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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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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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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本买中国书:“古典研究会”如何打造影印古籍的金字招牌  

2016-07-08 19:56:34|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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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本买中国书:“古典研究会”如何打造影印古籍的金字招牌

尹敏志

2016-07-08 18:22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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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日本的两个月里,除了学日语外,几乎每周末,我都会从横滨坐电车去一次东京,流连在神保町、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这三大旧书店聚集地。既为自己,也为在北京的师友购买各种中国史研究著作,尤其是明清史方面的资料。日本的古书店现在很多都有网站,但图书登记并不完全,亲自来店里,常常能有意外斩获,其中就有台湾或大陆出版社出版,后来流散到日本的图书。
为什么大老远跑日本来买中国书,再辗转寄回去呢?因为像《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那样的书,虽然是大陆出版,但在国内书市已经难见,在孔夫子网的价格甚至是被炒上了天,反而是在东京相对容易买到。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近年呈退化之势,和二十世纪的高峰期不可同日而语,很多藏书亦流向古书市场。再加上赴日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渐多,套用1929年陈寅恪先生的诗,现在的情况真可以说是“群驱东邻购国史”了。
但要论装帧最为精美,版本最为考究,最有“书”之美感的中文书籍,仍非日本“古典研究会丛书”莫属。我最近淘到其中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福惠全书》、《名公书判清明集》等烧付本,虽然近半个世纪过去,但除了函套受损以外,书本身保存完好,影印清晰,纸张坚韧,翻页时振振有声。这样高质量的书籍,与国内一些影印书籍比起来,可谓高下立判。那么,为什么当年的古典研究会影印古籍能维持如此高的水准呢?
古典研究会的起家:专门售卖中国书
古典研究会的成立,原本是书店“大安株式会社”遇到运营危机后的无奈之举。
1953年开业的大安社,创始人为小林实弥。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流行,脑筋活络的小林进口各类中国大陆杂志、图书贩售,用三轮车载着在东京各高校、研究所巡回销售,渐渐赢得口碑,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但1960年前后,中苏矛盾激化,鉴于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严格管制图书出口的政策,日本进口的大陆书刊忽然锐减,以薄利多销立社的大安业绩严重下滑。
为了应对这种无书可卖的窘境,大安领导层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影印日本现有的中国图书出售。最早印的是《新青年》、《向导》等民国旧杂志,没想到反响非常好。感觉此路可通的大安社,遂决定扩大影印书籍的范围,除了近代史书籍外,也影印日本国内收藏的汉籍与和刻本等。为此,小林特意委托公司职员坂本健彦找到著名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商谈,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在大安社下成立新的机构“古典研究会”专门负责此事。
大安社时期古典研究会丛书两种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科中国文学专业,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书志学专家之一。他参与了“静嘉堂文库”的建立,与宇野哲人合编过《新撰汉和辞典》,并系统调查了成箦堂、观澜阁、东北大学狩野文库、内阁文库、大东急纪念文库等日本重要图书馆的藏书情况,编写了详细目录,并著有《图解和汉印刷史》等,对日本境内的珍贵汉籍了如指掌,可以说是“古典研究会”前期的灵魂人物。
1963年,“古典研究会”正式成立,由长泽任会长,除他以外的十名会员中,既有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榎一雄(内亚史)、中嶋敏(目录学)这样的顶尖东洋史学家,也有伊地知铁男(宫内厅书陵部)、岩井大慧(东洋文库)、米山寅太郎(静嘉堂文库)这样的文库长,皆为一时之选。会员里年龄最小的,是42岁的山根幸夫(1921-2005),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明清史、中日关系史学者,不但为丛书撰写了大量“解题”,三十多年后还编写《古典研究会小史》,对研究会史做了一手记录。
3月15日,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大安社三楼的会议室召开,此后每个月开一次例会,就选题、版本、印刷方法等展开讨论。在前两次会议上确定下来要刊印的书,包括日光轮王寺藏明万历刻本《金瓶梅》、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东大图书馆藏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和抄本《皇明条法事类纂》、德山毛利家藏《新编事文类要劄青钱》等,基本都是中国国内稀见的典籍。由于这批书印数普遍只有几百册,现在已经非常难见。
1963-1969年大安社时期古典研究会出版的精品中国古籍,除了上述几种以外,还有静嘉堂文库藏刻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和东洋文库藏本《皇明制书》(大陆现有杨一凡主编的排印本),后者由山根幸夫校勘,以内阁文库本为底本,参照尊经阁文库、东洋文库、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市村文库等多个版本。古典研究会丛书选择版本之慎、工作之细,大抵类此。
研究会的分裂:“文革”来了,大安社倒了
大安社原本是在日本共产党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的公司,左派色彩浓厚,甚至一半的员工就是日共党员,故其售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背后也有宣传马列主义的考虑。1966年3月,日共访问北京时,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问题与中方产生严重分歧。“文革”爆发后,日共更在其机关刊物《赤旗》上不断刊载文章,明确批判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日本国内所有党员的支持。
1968年,“文革”所提倡的“造反有理”开始影响日本的大学。11月22日,东京大学学生为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占领本乡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安田讲堂。其它各地学校纷纷效仿,巅峰时期有300多所大学卷入纷争,140多所学校遭到学生封锁。次年1月18日,警视厅派出机动队强攻安田讲堂,“全共斗”学生则使用硫酸、燃烧瓶、砖块等武器激烈还击,次日,讲堂“沦陷”,200多人受伤,近400人被捕。
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
受安田讲堂事件的影响,大安内部的日共党员,也分裂为支持“文革”的“亲中国派”与“反对”文革的“代代木派”,两派爆发了激烈的路线斗争。代代木派后来发起“中国书不卖运动”,拒绝售卖中国大陆图书,会社内部的运营因而受到影响。1968年,小林社长为控制局势,解雇了两名“代代木派”的积极分子,然而这一举措却导致两派矛盾进一步加深。
今天的安田讲堂
感觉大安社不能长久的坂本俊彦,与另外两位社员嵯峨弘、大胡健一申请退社,并得到小林的同意。1969年5月15日,古典研究会正式脱离大安社,独立运作,长泽规矩也继续担任会长。同时,古典研究会又成立了新的下属出版社“汲古书院”,取明代毛晋“汲古阁”之义。新社的第一任社长,正是带头逃离大安社的坂本。半年后,因内耗而元气大损的大安社正式宣告破产,库存的古典研究会第一批影印书籍也被拿来偿债,流入古书市场,此后再没有重印过。
另起炉灶的汲古书院
1970年,日本古书市场二十四史稀缺,另起炉灶的古典研究会为了打开市场局面,长泽规矩也决定影印自己收藏的和刻本二十四史。在这个问题上,汲古书院的社长坂本颇有些不同意见,他主张拿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排印本缩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长泽赢了。早在大安时期,还是普通社员的坂本曾在给长泽寄书时,因为包装草率导致书略有损伤。结果几天后,长泽亲自到店里,气势汹汹地将其当面责骂一番。虽然坂本后来回忆道,“作为爱书之人,这种行为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两人地位之高下,由此可见一斑。
影印和刻本二十四史上市后,好评如潮,一时出现治中国哲学、历史学,以及日本史、美术史的学者争相购买的盛况。同年《静盦汉籍解题长编》、《唐话辞书类集》、《汉魏六朝韵谱》、《元一统志》等先后出版。随着经营状况的好转,度过了困难时期的汲古书院迁址到千代田区饭田桥的新楼。中断了大半年的古典研究会例会,也在11月底重新召开。初期的汲古书院,最大的特色就是出了不少实用的和刻本丛书,包括《和刻本经书集成》、《和刻本诸子大成》、《和刻本汉诗集成》、《和刻本类书集成》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长泽的私藏。
今天的汲古书院
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批和刻本书籍,其实并没有大安社时期的日本藏中国书籍影印本那么珍贵。因为和刻本汉籍的标注体例,适应的还是平安时代日本学者的“训读法”。即在汉字旁边标注大量送假名,并且在谓语、宾语的左下角分别标注“二”、“一”以指代阅读先后顺序。因此,读和刻本的日本人,不需要了解其原发音就能够理解其意思,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符号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看上去还杂乱无章,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其实京都大学学派的中国史学者,早就已经抛弃了这种读法。192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率先提倡“直读法”,否定传统的日式“训读法”,主张先学中文发音,再读中国书。同时期的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在北京留学归国后,在京都大学带学生用中文发音精读中国典籍,其中吉川还自定三条严苛规则:“一、不着洋服着中国服;二、做中国研究时不用日文而用中文写作;三、读书时不用训读法用直读法。”但当时,关西的这种学风,似乎并没有及时地刮到关东来。
1980年底,共主持出版了500多种古籍的长泽规矩也逝世,其最得力助手、庆应大学名誉教授阿部隆一,亦在1982年因癌症而去世。随着两位最重要的书志学家离世,汲古书院的出版方向也在慢慢发生改变,由原本影印研究资料为主,渐渐转向学术专著出版。1982年《汲古》杂志的创刊,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信号,榎一雄在创刊号卷首发表文章《德富苏峰氏的藏书》,随后几年,他成了古典研究会的顶梁柱。
很快到了1989年,榎一雄和岩仓规夫也驾鹤西去,于是山根幸夫成为“古典研究会”第一批会员的殿军。我最近与山根结缘,先是在五十岚书店买到汲古书院1985版、有“山根幸夫藏书”章的船越泰次《宋白续通典辑本》;后来又淘到2004年,即他去世前一年出版的《为中国研究而生第三》签赠本,里面的一篇悼文《栗林宣夫追思》这样写道:
“志江夫人曾对我说过,栗林氏三四年前得了重病后,以此为契机对藏书进行了整理。他说藏书最好不要死藏,不然会沦为无用之物,如果能流回古书市场,让广大研究者们重新所用,对于学术研究不是最有益的吗?对于栗林教授的这番话,我深为认同。”山根幸夫去世后任由藏书四散,而没有捐给某个图书馆设立“山根文库”,大概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而且这也是四十多年前“古典研究会”成立时的真正旨趣所在。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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