地,只做孤立的著录和分析。于是,这批墓志就从重要史料,降格为“一般性史料”,因为志主的传记,也见于现存《族谱》。
台州:墓志出土和整理的重镇
台州,也是墓志出土和整理的重镇。1986年,临海县博物馆的丁伋先生,根据“台州地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编有《台州墓志集录》的内部出版物。丁伋是台州著名的文史学者,治学严谨,向以“乾嘉殿军”自勉,《台州墓志集录》著录严谨、准确,虽然未附拓本,仍可放心引用。但是,1986年至今,又过去了三十年,各地又有许多墓志出土,为当年未见;何况《台州墓志集录》因故遗漏了仙居县的材料,而仙居恰恰是台州墓志出土的重要县份。
2002年,丁伋的《临海墓志集录》出版,于临海墓志,又有大幅增补;金渭迪《黄岩金石志》著录黄岩墓志,也有超出《台州墓志集录》的,但错讹甚多,仅可充资料索引。新世纪以来,台州各地新出了许多墓志,如温岭南宋戴氏家族。即便吾乡玉环,一个孤悬海外的海岛,也有宋志出土。丁伋先生的墓志整理成果,均以石本为据,但他曾经在临海的明清族谱中,也辑录出一些经过考证认为可靠的墓志,将来增订《台州墓志集录》时,可作为“附录”。
说句题外话。台州各地的墓志整理,主要得力于1982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而2007~2012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普查力度、覆盖范围,远超过去。而墓志碑刻,作为散落在乡间的重要文物,居然被视为“可移动文物”,未能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踏遍家乡的山山山水,却不知网罗碑刻。如今想来,至为遗憾。
丽水墓志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丽水,即宋元时期处州(路),地处浙南万山深处,如今是浙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而宋元时期,人物甲于一方,楼钥《攻媿集》中至有“括苍达官最盛”的说法,南宋何澹、汤思退、叶翥、姜特立等,位重一时;元末“浙东四先生”,处州独占其三,刘伯温天下闻名。2013年,拙著《丽水宋元墓志集录》出版,丽水宋元墓志,首次结集出版;2015年,吴志华、吴志标《处州金石》续有增补,如2014年庆元县出土的《胡紘墓志》等。
《丽水宋元墓志集录》最重要的材料,当数关于何澹家族的一组墓志,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据此撰成《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一文。出土新史料,在系统性上,也许不会超过传统史料,更不能取代传统史料。但是,新材料可以刺激新议题,邓老师说,“假如不曾见到这批墓志,也许我就不会有写作何澹的灵感和愿望”,即此之谓也;墓志,另有一个潜在的学术价值。研究南宋何澹家族,如果想要恢复他们尽可能完整的人际网络,再多的传统文献和出土墓志,都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传世的明清族谱。然而,时过境迁,近代族谱记载早期历史的可靠性,后人无从判断。出土墓志,就具有“激活族谱”的潜在价值。丽水通济堰出土的何偁、何澹、何处仁夫妇墓志,记载志主的生、卒、葬的年月日,多与《族谱》严丝合缝,甚至可以准确到具体的日期与时辰,从而验证现存民国《屿湖何氏宗谱》《清源玉溪何氏宗谱》关于南宋何氏家族的记载,是高度可靠的。这就为宋元家族史研究开拓出了广阔的史料空间。
出土墓志,尤其以备日后“陵谷变迁”的圹志,记事多简略,似不起眼。然其潜在的学术价值,当作如是观。
宁波墓志可以改写地方史
宁波,是宋史研究中最受人重视的地区之一。南宋后期至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谓。鄞县、慈溪、奉化的山水之间,显宦名公,高坟累累。天一阁博物馆章国庆《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汇聚2012年以前宁波各县市出土墓志,至此涣然大备。鉴于宁波的特殊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遍》是近年宋代史料整理的重大成果,倘加以充分利用,庶几可以改写地方历史。
章国庆专注于石刻墓志的搜集。晚唐五代时期,越窑中心产区慈溪上林湖附近,盛行以青瓷墓志罐随葬。这批瓷墓志,年代集中,地域集中,仅流行于上林乡附近的蕞尔之区,极具特色。慈溪市博物馆厉祖浩《越窑墓志罐》于此用力甚勤,在田野调查和著录的层面,几乎做到了“题无剩义”的境界。
章国庆、厉祖浩先生搜集、整理墓志,通常只出于个人的兴趣和对乡邦文献的热爱,他们不求闻达,也从未有所谓“课题”或“项目”的支持,但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想当年,清代的阮元以浙江巡抚之尊,网罗两浙摩崖碑刻,尚多有遗珠之憾。章国庆、厉祖浩先生这些年来的艰辛劳动、苦心孤诣,可想而知。
惨遭盗掘的绍兴墓志
宁波之外,绍兴、金华也是宋元史上的重要地区。绍兴地区出土墓志,绍兴县文化中心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收集原绍兴市本级、绍兴县各文博单位收藏的墓志,但不完善,而且这是以宣纸印刷的线装“礼品书”,印数很少,流传亦不广;潘表惠《新昌文物志》、方志良《诸暨县文物志》(油印本),均收录有当地出土的墓志。除此,上虞“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档案资料、《东方博物》《越文化研究通讯》等学术报刊,也曾披露过少量材料。
绍兴出土墓志之大宗,在于民间收藏。有位张姓收藏家,收藏绍兴及邻近地区出土的宋元墓志,数量近百通。绍兴一县,短时期内,集中出土数量众多的墓志,上至品官勋臣,下至平民百姓,必将能相当真实、全面地反映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我们期待这批材料的面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绍兴盗墓猖獗,几至于失控的地步。2009年,绍兴至诸暨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公路沿线派驻了四个考古队,辗转各地,历时近一年,发掘古墓葬无数,出土器物却寥寥无几,因为当地所有的古墓均遭盗毁。我们无妨设想一下,以每发掘十座宋墓出一通墓志计,一百通墓志,意味着一千座宋墓遭盗毁。而这些墓志,也就永远失去了其出土地点、伴出文物等信息。所谓“盛世藏宝”,人人幻想一夜暴富,各地“挖宝”风气大兴,遂酿成文物保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为一叹!
有待整理的金华墓志
金华地区的墓志,少有系统整理,与金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地位和墓志出土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这是因为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中,少有章国庆、厉祖浩这样有志于“整理国故”的人;而民间或高校,固然不乏有兴趣的人,却无资源,终至于一事无成。我到金华地区的考古工作机会不多,也很少往金华的乡下跑。但对各县市博物馆的收藏家底,大体清楚,金华、东阳、浦江、永康、兰溪、磐安都有或多或少的墓志收藏,如金华出土《王淮圹志》、兰溪出土《范锺圹志》,都是位居宰执的人物,永康出土《陈充圹志》,志主系南宋思想家陈亮弟弟,可惜多数不为外界所知。
金华地区墓志调查最为充分的是武义县。2014年,我在武义明招山调查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工作余暇,对武义全境的墓志做了全面调查,共发现南宋墓志39通。这批墓志的分布状况,可分为三类:一、馆藏墓志,即收藏于当地公办博物馆或文物保护机构之墓志;二、近年考古调查、发掘新出之墓志;三、民间收藏,又可分两小类,其一为生产建设中自祖坟中出土并保存于民间祠堂之墓志,其二是以实物或拓本的形式为民间收藏家拥有之墓志。
以职业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只需毅力,第一、二类墓志的搜集,难度不大,尤其是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共18通,无疑是近年来关于东莱吕氏最重要的文献发现。当然,我到武义明招山,重点在于探索吕祖谦家族墓地的形成、发展和规划问题,及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家族,南渡以后,在自然环境、人文传统、丧葬习俗与北方迥异的江南地区,如何建设家族墓地的问题。而墓志,只是此项工作的副产品;第三类墓志,即民间收藏的部分,其搜集则无把握,或因限于信息来源,或因藏家秘不示人,人与古物间的遭逢,全凭缘分,整理者只能勉力为之。
金华,素称“东南邹鲁”,而今墓志的整理和研究,与周边地区相比明显滞后。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局面,需知金华本是吕祖谦“浙东学术”的中心、“北山四先生”的故乡。
 衢州。衢州市博物馆编《衢州墓志碑刻集录》,可资参考。
杭嘉湖等地缘何少有墓志
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杭州;“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嘉兴和湖州;还有严州,即淳安、建德、桐庐等地,出土墓志相当稀少。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可以各自编辑厚厚一册“宋元墓志集录”。而杭嘉湖,至多只能出本合集。
杭州墓志稀少,最不可思议。除了早年半山出土《南宋韦谦墓志》、杭州苗圃出土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墓志》等少数例子,几乎乏善可陈。杭州孔庙所在的“杭州碑林”,以收藏“南宋石经”著名。建国后,也兼收藏杭州及附近地区搬来的墓志碑刻,也见不到本地出土的宋元墓志。我们只要稍稍读书,可知西湖南山、北山及环湖诸山中,南宋时期曾是许多显贵人物的葬身之所,湖滨柳浪闻莺公园,曾为元代穆斯林墓地。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西湖之滨、环湖诸山,表面上看,山明水秀,风景优雅,其实,历史上西湖周边的“陵谷变迁”极其严重,绝大多数的古墓,在过去,也许在清代以前就已破坏殆尽。这是杭城墓志稀少之由么?我猜想。
嘉兴墓志稀少,那是因为嘉兴本是水乡泽国,甚少自然高地。本地缺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好阴宅,只好葬到别地去。湖州吴兴、德清等地,有山有水,又不太远。南宋时期嘉兴的大户人家,死后,通常会葬到湖州去。宋孝宗生父“秀王”赵子偁是嘉兴人,绍兴十三年卒,后来葬到“湖州乌程县菁山”,因为赵子偁墓在湖州,整支宗室都从嘉兴迁居湖州,后来的大书画家赵孟頫就是吴兴人。海盐县的鲁世宁,本为地方豪右,墓在平湖当湖,他的三个儿子,南宋时中进士第,并官居高位,他们死后,也都葬到了湖州。
两宋时期的江南水乡,火葬盛行,屡禁不止,除了佛教因素,更重要的恐怕是地势的制约。元代昆山人殷奎说苏州“于浙水西为地尤下湿,人死不得高原广陇以葬,则相为火柩,以胔沉江流”。卑湿之地,找不到好葬地,于是火葬、水葬盛行,以至于殷奎的父亲去世,援礼土葬,竟然招致众人的嘲笑。
墓志,是墓葬的随葬品。嘉兴人把坟墓建到了异地他乡,本土自然少了墓志出土的机会。非唯墓志实物少,宋元文集中的嘉兴人墓志也少。嘉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嘉禾宋文鈔》,是嘉兴地区的宋文汇编,多辑录自《全宋文》,墓志铭数量,区区五六篇,志主还多数葬到了湖州境内。反观温州人叶适《水心集》,志墓文字,成篇累牍。显然,地理环境是嘉兴墓志稀少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说南宋嘉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及温州。
如前所述,湖州地区的宋元墓志,较嘉兴丰富许多,但跟温州比起来,依然逊色不少。同理,这也不能说明温州比湖州经济发达、文化昌明。
原严州地区,“潇洒桐庐郡”。范仲淹《严先生祠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吴均《与朱元思书》“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严州不缺好山水,为何也少墓志呢?
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透。也许桐庐、建德地区,大型建设较少,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相对也少,墓志出土的机会也少。2004年,我去淳安县考古调查,未发现任何文物,悻悻而归。因为1957年新安江水库建设,古代淳安、遂安县最适合人居和埋墓的地方,多已淹没,如今那里名叫“千岛湖”。我走在今天的村庄,其实都是当年的半山腰甚至高山区,这些地方过去是不住人的。我想,如果想在淳安县获取大量宋元墓志,也许得先放干新安江水库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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