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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

中国古史研究成果与信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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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耿元骊,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唐宋史研究网”2004年12月建立于博客中国。2005年4月29日迁到和讯。拟于2013年9月1日迁到网易。本站非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客,只不过利用免费资源来进行建设,今后如有可能将设置独立的空间和域名。欢迎大家来访问!本站属于非经营性的学术网站。所有提供阅读、下载的文章均为作者提供或者互联网收集而来,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除少数无法获得原发网址外,均标注了引用网址。如有侵权,请权利人来信告知,本站将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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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四十年- 邢 铁  

2017-06-25 21:36:02|  分类: 学人与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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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四十年

          邢  铁


(感谢邢老师信任,赐到本站发布!)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是1977年开始的,到今年已经40年了。

所谓招生制度改革,其实是恢复因文革中断了的考试制度。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第一次考试,初选没有录取,第二年夏天才考上,算是七八级。由于七七级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秋天入学,所以被视为一个群体,合称为“七七、七八级”。从此开始,我一直在高校读书教书,经历和见证了40年来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对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有着亲身体会,觉得有些东西值得写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地方师范院校任教,所写的这些人和事不一定有“代表性”,但都是真实的。


                   大学精神在延续


高校教师的退休制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逐渐确立,此前似乎没有严格的规定或没有执行,加上文革结束以后高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一些知名教授七八十岁才开始带研究生,甚至终身担任教职。所以,我在大学读书教书的40年间经历了四代学人:上个世纪初出生、解放前读大学的是第一代,二三十年代出生、解放初大学毕业的是第二代,文革前读大学、文革后读研究生的是第三代,我们“七七、七八级”可以算作第四代。至于文革后期毕业留校的老师,也就是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年龄与我们这一代接近,不能算是单独的一代。

这四代老师的风格、学问和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但有着相同的精神和追求,四代老师传承的是教师职业和历史专业,也传承了教育事业和大学精神。

第一代老先生在我们入学的时候已经年届古稀,曾经被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好的国学功底,而且都曾师从名家,治思想史的张恒寿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刘文典先生的学生;研究文献的王树民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从禹贡学会时代就从事学术活动;搞美国史的黄德禄先生曾留学美国,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职务。称他们“老先生”不只是因为年长,主要是他们有传统的士人精神。当年在校园里看见他们的身影,我就会想起钱钟书先生说的做传统学问的“荒村野老素心人”,想起拄着拐杖定时散步思考的康德。

这一代老先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共和国,也经历过解放前的战乱和解放后的政治运动,所以不像解放前的大学教授那样放肆张扬,也不像后来影视剧描写的那样猥琐,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很得体很有涵养。张恒寿老先生属于清醇儒者、光风霁月的“狷”者,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也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参与对胡适、傅斯年的批判,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但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不曾动摇过,表达分寸也把握的很好。文革结束后张老担任过民盟省委委员、省政协第四届常委。1988年教师节河北电视台采访他,他没有说现在多好多满意,只是说现在可以说真话,不用说假话了。弄的年轻的主持人很为难,接不上去。其实,这正是张老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他们看重的不是生活待遇,也不是当家作主,是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第二代老师当时四五十岁,给我们那两届上课的主要是他们。胡如雷老师和苑书义老师在文革以前已经小有名气,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刚提升为副教授,学术上也很活跃。不过,这个年龄段的老师中有名气的就他们两位,其他人都很一般。1958年搞“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用出身好的年轻教师取代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正好赶上了,一大批人,有的甚至是三年制的专科生,被留下来当老师了。这些老师读书的时候运动不断,反右、大跃进、四清,留校后又赶上文革,光搞革命了,没读多少书;还有,冒犯地说,这批老师当初被选中留下来,并不是因为专业好,主要是出身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不适合搞专业。

这一代老师与第一代老先生相比,传统的士人精神整体退化,个性也少了。只有胡如雷老师是个例外,他与张老的“狷”者性格不一样,属于耿介的“狂”者。他是阎锡山的堂外甥,解放前夕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阎锡山撤离大陆的时候劝他出国留学,他说共产党不错,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阎锡山说你不懂,共产党是先甜后苦。也没能说服他,他还是留了下来。解放后历次运动胡老师都挨整,文革结束后成为统战对象,受到了重视,先后当上了省人大第六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七届和第八届常委。他晋升副教授的消息还在1979年6月27日香港《华侨日报》刊登过《文史精华》1993年5期也以《坎坷的遭遇 多彩的暮年》为题介绍过胡老师的经历和成就。无论挨整还是走红,胡老师的耿介性格都一如既往,有话就直说,不会拐弯抹角。而且不拘小节,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跟他交朋友,每年教师节和春节都去家里看望他,他每次都问部长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弄的大家都很尴尬。

我们学校这两代老师中有好几位著名学者,不只是历史专业,还有中文系萧望卿先生,是闻一多和朱自清的研究生,研究陶渊明的权威;朱泽吉老师是余嘉锡的研究生,研究明清文学的大家。历史系和中文系这几位学者在专业圈子里被称为“硕儒”,属于被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在时代风云变换中坚守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士人精神。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象征,营造出了地方师范院校少有的学术氛围,奠定了我们学校文史专业的层次和走向,也使我们一开始接触专业就有了高山仰止的机会和追求。尽管难以风景再现,也由此得以薪尽火传。

第三代老师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农村劳动耽搁了很多年,文革结束后考取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已经40岁左右,过了做专业研究和教学的最佳年龄,已经不是引进师资的最佳选择。当时苑书义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他知道我们系这个年龄段的老师大都不能胜任,就排除阻力引进了10多位刚毕业的研究生。其他专业也有引进,但比我们力度差多了,我们是整体“换血”。这些研究生毕业的老师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当过红卫兵造过反,也有过痛苦的反思。特殊经历使得他们跟前面两代老师明显不同,有的过于关注学校以外的事情,沉不下心来按部就班地做学问;有的善长跳跃式的辩论,不习惯缜密连贯的思维;也有的人性格怪癖,讲课的时候任马由缰,经常跑题…… 不过,他们中间有几位成了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在前面两代老师退下来以后,为我们的历史专业支撑了很多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都毕业名校,师从名家,自然续接上了我们专业第一代老先生的学术精神。最有成就的是北师大毕业的沈长云老师,是先秦史领域公认的学术权威,后来我们申报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学术带头人。

第四代就是我们“七七、七八级”留在历史系教书的这些人,包括外校调来的这两届毕业的老师。我们大都是50年代出生的,文革开始的时候读小学或中学,中学毕业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考上大学以后才有机会正规系统地读书。尽管我们都很用功,但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读书年龄。好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代老先生还健在,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也是这一代老先生,我在云南大学读的研究生,导师李埏先生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我入学那年李先生已经68岁。能跟这一代“中国最后的知识分子”接触一下,亲炙他们的教诲,真的很幸运。这一代老先生教给我们专业知识的同时,也给我们传授了一种大学精神。所以,这些年不论外界怎么变化,不管有过多少彷徨与无奈,我们的价值观念没有改变,对传统学问有着一如既往的敬畏。不过,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有缺陷,对老一代的学问和精神只是知道,没有真正学到,达不到老先生那样的精神境界,也很难有老先生那样的学术成就。

与第二第三代老师相比,我们“七七、七八级”这一代的士人精神明显萎缩了。我个人体会,主要是高校“官学合一”现象造成的。原来高校的领导属于行政干部,划分行政级别;教师属于专业人员,划分专业职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领导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专业好的教师陆续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对于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是必要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学校的主要领导都是专业人员出身,做领导以后“双肩挑”,继续是专业人员,而且是水平最高的专业人员,自然成了职称、课题和奖项评选的权威,掌管着学术资源的分配,也掌握了普通教师的命运。久而久之,形成了高校的“官本位”和相应的学术腐败问题,把我们这代人本来就欠缺的士人精神消解了。

第一代老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陆续退出,现在大都不在了;第二代老师多数在90年代退休,健在的也不多了;第三代老师在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也退休了,已经卸去了教学任务,身体好的还可以做自己的学问。从进入新世纪开始,我们“七七、七八级”这一代就成了教学的主力,已经支撑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退休了。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这四代人的40年是一个完整的时期,随着我们“七七、七八级”的陆续退出,现在到了翻篇的时候了,因为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比较接近前面三代老师 ,跟现在的年轻人差别比较大。不过,总的看来,在这40年岁月里,在四代老师的代际更替中,我们的大学精神、我们历史专业所特有人文底蕴没有中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了

               

  用“文”之地在拓展


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第二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大会的讲话中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推翻了文革期间的“两个估计”,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那些年文件和报纸常把“科技”和“教育”并列,简称为“科教”,教育也重新受到了重视。加上高考制度的恢复,国家对教育投入加大,我们学校的教学逐步正规化,设施全面优化,老师们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后的十多年间,老师们心情很舒畅,“秀才”有了用“文”之地。

一是职称晋升的制度化。自50年代开始,仿照解放前的做法并参考前苏联的制度,对高校教师的技术职称做过评定,但不连贯,有时候间隔很多年,到文革期间职称评定就完全停顿了。第一代老先生的职称大都停留在讲师和副教授,教授很少;第二代老师四五十岁了,只有少数人是讲师,多数还是助教,有的就没有评过职称。

邓小平同志1977年9月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的时候,专门提到了职称问题,指出“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从1978年开始,老一代的张恒寿老先生评为教授,第二代的胡如雷老师和苑书义老师评为副教授,其他老师陆续评为讲师。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高校教师的职称是很神圣的,讲师就很有学问了,副教授已经不得了,那几年一些影视剧中搞对象最理想的女主角往往是“副教授的女儿”,因为大家觉得教授很难当,他们早就应该是姥爷姥姥了。从那以后,职称的评审虽然不断改革调整,但没有停顿过,先是两三年一评,后来改为一年一评,已经制度化了。

我是1987年开始参评职称的。由于多年积压,我们“七七、七八级”一拨儿,文革后期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一拨儿,还有几位第三代的老师,三拨儿人挤在了一起。讲师指标少,我们几个年龄小的被安排在科研系列,评为“助理研究员”,也相当于讲师。到评副教授和教授的时候,破格不占指标,我和我们年级的董丛林可以走破格,才不跟大家一块儿挤了。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轻老师评职称的时候就顺畅了。历史专业是我们学校文科专业中学术力量最强的,教授、副教授的比例一直高于35%的平均线。在2009年教授定级评审中,我们历史专业的二级教授(院士为一级,文科没有院士,二级就是最高级)第一轮就评上了5位,远远超过了人事部门规定的占教授总数10%的平均标准。

教授、副教授的年龄也在逐年降低,第一代老先生大都是到古稀前后才晋升教授,第二代老师50多岁,第三代40多岁。我评教授的时候39岁,学校领导座谈的时候曾说我们可以“当一辈子教授”。现在我们专业很多教授的评聘年龄已经降到35岁左右,有了30岁以下的副教授。不过,跟我们读书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校园里到处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教授,白发飘逸的老先生很少了,让人感觉少了些沉淀,有些单调和寂寞。

二是老师们学历层次的整体提升。第一代第二代老师有研究生学历的很少,只有张恒寿先生、苑书义老师两三个人。第三代多是文革以后考上的研究生,再加上我们“七七、七八级”这一代读研究生的陆续毕业,到80年代中期,我们历史专业老师中有硕士研究生学历达到1/3以上,在我们学校各个专业中遥遥领先,放在全国其他大学也是高的。到90年代开始重视博士,我们专业引进了几位新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同时又让我们这批40岁上下的老师去外校读在职博士研究生,到我们读完毕业,我们历史专业有博士学位的老师达到半数以上。最进几年随着第三代老师退休,新来的年轻老师清一色的博士,目前我们历史专业的老师90%以上都有博士学位。

当年在职读博士学位的主要是我们第四代“七七、七八级”,早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还有文革后期毕业留校的老师年龄大了,我们处在不大不小的年龄,按上边的规定,我们这个年龄段没有博士学位不能当博导,不读不行了。我是43岁去南开大学读的,已经当了4年教授,带了两届硕士研究生,儿子是我读博的第二年考上大学的。我们一起去的情况都差不多,秦进才和董丛林比我年龄还大,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同学。秦进才是七七级,我俩在南开住一个屋,我尊称他为“室兄”,毕业的时候他都50岁了。

我们读博很不容易。我的导师张国刚教授长我一岁,原来我们一直互称师兄,他的导师杨志玖先生和我的导师李埏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我们属于同一个学缘辈份,他给我发邮件一直称“邢铁兄”,我却必须改口叫张老师了。我面相苍老,有一次张老师请我们同学吃饭,我坐张老师旁边,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把我当成了长者,总是把菜转到我的面前,我屡屡示意往张老师面前转。同一届的小师妹小我18岁,她爱人是军官,第一次见面她介绍说这是邢老师,军官啪一个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吓得我赶紧解释自己的身份。我们最害怕的是毕业答辩这一关,不是不会,是心里难受。答辩委员中有同龄人,遇上一两位居高临下的,会让我们很尴尬。好在我答辩的时候赶上“非典”,不能请外地专家,天津市的几个老先生领着走了个过场。算是上天的眷顾。

三是办学层次的逐次递升。现在的河北师范大学是1996年由原来的河北师大、河北师院等四所师范院校合并的。合并之前我们的历史专业属于河北师院历史系,自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本科学历教育,合校的时候原河北师大的历史专业还是专科,合校以后统一成为本科了。

我们1978年入学的时候,历史专业培养本科生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文革后期招收过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从我们“七七、七八级”开始又恢复为四年制了。原来每年招40至80名学生,现在维持在100名左右,在校本科生有四五百人。历史学属于传统专业,规模扩展比较慢,我们学校的整体发展更快,当年我们在宣化读书的时候全校才1000名学生,初搬迁到石家庄以后3000 人,合校以后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很快突破万人,到今年在校本科生已经超过两万人。

我们历史专业有教授给本科生讲基础课的传统,我们上学的时候第一代老先生年事已高,只有年届古稀的潘炳皋副教授和阎应清副教授讲过中国历史文选,第二代老师是讲课的主力,我们年级的中国古代史唐五代部分是胡如雷老师讲的,苑书义老师开过太平天国史选修课。后来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带着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坚持每年给本科生讲课。去年入学的2016级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基础课,第一学期由63岁的秦进才教授讲前半段,这学期我接着讲后半段,可以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度过60岁生日。

我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是1982年开始的,是全校招研究生最早的专业。开始的时候只有张恒寿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和胡如雷老师的隋唐五代史两个方向,黄德禄先生的美国史与北京师院(今首都师大)联合培养,第二年苑书义老师开始招中国近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最初每位导师三年招一届,每届两三人,在校研究生只有七八个。后来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覆盖了中国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和考古学各个专业方向。所有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乃至新来的有博士学位的老师都成了研究生导师,多数老师连年招生,在校的硕士研究生达200人左右。我自己私下回顾了一下,自1996年开始,我已经带了10届37位硕士,现在在读的还有8位。

合校以后办学力量强了,有了申报博士点的条件,我们历史专业从1997年开始申报,到2003年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中国古代史也获批准。所谓申报,并不只是填表准备材料,还要到各地找专家评委,戏称为“跑点”。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祖先创造的的汉字真形象,“跑点”的“跑”就是拿着提包撒开脚丫子到处窜。这样做当然是不合适的,却又不能不去跑,因为竞争很激烈,各个学校都在到处跑。

前两次申报的时候我就带着材料去过好几所学校,找评委专家介绍我们的情况,请求支持,没有成功。2002年年底准备再次申报的时候我刚做院长(就是系主任,合校以后“系”改称“学院”了),到了奋力一搏的时候,我在南北各地奔波了一个多月。有天晚上我住在宾馆里,还要与各地沟通情况,为了节省手机话费,开通了房间的长途。第二天结账的时候,竟然用了200多元的长途话费,服务员还以为弄错了。我生性木讷,不善交往,身在此位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评委都是大专家,都有性格,求见很难,交流也很累,往往是越小心越出错。去中山大学拜访一位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对我的一句话发生误会,当即大怒,拍着桌子把我训斥一顿。我们一同去的老师忍不住想发作,我一再示意不要说话。后来见了中山大学的领导,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已经生病,情绪经常失控。好在后来澄清了误会,老先生还是支持了我们。现在我带博士研究生已经10 年了,有一年在全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我代表导师讲话,我说大家的专业虽然不同,博士学位代表的是同样的大学精神,高学位代表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希望大家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精神高度。看着台下庄严整齐的博士帽,我不由的想起了自己当年“跑点”的狼狈状,五味杂陈。

回头看这40年,我们的历史专业尽管没有“跨越”式的发展,却是按照教育规律一步步前进的。自90年代后期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以来,也就是扩招收费、自主择业以来,学生的就业压力大了,对老师们的教学工作也有影响。历史学属于传统专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很困难,甚至面临生存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安排招生计划要考虑市场需求,参考往年的就业率,南方有几所重点大学的历史专业曾经压缩规模或隔年招生。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学校虽然是地方师范院校,我们的历史专业一直在持续地平稳地发展着。


                   后顾之忧在减缓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教师的政治地位提高很快,我们省从高校教师中培养提拔了很多民主党派干部,我们学校就出了一位省政府副省长、两位省人大副主任、四位省政协副主席,还有一些厅级处级领导。但是,从整体上看,高校教师的政治地位提高以后生活待遇并没有随之调整。80年代后期,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由农村推向城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工资的增加滞后于物价的增长,原本属于高薪阶层的高校教师的实际收入降低了,社会上曾经出现了“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也就是“脑体倒挂”问题。加之当时生产生活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出现了“官倒”和腐败,老师们的心理有些失衡。这种情况存在的时间不长,进入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渐趋成熟,中央也逐步提升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高校教师的工资和住房条件都得到了改善。

文革前的高校教师特别是“高知”属于高薪阶层,五六十年代张恒寿老先生做副教授的时候工资206元,这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因为当时物价特低,普通工人的工资不到30元,张老的工资相当于七八个工人。讲师七八十元,也相当于两三个工人的工资。甚至文革期间还是这样,高校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工资也没有降低。现在看80年代中后期的“脑体倒挂”问题,我个人揣测,很可能是其他行业特别是个体户的收入上来了,高校教师的工资增长慢,差别缩小,“高知”高薪的优越感少了。其实,与普通干部职工相比,高校教师的待遇一直是高的。

我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到高校任教,工资定为82元,在我们双方家庭中我的工资是最高的。那几年工资增长比较慢,额度也小,记的有一次教研室开会,有位老师说我们的工资有希望突破100元,我们都很兴奋。进入90年代以后高校教师的工资增幅加大,调资的频率也快了。更重要的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高校教师增加工资主要不是靠年限普调,而是职称的晋升。82元是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的起点工资,后来呈加速度增长,距离很快拉开了。毕业后的11年间,我陆续评为讲师(助理研究员)、副教授、教授,每次工资都增加一大块。后来学校评“学术带头人”和“岗位教授”,省里评定教授级别,都跟工资挂钩。到今年我在高校教书32年了,与最初的工资相比增加了150多倍。即使考虑物价等因素,对比一下工薪阶层其他行业,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应该知足的。

我们历史专业不是实用学科,老师们的其他收入很少,做专业研究写论文专著很难见到经济效益。八九十年代我们刚开始做专业研究的时候,没有能力出书,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发表一篇论文就可以得一笔稿费,顶两三个月的工资。我给我爱人第一次买礼物,220元的英格小坤表,就是用的《中国史研究》1985年3期上一篇论文的稿费。后来不行了,倒了过来,不只是没有稿费了,刊发论著还需要自己贴钱。我毕竟有了些资历,发表论文可以不要钱,出书还是要拿“出版补贴”。不过,从90年代后期开始,各种名目的课题费多了起来,学校的厅局的省级的国家的都有,现在我们历史专业所有的老师都有几万到十几万的课题费。我们可以用课题费出书,还可以买书、买电脑之类的教学设备。曾经有人说我们的课题费是变相的生活补贴,虽然尖酸,也有一定道理,因为省下了自己的工资,等于增加了收入,也可以说是补贴了生活。好在最近有关部门出台了新政策,用部分课题费补贴生活已经名正言顺了。

我们学校教工住房紧张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搬迁到石家庄以后。原来在宣化的时候学校占地面积很大,有家眷的老师像附近的农民一样,在家属村住单门独户的平房小院,单身老师住办公区附近的单间,年龄大的老师在北京和平里留守处有单元房。1981年刚搬到石家庄的时候住房开始紧张,老教师才能分到两间的小单元,年轻老师只能住教学楼或办公楼的单间,还有的住在临建的平房里。1984年盖了两栋四层的高知楼,四室100平米和三室80平米各24套,这在当时已经属于最高级别的“豪宅”,主要是给第一代老先生盖的,第二代老师住进去的只有几个人。

前面说的第三代研究生毕业的老师,来我们学校的时候都已经40岁了,只能到附近郊区租房住,学校给补贴。我刚来的时候只分到一间14平米的“筒子楼”,这本来是做单身宿舍或办公用的单间,楼道两边门对门,说话都听得很清楚。一层一个厕所兼水房的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煤气罐加煤炉,一家一摊儿,油盐酱醋随便混用。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一看锅碗或菜刀没有了,原来被外面的农民工给拿去用了。我们都习惯晚上看书,需要等孩子们都睡了,没有电视声音了,才能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情。那些年各个大学的情况都差不多,我们也不觉得多么苦。

我们学校家属院(现在的西区东院)本来有空地,没有经费盖不起来,闲置了好几年。90年代初省里来了一位思想比较超前的领导,搞了“三点式”集资方式,省厅、学校和个人各出1/3,才把宿舍楼盖起来了,住房情况就缓和了。我们“七七、七八级”这些人先是分到了小单元,不久都住进了学校的高知楼。房改的时候,学校的宿舍楼包括高知楼也需要买,我们有些不理解不情愿。现在回头看,当年的所谓“买房”简直就是白捡,仍然属于福利分房。这些年学校的住房条件改善很快,我的研究生留校工作后的住房比我的还好。现在我们学校引进高级人才公告上罗列的待遇首先就是提供住房。新来的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买房子,学校的补贴幅度也比较大。

搬到新校区以后,在校园里面盖了教师公寓楼,分为高知、中知和辅导员三种户型,有1200多套,刚参加工作的辅导员也可以住上两间的单元房,很方便也很优惠。去年装修公寓楼的时候我接触了一些农民工,有一次遇到两个老乡,听他们讲了很多不知道也想不到的现实情况。相比之下,我切实地感觉到高校是个适合自己的好地方,自己还算是生活在社会的上层。


变化发展在路上


岁月不留,从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到现在已经40年了。我们学校这40年的发展变化确实很大,而且是全方位的发展变化,从宣化洋河滩到省会石家庄,从高校合并再到搬迁新校区,我们历史专业的学历教育也从本科到本硕再到本硕博,逐次递升…… 老师们的精神状态、教学环境和生活条件也随之跟进。与其他高校一样,我们这里也存在着一些体制上的管理方式上的问题,好在变化和发展并没有终结,改革还在继续,一切都还在进行中。

写这篇文章期间,学校让我填写《高级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审批表》,我已经是60岁的老人,到了发挥余热的年龄了。回头想想,可以欣慰的是,在这40年的时间里我没有懈怠过,能做的都尽力做了。我很羡慕现在的老师们,羡慕他们年轻,羡慕他们知识结构的完整,也羡慕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去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新的使命给我们历史专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年轻的一代会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大学精神,会比我们做的更好。  

                        原载《文史精华》201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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