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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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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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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的生与死 | 唐帝国的转型   

2017-04-27 07:18:01|  分类: 书评与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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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的生与死 | 唐帝国的转型

2017-04-26 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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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谭凯(Nicolas Tackett ) | 文

胡耀飞 等 | 译

孙英刚 | 校



出生于九世纪中国最著名门阀之一的卢氏(818-881),拥有毋庸置疑的高贵家世。虽然她的家族起源于中国东北部的范阳,但至迟两百年前已迁徙至伟大的都城洛阳。在这里,卢氏的祖先融入了当地贵胄的社交圈,并通过此关系网,深入政权机构,掌控政治权力。像她这样身份的女性并非特例,卢氏能够追溯其祖先至700年前的汉朝,在此期间家族仕宦从未间断,数百位宗男出仕于汉代以来各朝,包括唐朝(618-907)。当她十四岁时,出于家世门第的考虑,她的家庭为她选择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年轻人,后者来自于另一个定居于洛阳的家族。不幸的是,她丈夫在她依然年轻之际去世了。然而,她依然保有其高贵的社会身份,继续教育子嗣并安排他们的婚事。当她儿子考取荣耀的进士身份,以及878年她的女婿(另一个著名的洛阳家族后裔)成为宰相(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时,她一定倍感自豪。然而三年后,卢氏的生命和她所了解的整个世界,突然走到了终点。 


最初,对于长安、洛阳的两京居民来说,威胁似乎很遥远。虽然一系列叛乱在870年代爆发于中原地区,但唐帝国的军队成功地在870年代末击溃了叛军,把他们赶到遥远的南方。然而,在880年七月,黄巢(死于884年)突破了帝国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跨过了长江。仅仅花费四个多月即占领洛阳,并在年末推进到长安。随即展开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卢氏的女儿和身居宰相的女婿即为受害者。卢氏本人稍有运气,与其两个儿子逃难至自家的乡村庄园,在洛阳以东一百里外。但她的运气并未继续,也许由于伴随着战乱的瘟疫,一个月后的881年晚春时节,她和其中一位儿子因病去世。经过一年半多的动荡之后,当局势足够安全时,她的小儿子将她的遗体运回洛阳,祔葬于其丈夫墓侧。此时,卢氏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已经去世且没有后嗣,剩下的家庭成员之间心境悲凉。她的侄子在墓中一方墓志的侧面,匆匆留下了一句话:“天子幸蜀,岁再周矣,巨寇黄巢,尚稽诛擒。巩、洛兵荒,人无生理。” 


即便唐僖宗从四川回驾长安,但一度强盛的唐王朝已经徒有虚名。帝国的正统已经崩溃,军阀控制了地方,开启了将近三十年的剧变,遍布全国的大量独立势力互相征伐。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叶,大部分规模较小的独立势力已经被纳入更大的独立政权中。此时,907年四月,控制着黄河流域和大部分北方中国的军阀处死了早已是傀儡的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宣告了王朝的灭亡。在唐王朝灭亡后出现的五代和大宋王朝(960-1279)并不仅仅是相沿续的不同政治体。十世纪见证了一个全新社会秩序的整合。在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声望的中古世族,在经过多次改朝换代后,完全消失于历史舞台。降及宋朝,事功文化(a culture of merit)使得早期的门第观念黯然失色,旧秩序一去不返。


事实上,在晚唐和宋初之际,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转变,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 一场商业革命带来了经济领域显著的货币化,市场网络则从特定地区向乡村扩张,城市中心也发展和壮大。 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迁徙,中国的人口重心转移到了南方,推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达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度。 同时,显著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农业生产力,而大范围使用的印刷术也大幅增加了识字人口的数量。 在同一时期,随着从全新途径理解经典的理学(Neo-Confucianism)的发展,以及新宗教崇拜和实践的广受欢迎,中国也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宗教的发展。 这些变革如此根本,以致于后世的中国人认为宋代本身即开辟了一个全新时代。数百年后的历史学者陈邦瞻(死于1623年)即说过:“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 


但是也许在这一所谓“唐宋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性质和构成的转变。十二世纪的学者郑樵(1104-1162)曾简明地描述过其观点:“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换句话说,在唐代,一个人的家世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在宋代,人们不再觉得有什么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唐、宋精英性质的阐释,历史学家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姜士彬(David Johnson)、伊沛霞(Patricia Ebrey)、毛汉光、孙国栋等人描绘了相对有限的中古士族,并根据血缘关系定义其地位。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 Bol)和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皆已描述了一类新的、更具规模的精英家族,他们在宋初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并以才智和教育为基础奠定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主导地位。 他们体现了有时被称为“中国式贤能政治”(Chinese meritocracy)的核心元素,这些核心元素组成了随后的一个千年内中国和西方社会最显著的区别。



虽有对这两类精英之间明显区别的一般性解释,关于这一变革如何发生,依然有不同的意见。就本书(《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编者注)而言,最重要的是对于什么导致了贵族的衰落,甚至这一衰落趋势何时开始等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对于包括杨筠如(1903-1946)、唐长孺(1911-1994)和其他有影响的六朝史学者来说,贵族早已在隋朝(581-618)建立时即开始衰落,此时中国已经结束了汉代以来的数百年分裂状态,重新统一。根据这种看法,战争和叛乱给予贵族沉重打击,其权力基础也被削弱,而新兴且稳固的中央政府则将其控制力延伸至地方社会。同时,对家族成员出仕朝廷的世袭权力予以承认的制度,也正在被消解,以防止旧时精英持续垄断政治权力。 


更为常见的是,学者多将这一转变时间置于唐代。当然,对于精确到何时,或为何会发生转变,依然没有取得共识。举例而言,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强调开始于武则天时期(690-705)的科举制度扩大化所造成的影响。在陈氏看来,此后唐朝两个世纪的党争和战乱,经常展开于大族子孙和新兴的进士阶层之间。 相比之下,另外的学者,比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砺波护,强调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制度和政治格局的再造。 根据这一论点,“均田”(equal field)制(一度指令经常性的土地再分配)的崩坏和对商业的弛禁,为新兴地著化和商业化的精英提供了适宜他们发展的环境。同时,新型财政机构的设置有助于管理商业利润,藩镇的成立也为安史之乱后的地方带来了秩序,藩帅们更倾向于辟署才智之士,而非世家子弟。此外,新型财政机构开始任用商人子弟和其他新贵,从而为“新兴”(newly risen)精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入仕机遇,并取得政治影响力。


然而,史料表明,所有这些有影响的理论低估了旧时的精英在制度和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适应能力。事实上,一些重要的研究已经指出,直到唐朝末年,旧时的家族依然能够成功地保持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姜士彬观察到,即便在安史之乱以后,大部分唐代宰相依然拥有贵族世家背景。 孙国栋通过大量分析唐代官僚,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毛汉光则在一项包括唐代各阶层官僚的研究中,证实了仅有少量家族能持续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其表现为在唐朝最后三十年中,朝廷中接近一半的官职为他们所掌握。 本书的几个章节将提供大量新增加的材料,用以支持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旧时的家族在九世纪下半叶继续掌控了自身的政治生命,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存续如此长一段时间呢?并且,为何他们会如此突然地在十世纪消逝呢?事实上,像许多唐朝政治精英一样,卢氏及其丈夫来自能够追溯到数百年前的未曾断裂的家系,更需要加以解释。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卢氏及其丈夫所属的家族中,很少有族人被九世纪后的史料所提及。 基于一些笔记内容,姜士彬推测,受到“暴力反贵族倾向”(violently anti-aristocratic feeling)影响的几场唐末“阶级战争”(class wars)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推测与笔者的研究所呈现的结果相近。 但即使姜士彬也认为,在九世纪时,士族已经“仅仅是一种理念”,“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中,已经找不到”精英。 相同的,根据伊沛霞的观点,旧时的士族仅能构建一个“身份集团”(status group),其生存“建立于微妙的平衡(precarious balance)”之上。 但是,社会中遗存下来的古老阶层,真的能够维持其身份和权力如此之久吗?是否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们很好地适应了王朝内部出现的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能够直到九世纪末依然对官僚机构加以掌控?


这些问题指向当前讨论的一个终极问题,即唐代精英及其消逝。正如前文所示,并非所有学者都以同样的方式定义唐朝精英。我们可以这样追问:根据接下来第一章对重要家族的列表,这些唐代的世家大族是否首先为身份精英(status elite)?或是否为随着中国的土地占有制度之变迁而兴衰的社会经济精英(socioeconomic elite)? 或是否为本质上根据能力占据官职的政治权力精英(political power elite)?换句话说,在我们语境中的精英社会,如何才能更好地在韦伯所示身份、财富和权力三位一体体系中,建构其外形?本书的目标之一即对以上问题加以梳理,首先探究唐代中国的身份精英(status elite)(第一章)和社会经济精英(socioeconomic elite)(第二章)。此后,在开始对存续下来的官僚贵族进行仔细讨论前,笔者将同时考虑他们的高等身份和对政治权力的主导权。


就这些问题而言,相比于宋史学者能够接触到大量史料,唐史学者却被稀少的史料束缚了探索的脚步。经过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研究高潮,包括对传统史料中稀见材料的发掘,和从孤立个案中推测典型情况,关于唐代社会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死胡同。这种情况在新材料的出现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量丰富的新出碑志材料——特别是下文将要提及的墓志铭——拥有全面振兴唐史研究的潜能。随着这些材料的触手可及,我们能够比十年前更好地重新审视唐代社会的细节,并有效地解决一些未能得到回答的问题。早期的历史学者不得不把他们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一小部分人,这些人握有大权且受到优良教育,他们的传记使得传统的正史蓬荜生辉;如今则有条件将这些人放置于更广泛的精英社会中讨论。碑志材料不仅便于我们重新梳理下层官僚、军人和宦官群体,也包括商人和大土地经营者,这类人虽然富有且在地方上有影响力,但并未取得一官半职。通过研究这些上层的边缘群体,有助于充分认清身份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并更好地理解那些持续了数百年的影响力,仅仅因唐朝灭亡而消逝的家族。



本文选自[美]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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