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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日志

 
 
关于我

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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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述学兼忆师友  

2017-03-05 20:03:58|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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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述学兼忆师友

章培恒

2017-03-05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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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1998年至2015年,戴燕教授访问了兴膳宏、陆谷孙、李学勤、王水照、裘锡圭等十余位老一辈学人,以了解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经历的时代,以及他们对人生选择、对历史与未来的思考。近期,这些访谈由中华书局结为一集,出版了《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在戴燕教授看来,题名“陟彼景山”即表达了学术传承之意,也表达对前辈学者的敬意。本文是戴燕对章培恒先生进行的访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对鲁迅的认识及入党
戴燕:章先生,最近台湾联经出版了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不知您看了没有?
章培恒:我没有看,但是《书城》上,还是什么地方有一篇关于他的日记的文章。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顾颉刚的日记是可以补充的,一九七几年补记他年轻时候的东西。
戴燕:有一部分,是后来补贴上去的。
章培恒:据那个文章说啊,他补上去的东西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以王国维啊、章太炎啊作为他学习的对象,而且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想,这个大概是后来他为了强调他的学术不是源于胡适而是自己造出来的。大概也就是在读到那篇讲他日记的文章差不多的时候,读到李学勤先生一篇文章,是讲清华的学术传统的,那里很明确地说,王国维的学术道路是跟顾颉刚他们的疑古不同的。他怎么会拿王国维作为他的学术榜样呢?至于章太炎,在学术上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见长,顾颉刚在这方面却老闹笑话,甚至连读普通的文言文都有问题。有一回他读到清初韩菼写的一篇文章里说曹寅“会董织造驻吾吴”,他竟不知道这个“董”字是动词,就如获至宝似地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写信报告胡适,说这位“董织造”是曹寅的后任,四月十六日又写信给胡适,说“《江南通志》里没有董织造,说不定是杭州织造,当在《浙志》一查”。直到四月十九日,在叶燮的集子里看到了“董治上方会服之事”的话,才于次日写信给胡适更正说“董织造”的“董”,“莫非是个动词,不是姓”。连读普通文言文的水平都低到这样,居然还说什么以章太炎为楷模!
《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刊行。
戴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补写的日记里,顾颉刚先生还提到他跟鲁迅的问题,那时鲁迅地位已经很高了,这件事好像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结。
章培恒:他与鲁迅的事情啊,反正是明摆在那儿的。他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书的事,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收获》上,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去说它。他要与鲁迅打官司的事,用心尤其深刻。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写信给鲁迅,说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该刊编者孙伏园的文章,引了鲁迅等人给孙伏园的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所以他要跟鲁迅打官司,要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当时鲁迅在广州)。这一招可真厉害。原来,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处于分裂的状态,广东、江浙等是蒋介石领导的,武汉则是汪精卫领导的,双方敌对得很厉害,汉口《中央日报》则是汪精卫的机关报,他们所要伸的“党国大义”自然是反蒋的“党国大义”。按照他的信的口径去起诉鲁迅,这事就闹大了。尽管鲁迅给孙伏园的信中只说顾颉刚前些时还“反对民党”,没有说明是蒋介石的党还是汪精卫的党,但他既跟汪精卫《中央日报》的副刊编辑关系如此密切,又跟他一起“欲伸党国大义”,蒋介石手下的人自会认定鲁迅亲汪而反蒋,后果就严重了。幸而蒋介石在八月份就宣告下野,这两个政权合而为一,顾颉刚也就不起诉鲁迅了。
戴燕:和鲁迅的矛盾,是不是也跟当时他所选择的学术路线有关系?他更接近胡适他们。
章培恒:据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顾颉刚当时说他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写《闲话》的陈源。不过,他对陈源也真够可以的。陈源相信了他说鲁迅抄盐谷温的话,并据此写文章骂鲁迅,其结果是自己倒了大霉。鲁迅晚年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甚至说,盐谷温的书早就有了中译本,《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译本,“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所以,陈源倘“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谎狗”的旗帜“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顾颉刚却竟然让陈源去做“谎狗”,不肯站出来承担责任。
戴燕:章先生跟顾颉刚先生见过面没有?
章培恒:没有。我在进复旦以前,一直在私立大学,而且都是很差的私立大学里边混。后来到上海学院,那个学校成立了只有一年就因为院系调整撤销了,那是当时排名最末的许多私立大学并起来成立的一个大学。顾颉刚也是上海学院的教授,我是上海学院的学生,幸而我当时已读过鲁迅的《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没有去选过他的课,所以没有跟他见过面。
章培恒
戴燕:您是在上海长大的,从前读不读张爱玲的小说?
章培恒:小时候大概看过,那真是小时候。抗战的时候,我还在念小学。但是因为我从小就看那些杂七杂八的书,所以张爱玲和苏青的书,我都看过。我看钱锺书的《围城》也很早,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我看了《围城》,唯一的印象就是赵辛楣老是请人吃饭。我对这个很羡慕,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老是请人吃饭!因为小时候主要看情节,张爱玲的小说里头连这类情节都没有,所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戴燕:他们算不算海派文化的代表?
章培恒:我想,当然他们也可以算是海派,但是其实鲁迅,恐怕也可以说是海派,因为他也在上海。穆时英什么的都算在里边的。
戴燕:您看武侠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
章培恒:我看武侠小说比看张爱玲他们要早,早个一两年吧。
戴燕:依您的看法,是鲁迅更能代表现代文学的主流,还是张爱玲他们这一批作家?
章培恒:我想,要说代表当然都可以说是代表。至于说哪个代表性大一点,那么照我的想法,恐怕是鲁迅的代表性当然要大一点。
戴燕:前些年,不少人觉得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太多讲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左翼文学了,现在又有点不同。其实研究现代文学,完全不联系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很难吧?
章培恒:我想是这样,如果讲意识形态的话,那么鲁迅其实是很复杂的,把他算在左翼里边,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算,但是恐怕不能简单化。如果说他是左翼的话,那么上世纪三十年代,其实也包括二十年代的世界知识分子左翼化都是同样的潮流,那个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苏联的宣传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来是有很多问题的,特别是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显露得比较严重,这些知识分子,包括纪德、罗曼?罗兰在里边,他们本来就是感到资本主义社会里边人压迫人,人的个性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对这种现象本来就痛心疾首,所以看到苏联的报道以后呢,以为苏联那是真正找到了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对苏联都很歌颂。但是纪德一到了苏联去实地考察以后就发现了问题,所以后来就被攻击为反苏的作家和反动的作家了。鲁迅是没有具体经历过苏联的生活,但是他跟中国的许多左翼作家显然是有相当大的矛盾,所以在萧军想参加左联的时候,鲁迅曾经写信给胡风说,他认为萧军还是不参加左联好,参加了左联以后就加入到那个无聊的纠纷里边去了,就出不了成绩了。他认为在当时能够出点成绩的,其实是左联以外的人,所以他其实对于中国的所谓的左翼文艺,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左联都并不满意。左联他开始是支持过的,但是后来他是对左联很反感的,所以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够说他是左翼文学,我想这是一个问题。至于对苏联,严家炎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鲁迅的晚年对于苏联的情况其实有所警觉,所以苏联一再请他去,他一再表示不去。严家炎先生的文章里边引了一点胡愈之的材料(因为当时是通过胡愈之来请他到苏联去的),从中可见他对苏联的肃反已很有顾虑;最近吴中杰先生的《鲁迅传》又增加了一些相关的材料。所以他如果读了纪德的文章,或者到苏联去看过,到底会怎么样,实在是很难说的。所以毛主席说,如果鲁迅活到解放以后,也有可能在监牢里面。他一直说自己跟鲁迅的心是能够相通的,我想这倒确实是心相通的人所说的话。
戴燕: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大多比较“左倾”,或者说那个年代的人觉得这就是代表着进步、美好的方向。章先生本人年轻时是不是也曾怀有这种理想,因此对革命有一种同情、好感,然后参与其中?
章培恒:我曾经被认为在学生运动里边比较积极,所以我是在上海解放前就入党的。当时只觉得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有依靠共产党的努力。我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在民主、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什么的,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我入党的时候实足年龄只有十五岁,我的介绍人跟我是同龄的,他入党比我还要早两年。我当时初中念的一个学校,其实是地下党办的,所以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接受了这种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思想。但是那个学校从校长到老师,他们主要追求的也是民主、自由、平等,对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那个中学,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成了右派。
戴燕:那时学生党员在同学中占多少比例?
章培恒:真正入党的大概是数量很少的,但是要求民主、自由、平等,这个是相当多的。我这说的是原来上海租界里的学校。
教会学校与“五四”传统
章培恒:因为上海租界里的学校,除了教会学校以外,大概都是受“五四”文化的影响比较深的,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念过那种传统的启蒙的东西,我所念的都是新的课本。我后来念“四书”,那是托日本人的福,日本军队进入租界以后,就命令这些小学校,叫小学生都得念“四书”。我是在那种情况下才念了《论语》、《孟子》这些东西的。
戴燕:这很奇怪,一个殖民者,他会要求你们这些被殖民者读你们所谓的“国粹”。
章培恒:他不是殖民,那是统治啊!在租界的时代,英国、法国等国家可以说是把上海当作殖民地,日本他们是直接统治上海。
戴燕: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好像也曾要求东北人学习今天我们叫作“国学”的这套东西。
章培恒: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当然东北可能跟上海租界还不一样。但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主持底下,学校已较清末有所变化。“五四”运动以后,教育部曾经通知所有的小学都废掉文言文的教育,文言文去掉了,那么“四书”、“五经”当然都无法读了。只是当时的统治不是很严密,所以像上海租界这样的地方,恐怕这种规定都是贯彻得比较严格的,但是文化比较后进一点的地区,也可能对教育部的这个规定没有认真贯彻,所以学生还照样念点旧的启蒙书。
戴燕: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讲国学,是不是跟“五四”传统有些不同?
章培恒:这种事情很难说,对这种现象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一九八九年以后,复旦历史系办过一个“儒学与现代化”的研讨会,请谭其骧先生去发言。谭先生就说,他对儒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啊,一直弄不清。他觉得,儒学跟现代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现在有些人所以提倡儒学,无非是觉得有了儒学以后老百姓就比较听话。这个几乎是他的原话。但是他说,要靠儒学来维护统治大概是很难的。下面就举了一大通例子,从汉武帝独尊儒学开始,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靠儒学来维护统治,但是全都没有成功。还有一种说法呢,他说,就是西洋文化是侵略性的,是等于要危害中国人民的,所以我们要复兴我们传统的文化去对抗这些有害的西方文化。他说有许多事情也想不通,比如说义和团,这个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是我们自己搞的,那个“文化革命”也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也是我们自己搞的。他大概讲了一通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这个事情,朱维铮先生是印象比较深的。讲完了以后,全场热烈鼓掌。那一次会,唐振常先生也参加了。唐先生接下来有一个发言,意思就是说他很赞同谭先生的话,但是他就不敢说这一种话。他发言以后,大家也鼓掌。
戴燕:谭先生当然还是受了“五四”的影响,受过“五四”影响的一代人,看来基本上都不太赞成原封不动地恢复传统的东西,现在倒是一些特别年轻的人,反而会说要念经书、穿汉服什么的,有新鲜感吧。
章培恒:如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来看,八十年代有许多青年其实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都是有看法的,所以有不少青年对传统文化批判得很厉害。然后从一九八九年以后,恐怕是有意识地来提倡传统文化,也提倡儒学,那么这以后的年轻人,尤其是当时的中学生跟小学生啊,恐怕都是在这样一种气氛底下逐步成长的。到现在二十年了,那时候的中小学生现在已经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现在对传统文化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想也是很正常的。
戴燕:章先生自己对现在种种关于恢复传统文化的办法有什么看法?
章培恒:我不知道传统的恢复是什么意思,因为中国的传统本身是很广的。“四书”、“五经”是一个传统,晚明是一个传统,《金瓶梅词话》也是一个传统。恢复传统啊,到底是恢复什么传统,从什么角度去恢复传统?还有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那么二十世纪的东西是不是也算我们的传统?如果也算的话,那么鲁迅也是一个传统,恢复鲁迅的传统,是不是也要归入我们恢复的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就说儒家的传统,孔夫子当然是个传统,董仲舒也是个传统,王阳明也是个传统,其实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也还是推崇孔子的,这个也是个传统,如果恢复儒家的传统,那么是恢复哪一个儒家的传统?
与王元化先生访问日本
戴燕:在上海,王元化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思想文化学术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您跟元化先生交往多年,您怎么评价他?
章培恒:我想,王先生当然是一个很有贡献、也是很有自己见解的人,他晚年对“五四”文化是有所反思的,但是我想他的反思跟现在的提倡国学潮流未必是一致的。
戴燕:您跟他从胡风事件发生时就被捆到一起……
章培恒:但是我那时还不认识他。他曾经来复旦当过教授,教文艺学,但他是给高年级开的课,我当时是低年级,所以还无法去上他的课。我说不认识是说他不认识我,他来复旦教过书,人当然我认识,但是没有说过话。后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认识的。
王元化
戴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您就跟他一起去过日本。
章培恒:是啊,那是认识以后不久。我是一九八一年还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认识他以后不久就跟他一起到日本去,跟他一起到日本去的还有一位牟世金先生。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是他挑的,但是挑的时候,我想他并没有考虑到跟他的私人关系。
戴燕:那时是不是您第一次去日本?
章培恒:那时我已经去过了,去教过一年书。
戴燕:您去日本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年,去神户大学。那时教什么课?
章培恒:讲得比较多,他们把这个叫作外国人教师,钱是文部省出的,学校里边只要申请一个名额,所以待遇比较高,但是要上的课也比较多。神户大学也算是照顾我的,它有的课是给我排着但不让人选,那是为了应付他们文部省的规定啊,就说我已经上足课了。当时我上的课大概一共有四门,一个星期是八节课,他们的一节在时间上相当于我们的两节。
戴燕:那是您第一次到日本吧?在这之前,从小时候见过日本人,中间几十年很少有接触,包括与日本研究汉学的那些人也不接触,那您第一次去,对日本的感受如何?
章培恒:我觉得很好。那时可能是中日友好发展得最顺利的一个时期,我遇到的日本人对中国人都很友好。因为一个是当时中日已经建交了,一个是中国不要求他们有任何赔偿,另外一个呢,他们当时的民族主义,可能没有后来厉害。
戴燕:有没有觉得日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跟当时中国差距很大?
章培恒:是,当时我觉得中国如果能够发展到像当时的日本那样,就不错了。如果从我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大概跟当时不是很富裕的日本教授的水平已经比较接近了。
戴燕:那时有没有感觉到日本的汉学家跟中国学界有什么不同?
章培恒:我想从当时的日本学者来说,他们的视野比中国的要开阔得多,同时他们在研究中国学问上,面也要比中国的学者广得多。因为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受苏联的影响,我们的面就越来越窄,那么他们呢,还是面比较宽。譬如神户大学有一位伊藤正文教授,他是比较早的京都大学学生,他在神户大学开的课啊,有“六朝文学”,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有“郁达夫研究”,有“《说文》研究”,可是当时包括现在,中国哪一位教授能够同时开这几门课?
复旦中文系的黄金时代
戴燕:章先生最早念商科?
章培恒:我原来学过商,后来学新闻,再后来学中文。中文就是在上海学院,因为那个学校实在是比较差,我越学越觉得没有意思,所以想去学医。我到上海学院申请退学,学校有关负责人说不能退学,我说休学,他说休学可以。那个时候,我肺结核还没好,所以就以生病的理由休学,休学期间,就温课迎考,准备从大学一年级念起。等到招生的时候,教育部有个明确的通知,已经大学入学的学生,不准再去考统考,这样我就无法学医了。一九五二年我进复旦。
戴燕:那时中文系是郭绍虞先生当系主任?
章培恒:是的。后来有一度郭先生生病,就由刘大杰先生代理系主任,郭先生病好回来,刘先生的代系主任就不做了,郭先生继续当系主任。不过不久就辞职了。当时我先在念书,后来因为胡风事件到图书馆去工作,这方面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只是从朱东润先生的传记里边,后来又从鲍正鹄先生那里听说,郭先生大概行政能力本来就不很强,再加上他经常不到系里,学生的反响比较大,这样他就提出辞职,朱先生接任系主任。
郭绍虞
戴燕:章先生听过这些老师的课吗?
章培恒:郭先生、刘先生的课我都听过。郭先生的课大概内容应该是很好的,但是他的表达能力不行,所以听了大半学期他的语法课,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他生病了,请胡裕树先生来代课。胡先生是表达能力很强的,所以胡先生听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郭先生在说什么,就把郭先生讲过的事情重新再梳理一遍。他大概也就用了一两个星期,他一梳理我们就都清楚了,原来郭先生是在跟我们讲这个。
戴燕:看郭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流利,想象不出他讲课是这样的。
章培恒:他讲话完全不行,一个是他苏州方音比较重,讲话里边“这个”跟“赛过”特别多,那也就不去管它了,最麻烦的是他有时候一句话讲了半句,下半句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底下,学生怎么能够听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何况语法这个东西,规律性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都承认郭先生确实有学问,也确实内容很丰富,但是如果没有胡裕树先生给我们梳理一通,我们实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戴燕: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很多有名的教授都到了复旦,那时是不是复旦中文系最好的时期之一?
章培恒:确切地讲是最好的时期。
戴燕:您经常提到您的老师朱东润先生、蒋天枢先生,还有贾植芳先生,这几位先生学问的风格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章培恒:是的,但对我都有很深的影响。刘大杰先生跟我也很不错,但是刘先生对我的影响比较小,因为我受刘先生的影响比较晚。
戴燕:您对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怎么评价?
章培恒:我想恐怕是他同时代里边最好的一部吧。
戴燕:比其他的都好,包括他后来修订以后的?
章培恒:修订以后的就很难说,修订以后,它原来的特色就慢慢地减少了。刘先生的好处一个是重视理论,一个是重视文学的贯通,这些是我佩服的。但在我对他有较多理解之前,已经受到贾先生的类似的影响了。贾先生很重视理论,他自己就翻译过恩格斯的书。
戴燕:贾先生怎么上课?
章培恒:贾先生讲“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他选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作家来讲。一个就是讲鲁迅,当时讲课也不大有计划,所以他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好像讲了也没有几个作家,都是有代表性的。
当时还有一个中国新文学史的课,那是余上沅先生讲的。余先生是“新月派”成员,所以他讲这个呢,实在是讲得很辛苦,因为他对鲁迅本来就未必喜欢,但是当时按照有关的教材啊,必须突出这一方面,所以后来看贾先生的回忆录,讲余先生每天备课都备得很晚,因为这些东西他实在不熟悉。当时是重视苏联文学理论,余先生的理论又是英美文学理论,所以他更需要一切都从头来,从头来的结果呢,是学生对他的课还是不大喜欢。
戴燕:贾先生上课很受欢迎。
章培恒:是,是。
戴燕:可是他有很重的口音,这是在上海啊。
章培恒:开始的时候不懂,慢慢听也就听懂了。后来他给陈思和先生他们那个年级上课,大家就都不容易懂他,但是贾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学生很有亲和力,所以学生到他家里去,大家是从他的家里慢慢听懂他的话,然后才对他所说的内容感兴趣。
贾植芳
戴燕:复旦中文系的这些大牌教授们,各个训练不同、主张不同、治学方法不同……
章培恒:但是互不干预。我念书的时候,大概中文系的唯一的特点,就是有成就的教授比较多,而且都能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互不牵制。
戴燕:朱东润先生是不是一个特别努力、勤奋的人?
章培恒:我搞不清楚,当然比刘大杰先生要努力、勤奋,但这恐怕也是个人的作风不同。刘先生会玩,但是我想他在不玩的时候也蛮认真的,不然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戴燕:蒋天枢先生做学问的方法相对传统,他主要上什么课?
章培恒:他恐怕主要还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蒋先生好像讲过一个唐代诗歌之类的课,我曾经去听过两星期,后来因为跟赵景深先生的课冲突了,无法听下去。当时蒋先生的课,是不在我毕业必须念的课里的,我听的赵景深先生的课“人民口头创作”,是必须有成绩才能毕业的。本来这两个人的课没有冲突,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赵先生的课时间换了,一换就跟蒋先生的课冲突了,那只好去听赵先生的课,不听蒋先生的课了。另外,蒋先生后来开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段,先秦两汉,还开过一些专题研究的课,比如说《诗经》研究之类的。
戴燕:“文革”刚一结束,您就出版了《洪昇年谱》,听说就是受了蒋先生的影响。
章培恒:因为蒋先生年轻的时候做过年谱,做过《全谢山先生年谱》,我觉得他很有收获,我想做年谱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所以也想做一部年谱。
戴燕: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做的?
章培恒:大概一九五七年左右开始,到一九六二年就结束了。一九六三年,我交给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看了以后提出一点修改意见,改完再交给他们,他们就不敢再出什么书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直很受上海市委宣传部注意,因为当时的负责人李俊民先生对左的东西很有看法,他所用的人大概也都是在当时被认为不大好的人。他下边有两个编辑室,一个编辑室的负责人是胡道静先生,胡道静先生学问很好,但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所以“文革”期间他就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位负责人是金性尧先生,就是文载道,在政治上也长期受到误解甚至歧视。这是他下面两个大将。这个出版社当时很受市委宣传部的注意,李先生呢级别又高,比张春桥他们大概只高不低,所以不搞“文革”呢也不能对他怎么样,但是不断地对这个出版社敲敲打打。到了一九六四年以后,他们觉得情况不对,就尽量不出书了。那么我这个《洪昇年谱》也就出不了了,所以一直等到“文革”结束以后才出。
戴燕:赵景深先生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学者,他上课有趣吗?
章培恒:赵先生的课上得很有吸引力,一面说一面唱。我自己没有上过他的大一语文,我进来的时候已经两年级了。据说他上大一语文的时候啊,当时大一语文的教材是统一的,这个教材也实在是选得奇怪,里边有一课是京剧《打渔杀家》,这怎么个教法呢?他知道一个女同学会唱京剧,他就把这个女同学叫起来,两个人对唱,赵先生唱剧中的那个父亲萧恩,让那个女同学唱女儿萧桂英,结果唱完了,这个课也就上完了。
戴燕:复旦中文系一度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力量特别强,这跟郭绍虞先生有没有关系?
章培恒:不只是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也是研究文学批评史的,刘大杰先生还主编过文学批评史。刘先生原来不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但是周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周扬是很重视文学批评史的,他指定刘先生主编文学批评史。这样一来,复旦文学批评史就有了三个专家了。
戴燕:这就变得很强了,然后王运熙先生他们也起来了。
章培恒:王先生本来也不弄文学批评史的,因为刘先生主编文学批评史,点了几个人帮他一起弄,第一个就是王运熙先生,还有是顾易生先生。所以后来《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王先生和顾先生主编,他们其实都是刘先生主编文学批评史时候的班底。再有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李庆甲先生,李先生很早就去世了。刘先生的文学批评史在“文革”前出了上卷,后来等到“文革”结束重新要编文学批评史的时候,那就是由王运熙先生来负责了。
王运熙
戴燕:从一九五二年起,复旦中文系之所以形成现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主要靠的是什么力量?
章培恒:复旦以前有个学生叫颜海平,她现在在美国一个大学当教授,前些时候有人访问她,她说朱东润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学术上的灵魂,这个话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朱先生他一个是有理论,一个是外文好,一个是古代文史的基础好,所以希望以后复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够这样。大概从这个角度说朱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学术的灵魂,这个话我想是对的。
戴燕:复旦中文系与上海其他兄弟院校比如华师大中文系有什么不同吗?
章培恒:当然有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啊主要不是教授之间的区别,是领导的区别。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华师大中文系跟复旦中文系的学术力量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搞文学的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比较年轻的比如说钱谷融先生,搞文字学的戴家祥先生,在学术上都各有特点,两系在学术力量上也许有点强弱之别,但大体差不多。但是华师大的领导是真左,我们的杨西光先生是形左,所以施蛰存、徐中玉、戴家祥、许杰这一批人全都成了右派,而复旦学术上强的人一个都没有动,只有陈子展先生划成右派。陈先生划成右派那是在劫难逃,因为是上面点的名,当时复旦有一批出了名的“右”的教授啊,包括张孟闻、王恒守,还有孙大雨,陈子展先生是经常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保不住的。除他以外,中文系学术水平高的人没有打成右派的。
戴燕:这也是上海的特殊情况吗?
章培恒:还是跟个人经历有关。听说杨西光先生在延安的时候其实就是挨整的,所以他跟于光远先生等人在延安的时候就在一起的。挨过整以后,他就学聪明了,表面上跟得很紧,实际上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他就自己发挥作用。后来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他也好像很有贡献,这跟他的一贯认识是有关的。胡耀邦女儿写的那个胡耀邦回忆录就特别讲到杨西光先生,他在党校学习过,而胡耀邦是党校负责人。据胡耀邦女儿说,杨西光先生品质很好,思想很敏锐,也很开放,所以胡耀邦主动把他留在北京的《光明日报》。
戴燕:杨西光反右时是复旦的党委书记。
章培恒:反右的时候,听说原来北大有一位书记也很好,他是顶,顶的结果是他自己被发配到西北去了,接下来呢右派划得更多。杨西光先生的办法是运动来了,他顺着,但有可能釜底抽薪的时候,他就釜底抽薪。这个做法到底怎么评价?很难说。当然他还是要拿一批右派去顶缸,不然过不了关,被他拿去顶缸的这批人有的就很悲惨。
戴燕:陈子展先生后来怎么样?
章培恒:陈子展先生倒是还好。因为对陈先生没怎么动,大概只是降了他的薪。他在反右以前基本上就不到学校来了,他不接受学校的工作,学校、系里也不怎么敢安排他的工作。成为右派以后,他也还是继续在家里,也没有叫他到学校里边来,譬如参加图书馆的劳动啊什么的。直到“文革”,他才再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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