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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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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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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吕思勉  

2016-04-17 19:13:29|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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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吕思勉 


重新发现吕思勉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虞云国   发表于2016-04-17 03:30

对初窥史学门墙的中国史研究者,吕思勉史学自应尊为首选。

  倘以用兵为喻,陈寅恪是出奇制胜存乎一心,无其天才而一意摹学,不是走火入魔,便是画虎成犬;吕思勉则规矩方圆有迹可循,中等材质而有心追摩,即便难期大家,也能治史有成。对初窥史学门墙的中国史研究者,吕思勉史学自应尊为首选。

  《吕思勉全集》 吕思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版 2600.00元

 

  吕思勉被严耕望推为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在他身后二十年间,已刊著作在台港时有翻印,大陆除印行其遗著《隋唐五代史》外,反而寂无消息。1965年顾颉刚重读吕思勉题赠《章句论》时,大发悲叹:“吕氏一生写作甚多,而身后竟无人提议为编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录亦不可见,悲已。”(《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这种状况当然与此二十年间大陆政治与文化生态息息相关。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思勉的旧作再版与遗稿新刊才走上正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其弟子李永圻先生的推动下,张耕华教授不懈搜求与艰苦校订吕氏全部已刊、未刊的旧著、遗稿,自2005年起历时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十八种吕著单行本或合编本,纳入总名《吕思勉文集》的丛书,为编纂《吕思勉全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合撰了《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收入未能编入《文集》的吕氏日记与散札等资料。

  十五年间,耕华教授不务声华,埋首吕著,焚膏继晷,孜孜矻矻,不仅成为吕思勉研究的硕学专家,而且无愧弘扬吕思勉学术的第一功臣。经由其手总成的二十六卷《吕思勉全集》终于在2015年岁杪推出,与业已行世的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大陆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与安徽大学版《陈垣全集》一起,让四大史学家全集最终呈现“四美并具”的局面。

  关于吕思勉史学,我写过《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吕思勉与新史学》的专论。近日披阅《吕思勉全集》,记下这些片断性随感,或可视为对旧文的补充。

  严耕望是钱穆的学生,吕思勉是钱穆的老师,也是严耕望的太老师。他所推举的四大家即陈垣、陈寅恪、吕思勉与钱穆,入选条件是“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据他说,钱穆受吕思勉“影响最大”,吕思勉对钱穆也“深为奖掖”,师生同成大家后,仍切磋问难,互有补益,这有钱穆《师友杂忆》可以对证。抗战胜利不久,钱穆再访母校,吕思勉请他演讲,钱穆开讲便说:“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校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民国师道如此,不禁令人动容。《吕思勉全集》有近八卷二十种左右的教科书,科目涉及历史、地理、国文、修身、文选等,其受业弟子中有钱穆、唐长孺、杨宽、黄永年、徐燕谋等大师名家,说他是史学大师,固然实至名归,却鲜有说他是教育家的,未免有点论之不公。

  严耕望论定四大家立学术标准三:一是史学涉略面,二是史著述作量;三是史学识见度。

  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劄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二十六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而为三十二开本,《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卷却为十六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二十二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

  近年报章时见评骘民国学术与当代学术的高下之论,且不究诘那些话语的潜台词,倘以吕思勉作为民国史学的大师代表,在史学涉略的广度上,在史学识见的深度上,在史学规模的创获上,当代史坛能找出哪位大家足与其前后辉映呢?

  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严耕望认为,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近代史学崇尚仄而专的深入研究,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吕思勉这样博通周赡式的学者未免低估;二是二十世纪新史学以是否使用新史料作为衡量标尺,而吕思勉史学主要取资于习见的正史,因而受到轻忽;三是吕思勉身处远离民国学术中心的上海,长期任教的光华大学更非一流大学,他又不求闻达,从来“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用当下行话说,就是不炒作、不推销自己,也没有占据要津的弟子为之揄扬。但相较于跻身学术中心而位居学术领袖的那些大师,吕思勉以非主流的身份,在难以获睹新史料的限囿下,以人皆能见的二十四史作为资粮,“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种魄力与坚毅力,让严耕望感叹,同时代成名史家“恐怕都难以做得到”。

  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即便19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远不像近年那样不堪入目。

  对吕思勉学术的认知,后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与吕思勉同辈或仅低一辈的学者,在求学与治学期间往往已读其书而深知其学,无不给予高度肯定。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陞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

  而鼎革以后成长起来的史界学人,对吕思勉的认识却有曲折的过程。1998年,王家范先生坦诚承认:“说起来实在不敬,因种种的缘故,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还是近几年的事。”这“种种的缘故”中,主要应是位居主流的史学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持续批判。反讽的是,吕思勉早在1945年《历史研究法》里就肯定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唯物史观,认为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他治史也尤其注意社会经济层面。严耕望抉发了这点,认为“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然而,1949年以后的无端批判,最终造成学界后进对吕氏史学的疏离与隔膜。作为率真坦诚的学者,家范先生曾痛切自责:

  古哲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至今思来真是愧悔交加。“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对后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

  吕氏史学再获推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吕思勉的学术活动与学术著作主要都在沪上完成,洵为上海史学界的鲁殿灵光。他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大。当然,不入华东师大历史系,吕思勉还是吕思勉;而若无吕思勉,华东师大历史学就会大为逊色。现在,吕思勉不仅是华东师大史学的品牌,而且打造成华东师大整个人文学科的标志。为了不再“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座大学设立了以大师命名的“人文高等研究院”与“学术原创奖”。这是对学术的致敬,也是对大师的纪念。

  然而,对吕思勉史学的含金量,史界前辈中也颇有不识和氏璞玉者。严耕望说:“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他这位未点名“朋友”应即牟润孙。据《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引杨联陞函说:“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而未提吕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牟润孙师从陈垣与顾颉刚,比吕思勉低一辈,曾与严耕望共事新亚书院,也算得上是名家,但于吕氏史学却有眼不识金镶玉。但持“抄书”之论者却远非牟氏一人。对此,杨联陞不以为然:“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广大”推其有规庑,“意义”赞其有史识。严耕望最识得吕氏史学精髓,对牟氏偏见大表不满:“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他进一步说:“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在严耕望看来,吕氏之书不仅仅是赵翼式札记,“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

  关于吕思勉史学主要取材正史而很少涉及新出史料的问题,仍有必要饶舌一辩。自陈寅恪首唱“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得预新潮流”,新史学主流就以能否取资新史料作为最高评判标准,这实在是对“新材料”的肤浅误读。作为新材料的甲骨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大内档案,的确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取用这些新材料也着实让中国史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但这些新材料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史的全时段与全领域,大部分时段与大多数领域仍须倚赖旧史料。而旧史料中的基本史料,毫无疑问仍是历代正史,更何况对旧史料以新眼光作出新解读,也就注入了新内涵,在这层意义上,旧材料与新材料完全是可以转化的。吕思勉当然清楚新材料的意义价值,但限于远离学术中心的非主流身份,不可能全部及时地获得那些新出的材料,兼之他立志写一部通史,以期说明“中国的社会总相”,由于从事的是全史研究,不少时段和诸多领域与新材料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在这双重因素下,他决定以二十四史为主创建自己的史学体系,虽属无奈却是理智的选择。打个比方,参赛者必须自带食材进行厨艺大赛,有的参赛者家境优渥,以山珍海味做出了满汉全席,固然抢人眼球;有的参赛者出身贫寒,却仍用家常食材做出了色味俱佳的特色菜肴,能说后者的厨艺水平与菜肴等级就不如前者吗?在二十世纪史学大师赛中,吕思勉正是后者,他以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半的功力,以最常见的正史材料构建起吕氏史学大厦,其规模在同时代却少有企及者,这恰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对史学新人来说,尤有必要重新认识吕思勉史学的巨大价值。我对吕思勉史著的阅读,说不上深入与全面,但有三点心得不妨献芹。其一,通观吕氏的《读史札记》与几部断代史,有不少篇章蕴含着他的问题意识与独到识见,是有待开掘的一座富矿,初入史海的新进学子倘能慧眼识货,自可从中获取欣然有得的提澌,觅得富有启迪的课题。其二,即便查阅吕氏通史论著,咀嚼回味他看似平实的论述,也往往折服于其史识的通贯性与穿透力。我在撰写《论吕思勉的宋史观》时,对这点深有体悟。吕氏断代史专著里没有宋史,他对宋代的论述大多散见于通史性论著,但真知卓识却随处可见。其三,倘以治史方法而言,吕氏史学才是史学正宗,最宜后学效法。在史料运用上,吕思勉并不一味追求新奇稀见,而是取历代正史作基础材料,以传统札记法为基本手段,初入门者易于揣摩,不难学习,只要假以时日,提升史识,进境可期。在史法运用上,如果说陈寅恪往往借助曲折入微的辩证论析,获得出人意表而令人叫绝的新解,吕思勉却并不刻意讲究别解高论,而是主要通过史料的缜密比次与通贯条理,藉抉发曾经遮蔽的史实,以获取前所未见的新知。倘以用兵为喻,陈寅恪是出奇制胜存乎一心,无其天才而一意摹学,不是走火入魔,便是画虎成犬;吕思勉则规矩方圆有迹可循,中等材质而有心追摩,即便难期大家,也能治史有成。对初窥史学门墙的中国史研究者,吕思勉史学自应尊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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