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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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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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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暢:對近年來唐代區域史研究的概覽與思考   

2017-05-09 05:40:18|  分类: 古史综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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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暢:對近年來唐代區域史研究的概覽與思考

2017-05-09 徐暢 
徐暢:對近年來唐代區域史研究的概覽與思考 - 耿元骊 - 唐宋史研究


對近年來唐代區域史研究的概覽與思考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現代學術意義上,帶有學科示範性的區域史研究(Regional History or LocalHistory),一般認為是由年鑒學派於20世紀50年代開創[1],其代表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古貝爾(Pierre Goubert)、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有對歐洲,主要是法國內部某區域的綜合性、經典性研究[2]。有趣的是,法國國土面積僅54萬平方公里,三分之二國土為平原,全國之文化、風俗趨向一致;且早在18世紀初,由於首府城市的膨脹,“在法國,只有巴黎與遙遠的外省”,而此後半個世紀,首都從外省抽走了顯貴、商人、財智之士,吸乾了全國的財富,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如托克維爾的驚歎,1789年,巴黎已成為法國本身![3]在這樣一個缺乏地域差異與互動的國度裡談區域史,布羅代爾一方面極言法蘭西的多樣性,一方面作如下解析:“從蒙巴納斯塔樓和巴黎聖母院的高處鳥瞰巴黎,並不是為了發現地平線,而是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他顯然並不強調區域史的地方性,而是將其視為全面理解整體史的一種方法,一扇視窗[4]

比起法國,中國應是區域史研究的絕佳試驗場,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差異明顯,氣候、山河、地貌、風物因地而異。傳統中國亦有地方史的研究傳統,集中體現在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民國方志的編纂中,據《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我國現存宋元方志41種,明代方志1000餘種,清代方志5000餘種,民國方志1500餘種[5],但大體上說,不過是某一區域(多以當時行政區劃為准)內地理、山川、河渠、水利、戶口、賦稅、家族、義士、列女、藝文等鄉土資料的彙集,缺乏一以貫之的史學思想與問題意識。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美國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將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學說應用於中國城鄉與集市貿易研究中,構建包含八層等級的中心地模式,依據國情將中國細分為華北區、西北區等九大區域[6];而柯文(Paul A. Cohen)批判西方中國史研究中“衝擊—反應”、“傳統—近代”、“帝國主義”三種固化模式,代之以“中國中心觀”,提倡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研究[7],西方的中國史區域研究首先升溫。之後,日本學界亦嘗試用地域社會論來整合理解前近代中國的宗族、士紳等模式[8]

1980年代,區域史研究在大陸史學界受到重視,1994年,有“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學術會議的召開,不同斷代的學者開始嘗試劃定區域,帶著問題意識與理論,從一個層面,或從自然、社會、政治、文化多角度入手,揭示區域歷史發展特性[9]。明清史、近現代學界的區域研究,產生了“華南研究”、“華北研究”這樣著名的命題,特點在方法論與技術性環節,綜合運用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法,強調獲取現場感,同時“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陳春聲語),將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歷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家制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研究有機結合[10]

郝若貝(Robert Hartwell)有帝制中國中後期(指宋以後)專制政府權力衰退,對地方控制力減弱,乘此,地方力量崛起,其頭面人物——士紳從力求出仕中央轉向鞏固地方社會的判斷[11];韓明士(Robert P. Hymes)通過對江西撫州精英家族在兩宋經營策略演變的考察,進一步發展了郝若貝的結論[12]。對此,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理由諸如兩宋傳世文獻數量差異,韓明士對南宋地方資料作了有利於論說的“選精”、“集粹”,以及撫州資料能否代表整個南方[13]。與此相仿,斯波義信從江南地域出發進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得出“宋代江南經濟革命”的論斷[14],亦有學者以其為“虛像”、“誇大”,指出江南社會真正變革在明清[15]。在這樣良好的討論氛圍以及相對充沛的史料推助下,宋代區域史與基層社會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成果,學者們在其研究內涵、方法、視角等前提條件的認識上共識不斷增強[16]

依郝若貝的理論,宋以前的中國,地方社會靡弱不振,幾乎全由官府掌控,雖然直接掌控基層一直是國家努力的方向,但“地方社會”不可能在唐宋間從無到有的形成,而自有來歷。追溯“來歷”,唐代地域史、基層社會的研究,雖不是汗牛充棟,成果亦相當可觀[17]。但由於地方史、區域問題並非唐史學者的興趣點,已有的指向唐帝國某一區域的文章,也大多是某一話題(如經濟開發、商業發展、財政、農業等)的地方化,其研究情況並沒有得到全面的總結與反思。而現有的唐史學論著目錄、年度研究綜述,也都很少列區域史一類[18]。以下筆者嘗試從區域的選擇、區域內議題的選擇兩方面對唐代區域史研究情況作一濃縮式思考,非總體回顧,挂一漏萬,尚祈讀者見諒。

唐帝國疆域甚廣,官方意義的區域劃分,可以貞觀十道、開元十道以及開元十五道為准[19]。地理與文化意義上的大區,並不以行政區為准,張偉然曾廣采唐人詩文,儘量貼近歷史,為我們重建了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其結構如下[20]

 

這一劃分更為粗線條,但每個區域在地理、文化等層面的同質性更強。

唐史學者選定的研究區域,有以行政區為准,如周尚兵對山南西道經濟發展、戰略地理的研究[21],郭聲波、陳偉明對嶺南道區域行政地理、交通的研究[22],馮漢鏞、張榮強對劍南道的研究[23],穆渭生對關內道軍事地理的研究等[24]

更多以文化大區為准,如圍繞關中的地理、人口、民眾的賦役負擔等的討論[25]。“江南”與“河北”是被論說最多的兩個大區。江南研究中,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為典範之作[26]。此外,其地的自然環境開發、水利、海潮、工商業、絲織業、造船業、藥材生產、地方財政、文化等,都有學者專論[27]。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中晚唐江南成為全國的財賦重鎮,也帶動了區域內核心州縣市鎮的發展,其中蘇州、揚州、潤州、越州等地的地域經濟,是學界所關注的[28]

“河北”地區多是因藩鎮割據與胡化問題進入研究者視野,陳寅恪先生曾提示河北藩鎮問題須從民族及文化二端加以注意[29];關於平盧、河朔、淄青等鎮的軍事問題,軍將繼承與中央的關係等討論頗多[30],而胡化、戰爭以及燕趙之地原有質直風氣,導致安史亂後士人“目河朔間,視猶夷狄”[31],因而該區域的文化、科舉、社會流動[32],也是學界關心的話題。

河北這一大區下,還可劃分一些小的區域單位,如華北、東北、山東等。而借助于房山雲居寺石經的發現及北京地區考古工作之進展,唐代幽州的佛教事業、民眾信仰、民間組織、人口遷移與流動、社會風俗[33]、鄉里村坊與聚落[34]等話題,得到了充分討論,伴隨著2013年來對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墓的考古工作,晚唐幽州的藩鎮政爭與軍事、文化、墓葬形制等問題亦成焦點[35]

除上述二標準外,研究區域的選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材料。自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以來,一個多世紀,敦煌學都引領著中國中古史研究,乃至世界學術之新潮流。除佛典外,世俗文書中保留著許多具有河西—敦煌地域特色的材料,如地志文獻《沙州圖經》、《沙州伊州地志》等[36];社會經濟文獻,沙州敦煌縣名族志、家傳、邈真贊,鄉里社會的戶籍、手實、差科簿,鄉里民眾土地、宅舍買賣契約,租佃、借貸、雇傭契約,分家書、遺書、放妻書等,敦煌縣行用水細則與渠人行人轉帖;民俗文獻如講經文、變文、吉凶書儀、婚禮文、下女夫詞、《上樑文》、《茶酒論》等[37];社邑文書,社條、社司轉貼、社曆、社文、社狀牒等[38]。為開展區域歷史地理、財賦經濟、文化風俗、文學,尤其是基層社會結構、運行,民眾的日常生活、生計、宗教信仰、禁忌等微觀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與豐富的話題。

與敦煌文書集中發現不同,吐魯番文書以墓葬文書為主,20世紀初即有發現,直至今日仍不斷有古寫本文書出土于新的發掘點,因而吐魯番學被稱為沒有落日的朝陽學科。吐魯番出土反映高昌地域的文獻數量亦不少,就唐西州而言,學者們借助這些材料,討論了西州的土地制度、行政體制,西州士人的精神生活及入唐高昌舊臣對故國的追念[39],西州社會中的大族,普通民眾的生活、結社、佛道信仰等,相關話題的開拓,可以說方興未艾[40]

長安與洛陽是唐王朝的東西兩京,雖不可比擬18世紀末的巴黎在法國的地位,但亦是唐帝國繁華之都,舉國物資、財富、人力、藝文、各行各業精英薈萃之所,是眾多士人追求夢想,求取人生前途之“名利場”。兩地地域史之研究,必將成為世界中世紀(中古)城市史之楷模,但可惜唐人記述兩京地理、文化、景觀、藝文的著作,多成斷簡殘篇,只能通過宋元人追述性文獻《長安志》、《洛陽志》[41]、《游城南記》等撿拾都市繁華之一二。

20世紀80年代之前,唐史學界對長安、洛陽的研究,遠遠趕不上在西北邊陲,幾為風沙掩埋的小城敦煌。在此之後,隨著城市考古發掘的進展,兩地出土墓誌的大量刊佈,以及對唐人詩文、小說中透露的兩京信息之再發現,對於兩地城市地位、都市規劃、建築結構、城內街道與坊里、城市周邊道路交通的研究大量地湧現[42]。率先提倡深入長安社會內部,將都城制度沿革與城市社會文化生活變遷相結合的,要推妹尾達彥的系列研究,如探討官員階層在長安城內的居住地及其變遷,在城外的別莊分佈與經營[43];平民生活與市民文化、性別意識等[44]

與此相輝映,在國內,榮新江先生在總結長安城市研究史基礎上,提出要建立像“敦煌學”一樣的“長安學”,并帶領其研究團隊,突破既往長安研究中對其外部形態的單向關注,深入長安社會內部,探討人物在坊里的活動,家族在坊里的聚居,社會的流動空間與政治變遷的關係等,嘗試將社會史、環境史、宗教史、文學史、性別史、醫療史等運用于長安地域研究[45]。寧欣先生和她的研究團隊則偏重于對長安城市經濟,物資與人口流動等話題的研究[46]

近年來,對長安的研究開始在地域上突破外郭城牆的限制,將城市與周邊鄉村區域作為一個整體的“大長安”加以考量。王靜曾長期關注長安城市社會流動[47],在研究中,她常常感到,長安社會有流動性,其全貌不僅僅在於城內的宮廷坊里,而應在更廣闊的一片土地中,因而不斷嘗試尋找長安社會的延伸點,先後以終南山,通化門、長樂驛、章敬寺為例進行了考察[48]。妹尾達彥的近作也移目長安城外,專論長安郊外的自然環境、土地利用形式,以及所謂的“郊外文學”[49]。徐暢對長安的研究甚至擴大至整個京畿區域[50]

洛陽研究稍滯步于長安,近年來,得新出土石刻史料之資,亦得蓬勃發展,中、日學界皆有“洛陽學”之提法,以輝映“長安學”[51]2010年以洛陽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亦得召開[52],也出現了以洛陽地域研究為主題的碩、博士論文[53]。但洛陽研究如何走出論述洛陽政治、文化、經濟地位,或據考古資料復原城市周邊地理的舊路,仍是學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敦煌、吐魯番、長安、洛陽四地之外,唐史學者較為深耕的地方城市尚有太原、揚州、以及成都。一方面是由於三地之重要性,太原為唐興之地,國以之為北都[54],揚州為隋江都,是江南區最為發達的城市[55],成都為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俗有揚一益二之稱[56];另一方面,對揚州城市、郊鄉規模,經濟發展狀況的深描,也得之於1987年以來對隋江都城,揚州城子城、羅城的發掘,對城內里坊、道路、水道網絡的全面勘查,以及考古實物的出土[57]。近來隋煬帝墓的發掘又帶動了學界對隋末唐初揚州政治、文化地位等相關問題的研究[58]

將唐代區域史研究中的地域與地域內議題匆匆掃描一過後,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或者說研究傾向,也有所凸顯。筆者淺見:

第一,所謂的地域、區域研究,實則研究者的關注點(focus)並不在地方。這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許多研究不過是某一核心論題的地方化,最典型的例證可舉出張澤咸對漢唐間農牧業發展的研究,曾分雲貴、嶺南、河西走廊、西域、東北、蒙古高原等數地展開,我們也可以繼續續寫關中農牧業、河北農牧業……這些合起來是一整部農業史[59]。而區域史的主題色彩很淡薄,與農牧業類似的話題,諸如經濟、財賦、水利、工商業等等,我們從各大區的研究中都可見到。

二是某區域明明存在大量的地方史料,研究者卻一味拔高其研究意義,以這種地方史料可以超越其本身,為中原王朝的統一化的制度實施,提供直接證據,而忽視其本身對地域史的直接價值。這一傾向較明顯地體現於敦煌吐魯番研究中。百年來,敦煌吐魯番文獻為唐史學者全面認識均田制、府兵制、戶籍計帳制、律令格式等唐史核心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其自身的獨立性價值,大部分時候被略去。敦煌學界近來對此有所反省,強調敦煌學及諸分支的地域性,而提出所謂的“敦煌學中層理論”[60]。而孟憲實《在吐魯番發現歷史》一文,提示研究者在吐魯番學研究中應從中原王朝為中心轉向本地歷史為中心[61];同時,榮新江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以“唐代國家與地域社會研究”為主題的唐史學會第十屆年會中,發表《從新出吐魯番文書看高昌國唐西州的地域社會》的主題發言[62];兩人推動吐魯番地方社會研究的觀點又明晰表達在《西域研究》刊發的吐魯番學研究回顧中[63];此後,兩人與李肖共同編輯了《秩序與生活: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社會》的論文集,展示了其研究團隊對吐魯番地域社會的研究實踐[64]

第二,區域史研究的議題,目前來說主要集中在區域歷史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農田水利三個方面,這是由於區域研究本就是歷史地理學、經濟學慣用的方法與良好的研究基礎[65],城郭、聚落形態的考察,既有大量的考古資料,又可借助對地面歷史遺存的實地調查[66]。但欲深入區域內部,研究其深層構造,區域社會組織、結構及運行規則,并探尋基層民眾,尤其是庶民的生活節律,難度則要大得多。嚴格意義上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在唐史領域較難展開。從以上研究回顧看,區域內之議題真正觸及家庭、家族、民間組織(社邑)及其活動,庶民日常生活、思想、宗教信仰的,只有敦煌與吐魯番兩地[67]

在簡要回顧了唐代區域史的研究現狀與問題後,可嘗試搜索一種有效的研究範式與方法。陸揚主持的研究課題“從區域史看唐帝國:核心與邊緣”曾發佈一組文章[68],其理念,所謂之核心,未必指唐帝國之首都長安;而邊緣,未必指地理疆界上的邊陲。核心與邊緣總是相對的,在唐帝國的每一個大區、次級區域,都有區域內之或處於河谷、平原地帶,地理之核心;或為精英彙集,文化之核心;亦都有邊緣。我們或關注核心,或留意邊緣,都是為了從這一次級場域出發,回望唐帝國,理解唐帝國。基於這樣的感觸,我們可以嘗試將唐代區域史的研究定位於“從區域看唐帝國”,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嘗試全方位、立體化地考察地域社會,從其特定的自然環境、社會結構、權力網絡、文化、經濟、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鋪開一幅全景。同時特別注意相關話題在區域內的特殊樣貌,並將與其他區域比較,以求從一域出發,洞悉全景。

最後提示幾個可以繼續開展深耕的區域。源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安、洛陽、三晉、甘肅、寧夏、河北、北京、南京等地唐人墓誌及相關碑刻被大量公佈,突出成果如中國文物研究所,現更名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主持統籌之《新中國出土墓誌》第一期工程成果,包括《河南》壹~叁、《陝西》壹~貳、《重慶》、《北京》、《河北》、《江蘇》壹、《上海·天津》諸卷;2012年,第二期工程轉由故宮博物院古文獻研究所主持,計畫在10年內出版墓誌10卷、20[69]2008年後陸續刊佈的墓誌以長安、洛陽、山西三地為主[70],墓誌中志主卒、葬地相關資訊,是進行區域歷史地理、鄉里制、聚落形態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而相對于正史列傳記高官權臣之傾向,近年來出土之墓誌,志主多為中下級官員,乃至無一官半職,以處士、隱士身份居止鄉野之人,個中信息非常有利於基層社會,普通民眾日常生活、思想與信仰的研究,藉助碑誌記載,可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地觀察區域社會情境。目前來看,唐代兩京長安與洛陽,澤潞州鎮,以及河北三鎮、幽州的區域社會,都有待於借助舊有、新出的石刻材料,再作細緻解剖。除瞭解區域的自然、地理條件等外在結構,還應深入其社會機制內部,考察其基層組織、家族結構、社會風俗、信仰,尤其是生活於城鄉的民眾之真實生活狀態。

 

說明:本文原刊《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7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今受邀推送,略有修訂。

 

註釋:

 

[1]區域史勃興以來,已漸成長為新的史學分支,20世紀80年代來在我國受到重視,近年,有眾多學者就其源起、學科定位、研究中區域劃分等進行討論,如萬靈《中國區域史研究理論和方法散論》,《南京師大學報》1992 年第3期,9195頁;朱金瑞《區域性歷史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中州學刊》1995年第3期,98101頁;李治安《綜合性區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開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1011頁;陳支平《區域研究的兩難抉擇》,《中國史研究》2005年增刊;張利民《區域史研究中的空間範圍界定》,《學術月刊》2006年第3期,129131頁;徐利國《關於區域史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區域史的定義及其區域的界定和選擇》,《學術月刊》2007年第3期,121128頁;唐力行《超越地域的疆界:有關區域和區域比較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166172頁;等等。

 

[2]代表性論著如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唐家龍、曾培耿等譯《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務印書館,1996年;勒華拉杜里著,許明龍、馬勝利譯《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商務印書館,1997年。等等。參看熊芳芳《法國的鄉村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3期,120130頁。

 

[3]參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七章《在歐洲各國中,法國如何成為這樣的國家,其首都已取得壓倒外省的重要地位,並吸取全帝國的精華》,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111115頁。

 

[4]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張澤乾譯《法蘭西的特性:空間和歷史》,商務印書館,1994年。

 

[5]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85年。

 

[6] G.WilliamSkinner, Marketing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964, Part, pp.3-44; Part,pp.195-228; Part, pp.363-399. 施堅雅《中華帝國城市的發展》、《十九世紀中國的地區城市化》、《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收入其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336242297327417頁。

 

[7]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年,168185頁。

 

[8]如森正夫《旧中国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特质》,友人社,1994年;又《中國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會視角——“中國史研討會‘地域社會——地域社會與指導者’”主題報告》,收入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499524頁。

 

[9]中國社會史學會第五屆年會暨“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國際學術會議,相關討論參看周天游、葛承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新趨向——“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國際學術會議綜述》,《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103119頁。

 

[10]上述中國目前區域社會史研究特點,參照趙世瑜之總結,見所撰《敘說: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兼及12世紀以來的華北社會史研究》,原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8期,收入氏著《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111頁。

 

[11]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Transformationsof China, 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2,1982,pp.354-442.

 

[12]Robert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13]代表性評析如包偉民《精英們“地方化”了嗎?——試論韓明士〈政治家紳士〉與“地方史”研究方法》,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53672頁。

 

[14]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方健、何忠禮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177192頁。

 

[16]相關研究情況參考吳雅婷《回顧一九八〇年以來宋代的基層社會研究——中文論著的討論》,《中國史學》第12卷,2002年,6593頁;湯文博《宋代區域史研究的現狀及其特點》,《中州學刊》2009年第5期,195199頁;賈連港《宋代鄉村行政制度及相關問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史研究動態》2014年第1期,2230頁。

 

[17]此評語出自陸揚,見其為《唐研究》第19卷(從地域史看唐帝國——邊緣與核心研究專號)撰寫之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頁。

 

[18]如胡戟、張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以及《中國史研究動態》雜誌所刊各年度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19]其中沿革,可參考成一農的討論,所撰《唐代的地緣政治結構》,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59頁。

 

[20]張偉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及地理氣象》,李孝聰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307412頁。

 

[21]周尚兵《唐代前期的山南東道——兼論唐前期漢水中游的戰略地位》,《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2期,1418頁;《唐代山南西道經濟發展的結構問題》,《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16頁。

 

[22]參讀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學術研究》1987年第1期,5358頁;郭聲波《試解岩州失蹤之謎——唐五代嶺南道岩州、常樂州地理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1724頁;郭聲波、許燕《唐朝嶺南道桂管地區行政區劃沿革》,馬明達編《暨南史學》第7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397431頁。

 

[23]馮漢鏞《唐代劍南道的經濟狀況與李唐的興亡》,《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唐五代時劍南道的交通路線考》,《文史》第14輯,1982年;張榮強《唐前期劍南道財賦地位及其特徵》,《中國農史》2003年第4期,5054頁。

 

[24]《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25]相關研究頗多,如楊希義《唐代關中人民的賦役負擔》,《西北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5772頁;《唐代關中農業經濟的主要產品及其地理分佈》,《西北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7179頁;曹爾琴《唐代關中的農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2期,4575頁;史念海主編《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一書所收中日學者系列研究論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增刊;等等。

 

[26]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農業出版社199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再版。

 

[27]如北田英人《唐代江南的自然環境與開發》,《歷史中の自然》,岩波書店,1989年;又《813世紀江南的海潮和水利、農業》,《東洋史研究》474号,1989年,79108頁;鄭學檬《從〈狀江南〉組詩看唐代江南的生態環境》,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377384頁;又《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大沢正昭《唐代江南の水稲作と経営》,收入氏著《唐宋変革期農業社会史研究》,汲古書院,1996年,170177頁;劉新光《唐宋江南地域空間的分化與整合》,《唐研究》第11卷,2005年,559594頁。等等。

 

[28]如張劍光、陳巧鳳《從唐至五代潤州經濟的發展與變化看區域經濟中心的轉移》,《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145151頁;劉麗《“江南第一雄州”的形成——從財賦能力看中唐以後蘇州的崛起》,《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12期,131135頁;張劍光《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經濟研究》,《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1926頁;《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基本面貌與發展趨勢》,《史林》2014年第1期,4760頁。等。關於揚州的研究詳下文概述。

 

[29]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6頁。

 

[30]從早期的方積六對河朔三鎮的研究,到新近馮金忠《唐代河北藩鎮研究》的出版(科學出版社,2012年),這個領域的學術積累很多,不再一一列舉。可參看劉興雲《唐代中央對藩鎮控制問題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2期,1015頁;張天虹《唐代藩鎮研究模式的總結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鎮為中心》,《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5565頁。

 

[31]劉禹錫《唐故鼓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六〇九,61526153頁。

 

[32]如張偉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及地理氣象》之“河北”,李孝聰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324348頁;李松濤《唐前期華北社會文化趨勢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劉琴麗《中晚唐河北舉子研究》,《史學集刊》2009年第4期,3746頁;馮金忠《唐代河北藩鎮與地域社會》,《唐都學刊》2010年第5期,2628頁;譚凱《晚唐河北人對宋初文化的影響:以喪葬文化、語音以及新興精英風貌為例》,《唐研究》第19卷,255286頁;等。

 

[33]如氣賀澤保規《唐代幽州的地域與社會——以房山石經題記為線索》,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国都市の歷史的研究》,刀水書房,1988 年;《從房山石經隋唐刻經看唐朝後期的河北社會》,“中國古代文明及其衍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北京師範大學,2009年;唐耕耦《房山石經中的唐代民間結社》,《文獻》19891期;吳光華《唐代幽州地域主義的形成》,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唐的社會與文化》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227234頁;馮金忠《幽州鎮與唐代後期人口流動——以宗教活動為中心》,《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71期;劉琴麗《唐代幽州軍人與佛教——以〈房山石經題記彙編〉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16期;尤李《唐代幽州地區的文化特徵》,《南都學壇》2012年第4期,2731頁;《中晚唐幽州地域禪宗考述》,《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4期,3848頁。張天虹《唐藩鎮統治下的幽州城市人口數量試探》,發表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沙龍第27期“唐代城市史專場”,20141129日。等。

 

[34]相關研究成果如趙其昌《唐幽州村鄉初探》及《唐幽州村鄉再探》,收入首都博物館編輯委員會《首都博物館十五周年論文選》,地質出版社,1996 年,209211214215222頁;魯曉帆《唐幽州諸坊考》,《北京文博》2005年第2期(http://www.bjww.gov.cn/2005/8-23/1047.html);《北京出土唐代崔載墓誌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6877頁;陳康《唐代幽州薊城里坊、村鄉之我見》,《北京文博》2006 年第1期(http://www.bjww.gov.cn/2006/4-12/154525_2.html)等。

 

[35]孫繼民《北京新發現劉濟墓的幾個問題》,《光明日報》2013731日第1版;程利、劉乃濤《北京房山唐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墓發掘成果學術意義重大》,《中國文物報》20122145版;劉乃濤《劉濟墓考古發掘記》,《大眾考古》2013年第2期,2633頁。

 

[36]此類文獻的最佳整理本,參見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同時可參看榮新江書評,《敦煌吐魯番研究》第5卷,2001年,418422頁。

 

[37]可參高國藩《敦煌民俗資料導論》一書對民俗資料的分類與梳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

 

[38]對上述文獻研究價值的提示,可參讀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

 

[39]后者是以往研究薄弱处,仅有个别学者注意,如小笠原宣秀《中世高昌国人の精神生活》,《宗教研究》1621960年,1617頁;《唐代西州人士の精神生活》,《竜谷史壇》第55号,1965年,111頁。近來有較好的研究,如孟憲實《吐魯番出土張行倫墓誌考讀》,《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唐統一後西州人故鄉觀念的轉變——以吐魯番出土墓磚資料為中心》,《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收入氏著《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齊魯書社,2004年,336356364377頁;裴成國《故國與新邦——以貞觀十四年以後唐西州的磚誌書寫為中心》,《歷史研究》2012年第5期,3651頁。

 

[40]相關研究成果甚豐,參照孟憲實、榮新江對百年來吐魯番學研究狀況與課題的評述,《吐魯番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5162頁。

 

[41]徐松輯,高敏點校《河南志》,中華書局,1994年。

 

[42]相關研究成果參見榮新江、王靜《隋唐長安研究文獻目錄稿》,《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22期,2003年,5786頁。

 

[43]《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552号,1996年,3574頁;《唐長安の街西》,《史流》251984年,131頁;《唐長安城における官人の居住環境》,《歷史人類》27,筑波大学,1999年,137頁;《唐代長安近郊の官人别荘》,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都市の歴史的性格》,刀水書房,1988年,125136頁。

 

[44]《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09553頁;《恋をする男——九世纪の长安における新しい男女认识の形成》,《アジア史研究》262002年,4366頁。

 

[45]榮新江的理念與主張可讀其《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8頁;其團隊對長安研究的成果,集中體現在《唐研究》先後編輯的三個“長安學”研究專號中,第9卷;第1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46]寧欣的相關研究成果後收入《唐宋都城社會結構研究——對城市經濟與社會的關注》,商務印書館,2009年;《唐史識見錄》,商務印書館,2009 年。又張天虹《物流與商流:唐長安——變動中的都城社會》,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再論唐代長安人口的數量問題——兼評近 15 年來有關唐長安人口研究》,《唐都學刊》2008 年第 3 期,1114 頁。等。

 

[47]王靜《唐代長安社會史研究——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來觀察》,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48]王靜《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唐研究》第 9 卷,129168 頁;《城門與都市——以唐長安通化門為主》,《唐研究》第 15 卷,2350 頁。

 

[49]《隋唐長安城と郊外の誕生》,橋本義則編《東アジア都城の比較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年,106140269329 頁。

 

[50]徐暢《斯土斯民:唐代京畿鄉村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51]如氣賀澤保規《日本“洛阳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及其意义:“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陳濤譯,收入氣賀澤保規編《洛陽学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报告論文集: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洛阳の位置》,東京明治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明治大学東アジア文物石刻研究所,20113月,1317頁。

 

[52]201011月在日本明治大學召开了第一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相關討論成果後收入氣賀澤保規編《洛陽学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报告論文集: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洛阳の位置》。

 

[53]如蘇小華《文獻所見東都制度考略》,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陳燕妮《城市與文學——以唐代洛陽建築景觀與唐詩關係為中心》,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陳冠良《唐代洛陽園林與文學》,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萬晉《邊緣化與多元化:安史之亂後的洛陽》,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其中部分章節以《唐安史之乱後的河南尹》為題刊於《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8《氣賀澤保規先生退休記念号》,20143月,266280頁。等。

 

[54]相關研究如李裕民《唐代太原的建置沿革》,《城市研究》1989年第2期;《唐代太原的城門與街坊》,《城市研究》1992年第4期;《論太原的城防設施及其戰略地位》,《中國古都研究》第20輯《中國古都學會2003年年會暨紀念太原建城250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2331頁。愛宕元《唐代太原城の規模と構造》,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年,181202頁。

 

[55]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揚州城市結構與工商業、社會經濟的研究中,如卞孝萱《唐代揚州手工業與出土文物》,《文物》1977年第9期,3137頁;史念海《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揚州師院學報》1982年第2期,2128頁;陈彝秋《唐代揚州城坊鄉里考略》,《揚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7479頁;李廷先《唐代揚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愛宕元《唐代の揚州城とその郊区》,收入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357414頁;等等。

 

[56]对成都研究集中在其經濟地位、都市構造與社會生活上,如佐竹靖彥《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四川成都府路地域社会の変貌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52號,1976年,103136頁。嚴耕望《唐五代時期的成都》,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學報》121981年,2364頁;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17791頁;《唐代成都寺觀考略》,《大陸雜誌》第63卷第3期,1981年。王文才《成都城坊考》上、中、下,分載《四川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5866頁,1981年第4期,7378頁,1982年第1期,7078頁;何汝泉《唐代成都的經濟地位試探》,《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6期,8087頁;謝元魯《成都:唐宋城市公共空間的變遷》,嚴耀中主編《唐代國家與地域社會研究——中國唐史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1136頁。

 

[57]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化局《揚州城考古工作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3644+圖版。

 

[58]考古情況參看束家平《江蘇揚州曹莊隋煬帝墓考古發掘成果》,《中國文物報》2014228日第8版。研究成果見冬冰主編《流星王朝的遺輝:“隋煬帝與揚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

 

[59]詳張澤咸《漢唐間蒙古高原地區農牧生產述略》,《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4期,94110頁;《漢唐間西域地區的農牧業生產述略》,《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75318頁;《漢唐間雲貴高原地區農業生產述略》,《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67400頁;《漢唐時期嶺南地區農業生產述略》,《九州》2,商務印書館,1999年,139150頁;《漢唐間東北地區農牧生產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輯,57704966頁;等等。後均收入《隋唐時期的農業》,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60]程喜霖參照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的“中層社會學理論”提出,意指用敦煌材料進行地域研究,見所撰《試論敦煌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劉進寶主編《百年敦煌學:歷史、現狀、趨勢》上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45頁。

 

[61]《光明日報》2007319日《史學》版。

 

[62]參看嚴耀中主編《唐代國家與地域社會研究——中國唐史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50頁。

 

[63]孟憲實、榮新江《吐魯番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5162頁。

 

[64]孟憲實、榮新江、李肖主編《秩序與生活: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65]如李孝聰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一書導言中指出,區域研究是地理學最基本視角。

 

[66]利用歷史地理學研究法對六朝隋唐基層聚落進行研究的成功案例是魯西奇對漢水流域州縣城址、空間結構的系統考察,詳氏著《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中華書局,2011 年。

 

[67]代表性論著如楊際平、郭鋒、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係》,嶽麓書社,1997年;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譚蟬雪《盛世遺風:敦煌的民俗》,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年;孟憲實《敦煌民間結社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三慶《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教與中國民俗的融合》,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年;朱鳳玉《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郝春文、陳大為《敦煌的佛教與社會》,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

 

[68]《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69]目前已出版故宮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館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江蘇貳·南京”(上、下冊),文物出版社,2014年;故宮博物院、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三),文物出版社,2015年。

 

[70]如喬棟、李獻奇、史家珍編《洛陽新獲墓誌續編》,科學出版社,2008年;趙跟喜、張建華主編《新中國出土墓誌》(千唐誌齋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趙君平、趙文成編《新出唐墓誌百種》,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西安市長安博物館編《長安新出墓誌》,文物出版社,2011年;張乃翥輯《龍門區系石刻文萃》,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趙君平、趙文成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毛陽光、余扶危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院新藏墓誌續編》,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趙文成、趙君平等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等。

 

(感謝徐暢女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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