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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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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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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司马光  

2016-03-14 05:46:02|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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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司马光

制造司马光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胡文辉   发表于2016-03-13 09:05

辛德勇先生近出的《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来自原题《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长篇论文。

  在辛德勇先生看来,武帝的晚年政治形象——也即改变政治路线之举——只是出于司马光的虚构。但我检读之下,并不觉得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的政治形象,倒觉得是辛先生“制造”了司马光的学术形象。

《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著  三联书店  2015年10月第一版  176页,28.00元

  辛德勇先生近出的《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来自原题《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长篇论文,至于其主旨,由前后两个题目已略可窥见。只是我检读之下,并不觉得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的政治形象,倒觉得是辛先生“制造”了司马光的学术形象。

  辛著篇幅无多,但颇引起学界注目,亦不乏争议。针对原论文所见的种种疏失乃至硬伤,李浩先生有《“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一文(原载《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基于汉史基本文献已作了扎实的辩驳和澄清,在史料层面已相当充分,只是在逻辑层面似未达一间。他以为“《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事的记载出自刘宋王俭的《汉武故事》,司马光采录该书刻意构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完全不可信据”系辛氏立论的根本,仍嫌未中要害。以下仅就其要点申论一二,以作补遗。

  辛说的根本逻辑,其实相当简单:其出发点,是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只代表军事策略的局部调整,不代表政治路线的全盘改易;由此引出其结论,武帝的晚年政治形象——也即改变政治路线之举——只是出于司马光的虚构。但问题在于,辛对轮台诏的看法,还只是相当孤立、生硬的一家之言,只是一个明显缺乏史料支撑的假设,在第一章里,还只是用了“与其说……倒更像是……”这样的揣测语气;但到了第四章,他却将自己对轮台诏的假设当作了无需证明的前提,改用“不难看出……显而易见……”这样的确定语气,进而径指司马光臆造了汉武帝晚年改变路线的史实。也就是说,辛对司马光史学的严重指控,仅基于一个假设之上推衍出的另一个假设,而且,这两个假设都缺乏真正的文献证据支持。

  说到这,辛先生的支持者或许会跳起来:辛著第二章“《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第三章“《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那不是文献证据吗?对此,我是这么看的:

  司马光确实参考、利用了《汉武故事》,但绝非无所节制;比勘辛著第二章提供的两造文本,司马光直接袭用之处,也只“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一句而已。同时,就《汉武故事》的文本来看,并未特别突出武帝、太子两者的政见歧异,何以见得《资治通鉴》就是根据《汉武故事》而建立起“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描述呢?此其一。

  更重要的是,武帝与太子的路线冲突是一个问题,但武帝晚年改变政策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就算证明了司马光据伪史虚构出前者,也绝不等于证明司马光同时虚构了后者啊。换句话说,对辛的根本结论来说,司马光引证《汉武故事》的问题根本游离于外,无论此问题的论证成立与否,都只是一个不切题的论证,也即无效论证;辛著费了最多的功夫讨论《汉武故事》问题,并将这个论证(第二、第三章)置于其假设(第一章)与结论(第四章)之间,只是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已作出详实论证的假象而已。此其二。

  辛先生一贯的撰述作风,是以“史料”见重,那么,我且从逻辑层面转到史料层面。

  前面已说过,辛的立论,只是假设之假设,而更致命的是,这前后两个假设之间,实际上是无法衔接的——即使将轮台诏不代表武帝全盘改变政治路线这一假设作为前提,也并不能得出司马光“制造汉武帝”的结论;因为,要证明司马光有意编造了武帝晚年政治形象,首先得证明,在司马光之前,从未有人“构建”过汉武帝晚年改变政治路线这一历史叙事。易言之,这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言有易,说无难”的史料学问题。关于此问题的“说无”方面,辛根本未作任何论证,而“言有”的论证,却是我很容易作出的。

  最早指汉武帝晚年在政策上改弦易辙者,本就近在眉睫,正是班固——作为轮台诏唯一权威的史料提供者!就辛著第一章所引的《汉书·西域传》,已可见这样的描述:“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还不算武帝改变其军事冒进策略的证据吗?“既往之悔”,是不可能仅指个别军事战略的。好吧,再看《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再看《西域传》末尾的赞辞:“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这样还不够吗?李浩在商榷文章中已拈出这两条史证,并特别指出,“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八字足破辛说,是很确切的。所谓“下哀痛之诏”,足证轮台诏是针对全盘性的政策而言的,“哀痛”云云,对象明明是天下生民,怎么可能只限于一二战役呢?

  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可以保留一点疑虑,东汉人的记录并不等于就是西汉时的历史真相,《汉书》并非真正的“原始史料”(此语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已包含了“重构”成分,《汉书》的文本证据并不能绝对证明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可是,别搞错了,这是《汉书》的问题,不是《通鉴》的问题;就算是“重构”,问题也在班固身上(就现有史料来说,当然也无法证实),不在司马光身上呀!就是说,即便辛先生关于轮台诏的看法尚有一点薄弱的理由,他也完全找错了鞭挞的对象,这一错,足足错了一千年!

  还要特别指出,辛对轮台诏的异见,上述“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那段赞辞,无疑是最关键、最有力的反证。而这段话,就见于收录轮台诏的同一篇《西域传》里,就见于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开篇(田先揭此条,等于说明其立说的史源首在《汉书》,而非如辛所指的在《通鉴》),辛先生偏偏不见泰山,不加引录,这无法以疏忽来解释。我只能认为,他为了牵就其立论,有意回避了不利己见的关键文本,这在史料学立场是无法谅解的。

  那么,对班固所“构建”的武帝晚年形象,后世的读史者是否认可呢?我于此虽无积累,但也不难举证。

  我凑巧看到张九龄《开元纪功德颂》的序里有一段:“其负力者,乃堑山堙谷,尽境而筑长城;其黩武者,则挽粟飞刍,穷兵以耗中国。又失于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略之不恢,殆千余载矣!”这里说的,显然是秦皇、汉武;以汉武跟秦皇并举,跟司马贞斥武帝“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史记索隐·述赞》,据田余庆《论轮台诏》)、朱熹责武帝“去秦始皇无几”(《朱子语类》卷一三五,据田余庆《论轮台诏》)是相呼应的。那么,所谓“悔在末年”,自然说的是武帝。要知道,这些话本非专门批判秦皇、汉武,只是在议论“制夷”问题时,信手举之为反例;则由此更可见这并非张九龄个人的非常之见,而是可代表很多读书人的一般之见。

  还有这样一例: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载,宋神宗欲对北方强敌实行强硬策略,苏辙表示反对,并以汉武帝比拟神宗,令神宗勃然大怒;苏辙辩解说武帝是明主,神宗不买账:“辙谓汉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得为明主乎!”(据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卷第拾参“汉武帝”条)还有,辛先生自己也举了一例:孔武仲在其《论汉武帝》中总论武帝一生,唯有“末年愀然自悔,弃轮台之地,封丞相为富民侯”一事堪称“雄才大略”之所为(《临江玉峡孔公武仲文集》卷二,据《制造汉武帝》118页)。宋神宗、孔武仲两人与司马光约略同时代,他们说的话,当然不能认为是受了《通鉴》的影响吧。

  可见从东汉的班固,到唐朝的张九龄,再到北宋的神宗、孔武仲,他们对汉武帝的认识是一贯的,无不认为其“末年”有痛心悔过之举。这样,问题就很清楚了,所谓武帝晚年下诏表示罪己、改变其对外扩张政策的看法,在汉宋间实属士人的常识,司马光不过是合理地承袭前人之见罢了,又谈何“重构”,谈何“制造汉武帝”呢?而辛先生因此指摘司马光“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率以己意取舍史料、”“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更是无端地厚诬古人了。

  辛口头上以史料派自居,但他刻意贬低司马光及其《通鉴》的史料及史学价值,甚至将之拉低到欧阳修、王安石的层次(第四章),很显然地流露出一种史料学家所不应有的翻案心理,远远超出了他自称的“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语见其《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的范畴。是的,“良史莫如两司马”,若能将中国史学史上两大偶像之一推下神坛,是何等惊人的学术创获啊。司马光于史,当然未尝不夹杂“私货”——正如任何史家都难以做到绝对不夹杂“私货”——但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私货”是较少的,尤其相对于其时代,他处理史料之严谨,是古今公认的。无论如何,至少在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这个问题上,司马光恰恰并未夹带“私货”,而是贩卖了“旧货”。在指斥司马光时,辛更借朱熹的话以证司马光的主观,却不提很重要的一点:朱熹作为“哲学家”,其论史的主观实远甚于司马光,而且他出于正统论立场,对司马光的指摘还是带有门户之见的。如此片面地举证,就是“老老实实的史料比较考辨”(语见《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吗?

  观天下书殆遍,而又能强记不遗,非人所堪,故史料方面的疏漏,有时倒不必厚非;但证明假设的逻辑、运用史料的规则若有悖谬,则事关大体,是不可不深究的。

  最后,附带谈一下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据江湖传言,辛先生初始的撰述动机,就是因田著而起,但辛对并世的田余庆实际上已相当客气,倒是将戾气释放到早已是异代不同时的司马光身上了。

  田先生此文,我过去未曾细读,这次因“制造汉武帝”公案才认真读过。感觉分析细腻,确有史识,至少可作一家言,非辛著所能驳倒,其高明处,亦非辛著可及。田最突出的见解,并非对轮台诏作为政治转折标志的解释,而是对武帝与太子两条政治路线冲突的解释,即突出了二者的政见之异,并将“巫蛊之祸”归因于此。而这一点,我怀疑跟田先生所身历的政治经验和时代氛围有关。须知道,田先生治学的年代,也正是官方最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更何况他还曾被扯进“梁效”写作组呢?请注意,我不是说田先生意图藉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争,来具体影射现实的政治矛盾,比如毛与刘或周、林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在他们那一辈人,“路线斗争”情结是深入骨髓的,田在阐释武帝与太子关系时,若是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此类情结,那也顺理成章。而田的处理,并未因此而超越史料的分际,正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有分寸的地方。

  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田先生以为有史识,有“历史的深度”,而辛先生则以为“随心所欲构建史事”。我当然要站到田先生一边了。 ■

 

 

延伸阅读

  ●《秦汉魏晋史探微》

  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第一版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3/13/13391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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