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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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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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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日考  

2016-05-23 04:01:14|  分类: 文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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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日考 


杜甫生日考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杨焄   发表于2016-05-15 02:33

关于杜甫的生卒年,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和新、旧《唐书》本传等早期文献中,不但语焉不详,而且颇有龃龉。

 

成都杜甫草堂正门

 

  关于杜甫的生卒年,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和新、旧《唐书》本传等早期文献中,不但语焉不详,而且颇有龃龉。经过历代学者仔细甄别,总算把生年确定为公元712年。至于具体日期,从宋人吕大防、鲁訔、黄鹤,到清人钱谦益、仇兆鳌、杨伦,乃至近人闻一多、朱偰、冯至等,诸家所撰年谱、传记都因史料无征而付之阙如。直到195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纂的《杜甫年谱》,在“公元七一二年”条中才正式宣布:“正月一日,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东二里之瑶湾。据《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公生于是年正月。’天宝十载《杜位宅守岁》诗云:‘四十明朝过。’又大历三年正月《元日示宗武》诗云:‘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据此可定其生日是在元日。”这一年恰逢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如果杜甫真是在正月初一降生,那么宋人王禹偁所说的“子美集开新世界”(《日长简仲威》),无疑又将平添几分特殊的意味。

  在这本年谱前有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刘孟伉所撰《简介》,称“此编于杜甫生平及杜诗各篇写作之时地,无不详加考订,期于至当,按年系谱,一目了然”,对自家人态度之谨严及考证之翔实都相当自信。《凡例》中也强调“编者写此初稿时,语语求其有根据,处处求其合史实,无可考者从阙,不可决者从疑”;特别批评前人“于杜甫之生日,皆付阙如”,而“兹编则于生日问题,依新提出之证据,已可能得一解决”。足见发现杜甫的生日,正是编纂者矜为创获的重要成果。在1961年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第二年——也就是他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编纂者虽不能预知此事,但能考证出确切的出生日期,实可谓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不过年谱的主要证据就来自杜诗,为何千百年来无人据此推阐,难免令人疑窦顿生。客居美国的洪业率先提出质问,他在1962年的《南洋商报》元旦特刊上发表《我怎样写杜甫》,介绍自己撰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的体会。在该书第一章中,他曾明确表示:“我们没法知道杜甫出生的月份、日期,甚至是季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曾祥波中译本)对新的发现当然会格外关注。可他并不赞同此说,认为《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之类“稍加考证,便露出作伪的痕迹来”,而“正月初一日的拜寿,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寿;不是母难、生日的寿”(此文已收入中译本附录),所以并不能采信。紧随其后,同年4月11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萧涤非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后收入齐鲁书社1980年版《杜甫研究》修订本),和洪业的意见不谋而合,认为“证据还嫌薄弱,不能成为定论”。针对那两首杜诗,他又做了更细致的分析:“按照我国传统习惯,任何人只要一进入大年初一,就都等于大了一岁,所以凡是一入新年便算四十一岁的人,当除夕时他都有资格说‘四十明朝过’,不一定非正月初一的生日不可”;“在唐代,大年初一,大户人家照例要喝点酒。……称觞献寿,更是常规,丝毫也不能证明这一天就是杜甫的诞辰。……即使是平常宴饮,宾主之间也不免有祝寿的客套,何况是正月初一,而且又是儿曹,‘献寿’就更不足为奇了”。简而言之,进入新年例添一岁,元日饮酒祝寿祈福,原本都是古人习俗,而年谱却牵强附会,造成过度诠释。

  时隔多年,移居台湾的郑骞在1973年又写了一篇《杜甫的生日》(收入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龙渊述学》),逐条批驳年谱所举证据:首先针对《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认为“书名似通非通,大概是取杜诗‘诗是吾家事’之意。此书从来没听说过,仅见《杜甫年谱》征引,确实是来历不明,面生可疑”;其次指出“四十明朝过”一句“乃是因为过年,与生日无关。《杜甫年谱》的作者,以近代传来的西洋习俗来解决中国古代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接着分析“献寿更称觞”一句“是祝人长寿之意,并不是近代所谓拜寿、作生日”,且细读该诗全篇,“一点生日的意味都没有”;最后又考察了杜甫另一篇在元日创作的《元日寄韦氏妹》,强调其内容“也是丝毫没有提到生日的欣愉或感慨”,“可成为有力的反证”。较诸前人,其论述更为缜密周详。

  经过洪、萧、郑三位先后考辨,《杜甫年谱》所倡新说显然扞格难通。可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人所料,仍有人对此坚信不疑。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其中有《李白杜甫年表》,在“玄宗先天元年(712)”一栏就赫然写着:“杜甫以正月元旦生于河南巩县瑶湾。”虽然没有提到所依据的文献,但应该参考过那本年谱。洪、郑两位的批评意见,郭沫若或是未能见,或是未及见。未及见者可置勿论,未能见者也不必苛责。正如在他之后的郑骞,除了洪业以外,同样“未闻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并不知悉萧涤非的看法。在交流不畅的年代,完全可以体谅。然而萧氏文章近在咫尺,郭沫若竟然也未曾留意,则让人殊感意外。这大概与《李白与杜甫》的撰述宗旨不无关联,他为了逢迎上意而对杜甫极尽嘲讽贬损之能事,对萧氏这样的杜甫专家,想必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屑一顾,自合情理。此外,萧氏的商榷未能引发相应关注还与当时的整体氛围有关,学术界正忙着举行一系列杜甫诞辰纪念活动,突然对其出生日期提出异议,明显不合时宜。为配合相关活动的开展,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62年起编辑出版过三辑《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的内容正是1962年1月至9月间发表的三十六篇论文,其中就有萧涤非的三篇,足证他在此领域中的影响。可书中并未选录在此期间撰写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甚至在书后所附同期报刊论文索引中也未见其踪影。是否为了维持和谐欢庆的局面而特意遮蔽掩盖呢?个中原委颇耐人寻味。

  以郭沫若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他主张的意见毫无疑问更能得到普遍的认同。萧涤非所在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后来曾集体编注过一本《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萧氏不仅参加撰写初稿,还审阅过部分二稿,只是未能参与最后定稿。而该书附录的《杜甫年表》居然也说杜甫生于“正月一日”,根本没把他的意见当回事。这本《杜甫年谱》在1981年一字未改地重版印行,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尽管有个别学者如陈贻焮认为“不得遽定杜的生日在元旦,甚至在正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杜甫评传》第一章),但受此误导的仍不乏其人。周采泉的《杜集书录》甚至将其与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相提并论:“所有杜甫年谱除闻谱外,以此谱最为有据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未直接言及生日问题,但对此当持肯定意见。早年在西南联大受教于萧涤非的王士菁,后撰有《杜甫年谱简编》,相继收入其编著的《杜诗便览》(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和《杜甫词典》(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虽未确指老杜生于元日,可还认为当在正月,依违两可,也没有尽奉师说。而近年来某些论著、选本依然言之凿凿地将正月初一视为杜甫生日,不明究竟的媒体则津津乐道,推波助澜。其实都只是辗转稗贩,以讹传讹。说到底,不知道杜甫的生日又能怎样?这丝毫无损于诗人彰显的博大胸襟与深沉气象,也根本不能阻碍我们继续研读那些生气淋漓、激荡人心的诗篇。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5/15/13513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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