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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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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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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何炳棣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些深思   

2017-03-27 15:18:43|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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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何炳棣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些深思

2017-03-27 《北京日报》 

李伯重:“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何炳棣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些深思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何炳棣先生)

我初次拜识何炳棣先生是在1986年,但在此之前就已从先父李埏那里得知何先生的大名。先父与何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先父当时是研究生,何先生是本科生),何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自传性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提到他与先父的同窗之谊,并写道:当时他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先父则说:何先生才气过人,同时也极富个性,在联大学生中十分活跃。当时有联大学生二十来人,有的是毕业不久的,有的是尚未毕业的;有的是学历史的,有的是学哲学或社会学的,大家相约组织了一个学会,闻一多、潘光旦等好几位教授也参加了。学会叫做“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士”字,意即“士子学会”。学会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由一个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学会的召集人是丁则良、王逊和何炳棣三人。后来何先生考取公费留美,不久中美关系剧变,音讯遂绝。

李伯重:“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何炳棣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些深思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1971年秋,何先生等一批海外学者访问大陆。先父从报端上见到报道后,方知何先生的行止。改革开放以后,何先生回大陆更经常了。1986年夏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合作和安排之下,何先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作短期访问。直到此时,两位老友方有机会聚首。何先生在云南大学访问时,我恰好在昆明省亲,因此有幸拜识这位仰慕已久的学术前辈。


初见何先生,即感受到他特有的风度。何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爽朗的笑声或者直率的质问声,都远近可闻。在云南大学,他就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作了专题讲演。讲演会后,先父和家慈设便宴款待何先生伉俪。老友暌离四十年,一旦重逢,宾主都不禁感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他们回忆起联大时代的生活和师友,都觉得那时尽管生活艰辛,仍然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988年,蒙黄宗智先生之邀,我到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半年。此时何先生已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到尔湾加州大学任历史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在尔湾期间,我造府拜见了何先生。在何府与何先生的畅谈,主要是学术。何先生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你治中国史,一定要多读西洋史,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夜郎自大。譬如说,你有一篇文章谈明清江南的建筑业,你应当去欧洲看看欧洲从罗马帝国时代到近代早期的建筑。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欧。一些中国学者对欧洲的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把中世纪欧洲看得十分贫穷,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许多地方乡村中的建筑(特别是教堂),你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不如你先前所想。因此,不仅要多读西方好的学术著作,而且要到欧洲亲眼看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今天,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后来我到了欧洲,跑了不少国家,特别留心看古代建筑,深感何先生所言确实有理。


2003年和2008年,我应加州理工学院之聘,到该校任客座教授,又到了南加州。由于我不开车,依然是通过电话向何先生请教。何先生对清华感情极深,对我说他很羡慕老友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将终老于清华。何先生自己也很想叶落归根,在清华传道授徒,将自己一生的学问贡献给清华。清华历史系曾积极努力请何先生回清华短期讲学,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事终未成。一直到2010年,蒙杨振宁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资助,何先生回母校访问的心愿方得实现。何先生在清华作了两次学术报告,一次是在高等研究院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另一次则是在历史系的《夏商周断代的方法问题》。何先生做讲演之事在学校内外引起轰动,年轻学子们都抓紧这个机会,力图一睹这位学术大师的风采。讲演场所人满为患,许多学生只能站在门外倾听。在讲演中,何先生虽然耳朵有些重听,但是神采依旧,讲起话来声如洪钟,观点鲜明,完全看不出已是93岁高龄。


我参加了何先生在高等研究院的讲演,会后与何先生做了简短的谈话。我谈到我即将从清华退休,他听后颇感愕然,随后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与退休不退休无关。你看我现在已经九十有三,第二次退休也已多年,但每天读史写文,与过去没有两样。退休后,可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未尝不是好事。”因我此时马上要离开北京,未能参加何先生随后在历史系的讲演,因此2010年5月13日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得到何先生仙逝的噩耗后,我即转告一些友人,大家同感悲痛不已。他们在给我的电邮中说:“这几年,李埏先生、吴承明先生、何炳棣先生等老一辈大师相继仙逝,不胜悲痛,也不禁为经济史学的发展慨叹”;“那些令人景仰的前辈一个个离去,就像一个时代在拉上大幕,令人伤感”。是的,这批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师相继离去,表现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史学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则无人知晓。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给我们的一点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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